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三联生活周刊:孔雀里的姐姐，还是挺漂亮的姑娘。为什么《立春》里，王彩铃被设定成满脸痘痘和黑斑的丑女人？ 顾长卫:蒋雯丽在影片里的造型确实谈不上漂亮，我有时也觉得，雯丽怎么成这样了？孩子也说，妈妈怎么成这样了？ 但在我心里，她很美。王彩铃对于这城市来说，是个另类。《立春》里的人，都是变革时期的一群疯子。中国变化最大的时期，其实应该是90年代中期以后。我希望王彩铃乍看起来就像那个时代在中小城市能见到的最普通的人。他们考美院考好多回都考不上，但还是一心想改户口，想去北京。对王彩玲来说，她的样子长成这样是非常不幸，而不是可笑的。那些长得漂亮的姑娘，是非常幸运的，她们有更多机会去实现梦想，但是王彩铃没有。对她来说，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更大。 三联生活周刊:你却安排剧中人用非常“土”的安阳方言念些“每年春天到来的时候，我的心都会蠢蠢欲动”这样的台词，效果很滑稽，为什么这么安排？ 顾长卫:生活有时候就是有些滑稽，生活苦中有乐，乐完了还是有些伤感。但是说大哭一场也不至于。我听着安阳话、包头话，我觉得非常有韵味。 三联生活周刊:电影里的小城青年都念念不忘去北京，北京已经成为理想的象征，为什么？ 顾长卫:中国的背景下，热爱文艺的人很多，但能混出来的是少数。像方力钧这样的人很少。他很喜欢《孔雀》，他还为《孔雀》画了一幅画。我觉得，应该允许人们走向美好生活，但怎么走向？你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城市么？很多人能做的也只是改变自己的生活。比如说到首都去生活。今天我们在北京能够遇到的一半人，都是漂到北京来的。 三联生活周刊:李樯也曾经是这样一个向往来北京的外省青年，从《立春》到《孔雀》他的作品中有许多他自己对生活的感受，你觉得他的感受中哪一点和你契合了？ 顾长卫:我觉得，他还是有我们这些出来混的人对自己经历过的那些时代、城市生活的一种感同身受。感同身受之余有种感动，想起来有一种悲喜交集。我觉得对他们的肯定，就是对我们的肯定，因为更多人是在普通的生活环境里长大的。我算是混出来了，还能到其他很多地方去溜达，但很多人并没有。 三联生活周刊:可是到北京就一定能实现理想么？在家乡过一种稳定生活就一定不幸福么？王彩铃一再唱着“为艺术为爱情”，却根本忽视了自己身边的人和身边的生活。她其实是被这两样东西伤害和蒙蔽了。 顾长卫:我觉得《立春》也是探讨这个问题，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成功的？什么样的人生是精彩的？即使你成功了，所有人都在赞扬你，你就会幸福么？孔雀里的3个孩子、《立春》里王彩铃都在寻找这样的东西。人生是有长度的，怎么样来找到自己的价值？其实没有固定的价值观，每人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艺术其实也是善意的谎言。我们经常看到，一个人最近有爱情了，最近痴迷于某种艺术，庸常生活对他来说就已经不重要了。那种拧巴着为理想殉道的状态，只有年轻时候会有。人有时候就得折腾，但其实我年轻时候也没有这么非要怎么不可过，我做不了王彩铃那么极致，但我心里不是不羡慕她，所以我希望他们在我的影片里能有光泽，有魅力。 三联生活周刊:剧本里有这样一句旁白:“每年的春天一来，风就不一样了。”但据说你也说过：“立春来了，理想和现实越来越远了。”
顾长卫:理想和现实越来越远……我可能没说过。其实立春通常是2月4日，有时是2月5日。但在北方，真正的春天来的时候，就是4月。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就是立春。隐约有春意在心里酝酿，90年代中期以后，就开始变化了。我1994年底、1995年初从美国回来，那时候的北京还非常像70年代，而多数的小城市都是在北京变化之后才开始变化的。 我做《孔雀》时，电影的时间背景离现在也不过二三十年时间，但我们就得做很多资料，很多工作去重现那个时代。《立春》似乎离现在更近，但也要做很多工作才能重现时代的痕迹:健美裤啊，汉显的呼机啊。那时候满大街都是，但拍戏时候已经不知道美工师是从哪儿把这些东西找来了。那时候忽然觉得，时代变化得真快。你看中央电视台新址的楼建得……我80年代中期去法国，看到那边的德芳斯，特别震惊。但现在看中央电视台的楼比那里还前卫，所有都是斜着的……你觉得真是一切都要拔地而起似的。 三联生活周刊:姐姐的时代，似乎一切都被禁锢;《立春》的时代，似乎个人拥有了很多自由;但姐姐的命运是悲剧，王彩铃的命运还是悲剧。你认为，《立春》里的社会，比起《孔雀》里的社会，真的进步了么？ 顾长卫:对于理想来说，现实永远不进步。理想主义者十有八九会碰得头破血流，然后拿到一面写着“理想主义者”的锦旗。 其实当你在月份牌上看到“立春”这两个字的时候，无论外面多么寒冷，你的感觉会一样么？王彩铃的问题在于她从不满足，她在这个城市里是疯子之一。她的思想有点高有点远，可梦想实现有个过程。但最后她还是给自己找了个传人，在她很小时候就带她去了北京看天安门，这是悲剧么？我不觉得这是悲剧。或者说就算这是悲剧，但还是有云的缝隙可以看到蓝天。 三联生活周刊:你独立做导演的这几年，也正好是中国大制作、大投资的商业片兴盛的这几年。你在90年代就已经是成功的商业大片的摄影师，也有过好莱坞工作的经历，如果你愿意投入到这种热潮里，一定也能拿到不菲的报酬。但你为什么没有想在“大片热”里去分一杯羹，而是选择自己拍这种低成本的文艺电影？ 顾长卫:不是说我不想，而是我赶巧遇上了两个值得我拍的电影。我一直认为拍电影是非常残酷非常不人性的事情，如果没有值得的电影，就宁可歇着。 三联生活周刊:值得的标准是什么？ 顾长卫:标准就是能够感动我，把我的感受能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而且商业片都挣钱么？你看到的不过也只是几个。其实我对类型电影并不排斥，商业也罢、文艺也罢，都会有好作品。但是在没遇到好剧本之前，我还不如拍个有意思的电影。大制作是大，但大不是好的标准。你能说，我买一个闹钟，再帮我搭几个手表么？小的就不值钱么？不是这么比的。而且《孔雀》和《立春》，其实还是剧情片吧。我觉得，把电影划分成商业和艺术其实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划分，容易误导观众。艺术片很容易被误导成为阳春白雪，但其中很多很有故事性和观赏性。其实在国际上，电影的划分是很细的，你到录像带店里的货架上就可以看到:悲剧片、喜剧片、动作片等等，不是简单的商业和艺术就能划分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