爱华网李安的“气”很特别，像一个圆，把所有锋芒裹在里面。李岗用月亮来比喻他，“吸收和反射，从不去争什么”。散发出淡淡的月华。
文/孟静
李安这一段时间绕了地球两周，大陆之行3天跑了3个城市，也许上天为了补偿他那6年的赋闲，让他在37岁后变成一个没有闲暇的人。从第一天到北京起他就哑着嗓子，旧伤复发的脚微跛着，采访中几次咳嗽得满面通红，唯一的助理抓着两瓶川贝枇杷膏说:“导演昨晚一宿没睡。”李安说:“弘一法师也喝这个，当然他比较复杂，是肺结核。”面对川流不息的合影、签名、采访要求，李安总是尴尬地笑着，顶多轻声央求:“今天加了采访，明天可以少一点吗？”他委屈又不敢提意见的样子很像小孩子，大睁着眼睛，一咳嗽眼泪汪汪，好友张正良说:“他个性就是这样，常常傻笑，惹人怜爱。”和他关系最好的弟弟李岗说:“这么多年，我看到过最原始、真实的李安，这么虚的世界，他真的本质没有变，俞秀莲对玉娇龙说:‘要真诚地面对自己。’他真的是一个真诚的人。”在某节目做客时，他马上要赶火车，工作人员与他合影，照完后大家忘了，只有李安指着拍照的人说:“他没拍呢。” 相信李安团队的女性工作人员和所有女记者一样，不由自主地要怜惜他，他就是能激起女人的母性与保护欲。李安对内地媒体说他是strightman（异性恋），本刊记者开玩笑:“你这次的尺度很open。”他有点吓着似地说:“我是不是说错话了？会不会有麻烦？别人问我，我只好老实讲。” 这次李安来大陆是为宣传他的自传《十年一觉电影梦》，他每得一次奖，这本书在台湾地区就会加印一次，但销量也和他的性格一样——微温。这本书基本可以概括为“坚持就是胜利”，李安用等待、隐忍、与世无争换来了最需要与人拼争的一项事业的大成。李安整整修改了一年，把所有得罪人的话都去掉:“锐气是惹麻烦的事，不是吗？”他从不觉得演艺圈复杂，因为他依旧活在自己单纯的小天地。 有种说法是当一个人目标明确、渴望成功，他就携带一股“气”，周围人全能感觉到，并不由自主地帮助他实现理想。李安的“气”很特别，像一个圆，把所有锋芒裹在里面。李岗用月亮来比喻他，“吸收和反射，从不去争什么”。散发出淡淡的月华，他的额头上仿佛写着“太极”二字。“有一天我觉得我的心态是病态的话，我绝对不会去拍电影，如果我的心态已经累到扭曲、病态的话，我不应该把这种病态的东西传递给我们观众。”他说。 父与子 李安祖籍江西永安市得安县，所以他名字里有“安”。父子关系是他前3部电影的主题，父亲是长子，李安也是;父亲是中学校长，士大夫家庭的观念长子要读书做官。李岗说:“爸爸最讨厌的两种人:演员、船员，这两个儿子当时一个念影剧，一个念航海，爸爸平时很没面子的，那些朋友问小安在干吗？念电影，他都说不出口。李安都已经是世界大导演了，那时候台湾的‘北艺大’成立了，他回来的时候，爸还跟李安讲:该回来教书了吧，做点正经事。高一时李安插班，父亲拿了一张测性向的表让他填，和我们的文理分科类似，上面几百个科目，李安没一个喜欢的。”父亲问:“你喜欢做什么？”李安说:“我想做电影导演。”所有人都笑，李安自己也笑，没人以为这是可能的事。尽管极力反对，临门一脚时候父亲还是给他买了16毫米摄影机，闲在家里的6年，除了妻子的微薄收入，台湾的家也不时给李安接济。李安把和父亲的关系比喻为相爱一场的缘分，他一生中唯一对父权的反抗是在艺专时跑江湖式的演戏，回家后晒得黑黑，父亲说他。那时李安已经20多岁，他站起来进屋。“我离家越远，我的能力越强，一接近父亲，人就蔫了，做事也不灵光了，想到我连大学都没有考上，就会有一种自卑感，他越壮，我越弱，他越年老力弱，我就感觉自己越来越壮了。”在《绿巨人浩克》里，李安特意安排了一场戏，把父亲的影像用中子弹炸开，意外的是父亲居然说喜欢。 头两年李安都落榜了，李岗说哥哥那时有点“疯疯癫癫，连父亲都不大敢招他”，派李岗作跟班看住他。在台南车站，目送着比李安成绩还差的一些同学上车，李岗听到一阵哭声，回头一看是哥哥。李安很烦参加授予荣誉博士的过程，来回要耗上3天，但第一次被纽约大学授予的时候，他非常开心，因为父亲希望看到这一刻。拍到第8部电影时，李安才摆脱父亲的影响，连行走坐卧都会带给李安压力的父亲也过世了。父亲走的那天是情人节，李安很悲伤地打电话过去，家里请的女佣正在放很好玩的流行歌曲，“我收到的是很有喜感的一个信息，所以人生是混杂的，悲剧和喜剧看你怎么看，我觉得好像也不应该这么分，人生毕竟不是一个剧，一个剧有始有终，你的感受有一个很具体的东西，我觉得人生是很复杂，不是喜剧，有时候有戏剧感，可是毕竟不是喜剧。”他在第二天决定接拍《断背山》。 夫与妻 李安的妻子是客家人，兼有传统女性的坚韧与科学家的理性，他们最大的合拍在于价值观的相近。李安失业时太太从不逼他，“我发呆，跟做什么，她也看不出来，很好打混的，我就说，电影非得这样做，这样我才有灵感，灵感不是我去找的，灵感是来找我，她真信。我太太有一点很可爱的，你只要看起来在努力做什么东西，她不问你有没有成就，有没有赚钱衡量你这个人，她这个价值观对我的鼓励很大。”嘴里说着打混，心里却异常难过。二儿子出生时，卡里只有43美元，李安问自己:“上帝派我来，难道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吗？”他的同学们纷纷改行做剪接等工作，等着拍片机会，可是只要转了行，就再也当不了导演。“我觉得命运很奇怪，为什么这么捉弄人？我不会觉得自己无用，拍电影时候是有用的，我自己有天分，我也是很聪慧的一个人，如果我笨笨的，我太太也不会说让我写剧本，总之我跟别人不一样，跟一般世俗的人不太一样，我觉得世界很奇怪，不公平，可是那种公平，我不喜欢，我希望这个世界是跟我太太想的一样，你只要努力，你有灵气，不一定说实在的东西，我也不是用43块钱来衡量我的人生价值，我只是觉得很感伤。为什么人生是这样的，我觉得人应该有精神生活，电影对我来讲，是非常清晰的。对于别人来讲，看不到我脑筋看到的东西，是很无能的，所以一方面觉得自己很无能。另外一方面觉得精神生活和命运怎么会是这样的，我小孩又出生了，这个小孩我要告诉他什么，我接太太出院，也不晓得，就觉得人生有一种很苍茫的感觉。” 以前李安出门时会包几百个饺子，给讨厌做饭的太太预备下，这次出门太忙了，他改包馄饨;太太迁就他的方式是陪他走奥斯卡红地毯，脚上绑着她最恨的高跟鞋，画一张假脸，李安模仿她的姿势仰面一躺。“这个人给你们弄一晚上，爱怎么画怎么画，所以我还得监督一下。我想那个场合对她也是挺难受的，大家反正都是彼此凑合。有时候也是取一个中间值，在里面中庸一下。”李安一家住的房子还是二房一厅，常常有礼车送他开不进去，被邻居看到，让李安觉得很没面子。别人花钱请李安坐头等舱，他太太坚持坐在经济舱。 李安把失业称作耍赖皮，这6年的赖皮，奠定了他的亲情基础。“所以现在我在外面跑，他们还能过自己的生活，也没有嫌弃我，在我撑到不行的时候，给我很大的鼓励，很大的安定感，这是那6年定下来的。” “不是我选择电影，是电影选择我” 记者:你落榜后都做了些什么？ 李安:一筹莫展，第一次就坐在那边，我都想哭，第二次跑到海边去，因为我感觉没有脸面对家人。我第一次想到的是对不起我的亲朋好友，我的家人我的老师，但没有想到自己，所以可能有一些躲避的心理。我就一个人跑到海边去散步，我只是觉得没有办法面对他们。 记者:你怎样摆脱这些阴影？ 李安:其实我到现在做梦还会梦到考数学吓醒，我想有些东西是根深蒂固的，有些阴影已经变成你个性的一部分，你要跟它共存，把它当朋友。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你处理的方法又不太一样了，有新的东西出来，那都是一种属于三维性的创造。其实说起来，我这个人没有经过大难，很多人受的灾难比我大得多的，我算起来还是温室里的花朵。落榜生就不得了了，反过来可以拍那么多的电影。 记者:很多人好奇你那6年怎么撑过来的？完全没想过改行？ 李安:不能，改变不了，改变不了可能是心理上不愿意改。因为我知道，我做电影是很有天分的，我自己晓得，不做电影什么东西也不是。所以如果我要选择的话，我当然是做电影，如果我不去做电影，真的是改行，我想一辈子都悔恨。其实就那么简单，我就耗耗耗，等等等。我觉得不是我在掌控命运，我觉得我真的是电影的奴隶，我第一次决定不要重考大学，我要念戏剧系的时候，我父亲听到我这样，就没有办法了，也不再逼我考大学。我跟他说，我觉得我是属于这方面的，是戏剧选择了我，不是我选择了戏剧。电影这种东西，是它选择了我，我是它的奴隶，我一直被它操持。 记者:你不是有意选择了电影，而是命运让电影选择了你。 李安:大学落榜，当然我不是故意的，故意考不好才去念艺术，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我是真的紧张，真的吓坏了，一看数学题，好多不会做，就开始发慌了，一慌不可收拾，兵败如山倒。两次考试都是这个样子，得失心太重了。我的得失心，跟功利主义有关系，因为中国是阶级制度，考试考不好，出来做事不见得灵光。我觉得读书把脑子读坏了，还好没去读好大学，考了大学有的人就不敢做了，眼高手低。像我们喜欢做电影、戏剧，他的生存意识，他的艺术才华，跟他的灵活很有关系，知识有时候会造成一种障碍。我自己身受其害，我到现在还在想挣脱它，因为我脑子里总要有对错的观念，用这种方法去评判。衡量一个孩子有没有出息，我觉得其实对很多孩子很不公平，很多天才被扼杀了，很多天分可能被压抑了。我自己是经历这样的压抑，所以人家就说我的片子共同主题就是压抑，为什么这么压抑我也说不上来。就是常年在这种功利的观念里，在我们中国社会里，很多观念，包括道德、行为标准，都有一种压力。可是我觉得艺术是要解放，是要活泼自由，是要看到内在不规律的东西，没有对或错。比如《色·戒》，我就挣扎很久，不晓得该不该拍，我很怕，因为我都觉得王佳芝做的是一个绝对错误的事情，可我真的很同情她。怎么办？这里面有道德的成分，有挣脱，如果考试绝对正确答案，她应该把易先生杀了，绝对不能放他走，但人生根本不是这样的事情。 记者:你什么时候开始对导演这个职业有概念？ 李安:我小时候，只知道李翰祥导演。后来我知道有一个叫比利·怀德的导演，我在初中时候注意到，他的电影出来，不光是豪华，而且很有意思，大概这两个导演。后来误打误撞，进了艺术专科学校。到了第二年，我开始看艺术电影，看伯格曼、费里尼，我才意识到，导演原来是这么重要，他是一个作者。我一直希望做一个脍炙人口的电影，一种社会现象，太有意思了，看完艺术电影后，我才知道原来电影还有深度的，也可以严肃，也可以探讨人生，所以在那方面也去用心。所以我的电影如果说脍炙人口，就是它的通俗性，深入人心的东西，是我自我培养的兴趣。其实我这个人比较晚熟，有的人可能很早就知道了，我要在大概19岁才开始萌芽，才有些想头，我现在四五十岁可能才在想别人20岁就想的事情。
记者:所有华人导演最羡慕你的，就是你可以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游刃有余，哪一部电影让你感觉到已经掌握了进入西方人内心世界的钥匙？你在这个过程中是顿悟还是有某种方法论？
李安:自然发展啊，我刚开始在美国拍中国片，头两部，很自然有一个美国班底，从制作到编剧改编、帮忙到后期制作，这是习惯了。和我在电影系和同学合作，连上了。把这些东西带回台湾，以后可以接受挑战拍西片。我很多包括英语、对西片的了解都是由于拍片的关系，因为有个过渡期，一拍很成功，两部三部。但是我很想拍国内片，因为不能老拍西片，所以我就回来，把那些东西带回国，就变成两面，自然发展。 比如说我，比如说吴宇森导演，并不是我们跨文化做得好，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英文比人家好，那些东西比我们好的人多得太多。我想是我们对电影的天分，在我们本身电影的园地里，做出一些作品受到肯定后，把这个东西回馈给美国的市场。这些电影不是我们一个人，一个晚上能做成的，一个片子要搞一两年，这么多人帮助你。像张艺谋导演常常说，拍美国没有那么可怕，我觉得他真的可以试试看，语言的障碍可以克服，文化障碍可以跨越，很多人帮你。我觉得你要做明智的决定，你的电影感好，这是重要的。我第一次做《理智与情感》的时候，觉得简直不可能，但既然人家雇我了，我觉得不能让亚洲导演没面子，就拼命地去做，做过以后，回头看也没什么。你只要用功，不用心的话，自己家的事情都会搞错。其实没有那么轻松，像台湾讲的鸭子划水，别人看着很轻松，有很多细节要处理，其实导演很多时候，因为要处理很多琐碎的东西，要很有耐心。跟我太太做实验一样，每天做的东西，很有耐心，久而久之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 记者:没有捷径可循？ 李安:慢慢的，每部片子都不是我一个人做，都是带一群人，长期做做做。我在台湾地区成长，在美国拍片，回大陆拍片，自然形成。其实在大陆，现在西化也很快，电影不是用影像说故事，没你想象得那么困难。你旁边有个帮你的人，可以避免很大的差错，我选片不是随便选，都是我比较有把握的才选。 记者:这人是谁，是你的编剧詹姆斯？ 李安:詹姆斯是第一关，然后后期剪接蒂姆。还有很多工人，我要跟很多工作人员学。 记者:《理智与情感》是你第一次拍名著、拍西片，面对名演员艾玛，你当时畏惧吗？ 李安:那时会，英文讲不好，又是奥斯汀的东西，感觉很憋。又是艾玛写的剧本，得过奥斯卡，英国演员她都很熟，老是感觉在人家地盘上做事情。刚开始我只提供一些想法，慢慢对所有东西的诠释大概拍到一半我才提出来，后面就比较容易了。 记者:书中讲到对《卧虎藏龙》的一整套营销以及在奥斯卡排座的故事，你还说陈凯歌:“你几岁了，还在比赛？”你怎么应付这些你不在行的事？ 李安:其实奥斯卡很好玩，它很现实的，我落榜过很多次，所以从落榜生到奥斯卡足足有20多年，所以没有拿到奥斯卡之前，经历过好几次。5个入围的人，都坐在边上，那边有一个穿礼服的摄影师，5个人不晓得哪个，就这样随时准备着。一宣布，其他4个人就统统没戏了，我就有一次《饮食男女》，得奖的在我前面，刷一下就是他。太现实了，他跑上去了，其他4个人就不存在了。当然我得奖，我知道其他4个人的感受。全世界都在看，当然奥斯卡很重要，你要传出去的信息，你的主题，全世界都在听。这是最大的舞台，绝对不是一个电影艺术价值的标准，也没有人把它这么当真，可它是最有名的一个奖，所以你站在上面讲话的时候，全世界都在看。那时候有一点压力，上台以后，就是看到这个景象，叫什么？华盖，真的是最美丽的服装，最大牌的明星。 记者:你说过:“锐气是惹麻烦的事”，但导演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张扬的职业，要经常骂人，你的形象和导演相差特别远，在这行却很成功。 李安:我觉得导演不用骂人，锐气可以用在骂人上面，也可以用在工作上面。其实可以和和气气跟人家讲，不影响作品的锐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导演你要有远见，你的想法要把它讲清楚，知道怎么控制，没有必要发脾气，发脾气是没有办法。对我来讲，我不喜欢发人家脾气，我现在会。 记者:是因为现在地位高了吗？ 李安:现在地位高，年纪比较大，发脾气是需要体力的，我也很少发脾气，不舒服。 记者:尽管你很少发脾气，但演员却被你折磨得筋疲力尽，章子怡说过《卧虎藏龙》是她最压抑的一部戏，梁朝伟在收工后必须喝醉了才能回家，你是用什么办法激发他们的潜能的？ 李安:不外乎把标准告诉他们，当他们觉得难做到，心里有压力，如果再去逼他，不是骂他，是一遍遍试着达到标准，或者他要演的本身是有黑暗面，比较有挑战性。演员投入嘛，进入黑暗地方会有点害怕。 记者:你不会降低标准吗？如果他们做不到。 李安:改个方式拍吧，降低了演员也丧气，你自己也丧气，即使没有做到，你要想到更好的方法去拍，不能说放弃，我觉得那种对士气影响很不好。 记者:如果女演员达不到你的要求，你会对她们产生可怜的情绪吗？ 李安:片子以拍好为重要，你可怜没有用，标准降低没有用，她做到了还是觉得很有成就感，就会高兴，被人赞美。她受到你可怜，大家说不行，我觉得那个不是重点。 记者:你说过你的男主角和你有投射关系，个性温吞;女主角却性格鲜明，但你又说对女人戏不感兴趣，你对女人的态度是怎样的？ 李安:我只能说角色吸引我，我拍片时是男人看得很高兴这种东西比较不会做。电影是我创作出来的，所以我都在替他们演，他们都是我的一部分。我是不是有多重的人格，其实我深思以后，发觉每个人都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人家说你不是女人怎么拍女人？你不是同性恋，同性恋又干你什么事情？为什么它会打动我，为什么我能够做出一个还能感动的人？我觉得人性深处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只是我们去不去触动它。我有机会触动到，如果我真的没有机会拍电影，我对李安就是我知道的一小部分，我的行为准则我的道义，就保持在那个地方。我从来不觉得我有人格的分裂，可是拍电影的时候就会。我觉得是电影的天分，它召唤了很多我自己不晓得的东西，它常在隐性的部分，我们在沟通一些隐性的部分，这个东西很好玩。 记者:《理智与情感》时，你考虑的是全球文艺片市场，这个市场是以女性为主的。 李安:基本上男性观众喜欢看动作、豪情，兴趣不在人际关系上，这是女性观众关心的，但是没办法，我就是适合做这种东西。 记者:你了解她们想什么吗？ 李安:我只有在拍戏时才特别花心思，这些也有作品的、小说的、编剧、女人演的，自然有写实感，如果你从人性要求，自然会流露出来。因为你跟那些女人合作，演员都是女的。 记者:你过去的作品魅力在于留白，像中国画，这次却像做填空题，把张爱玲留下的谜一一填满。 李安:片子本身有留白，小说这样写，电影不能那样拍。故事、人物要演出来，摄影师要拍出来，你的电影是在讲故事，那些填白只是把故事填满，电影本身还是有留白。 记者:导演和作家一样，到了巅峰，以前的人生经验全部用尽，突破自己变成最难的事，你面临到这个问题吗？ 李安:人生经验需要去经营，我没有那么多人生经验，可是我有同情心，有想象力，我就可以去一部片子里去学习、借用人家的经验。可是我一定要以同情心作为开始，一定要动容到我自己感动，觉得它可以扩展我的生命。我自己本身的经验很平凡，我自己也不满，拍片本身会创造经验，你做的时候会有人生体验。 记者:你有过中年危机吗？ 李安:这个不能讲，我一直很私密的，我可以把我的症状告诉你，原因不能讲。要讲症状，很多人中年危机去追年轻的小妹妹;有的人中年危机来了，去买一个跑车了，虚荣一下了;有的人中年危机来的时候，天天读书，我的症状就是拍了一部《卧龙藏龙》。 记者:你不止一次提到过作为外省人的心情，你儿子完全没有这种负担了吗？ 李安:也有认同的负担，他跟大多数人不太一样。 记者:但是在文化传承上，你父亲会有意把中原文化讲给你，你对儿子有这样教育吗？ 李安:比较少，环境不容许，他能读写说一些中文就不错了。 记者:你不怕他变成“香蕉人”吗？ 李安:那是他的命，不是他选择的，就像我在台湾成长，也不是我选择的，是我父母。 记者:天秤座是很在乎外界评价的，你难道不在乎吗？ 李安:那样我就没有办法去拍我想拍的东西了，我知道多数人还是蛮同情王佳芝的。 记者:对，女性观众非常理解。 李安:男性也很多，看到电影人性的东西可以思考，只要不是为群众把这部电影推翻，让它不能上映，我还是受到很多鼓舞，我只能这样想。 记者:可能对某些人来说，这部电影推翻了教科书给予我们的固有记忆。 李安:教科书都是错的啊，教科书都对的话，还要电影做什么？ （本文感谢“艺术人生”的大力协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