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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一谈那时的音乐。作为一个台北学子，上世纪60年代的自习课堂上，伴随着民族情感的《教我如何不想她》、《送别》（长亭外，古道边……）、《玫瑰三愿》，甚至在电视上听到抗战纪录片时配乐所用上的《长城谣》不禁热泪盈眶的这类曲子，到70年代似乎不宜再现身——至少70年代对这些端庄曲调来讲，委实是太轻薄了。 事实上，我们在60年代底已做好了俗化的准备，先从《学生之音》这种西洋热门歌曲开始。及至70年代，我们这一群时代的孩子不约而同会对事态有意区别，也于是会有意告别60年代Bobby Goldsboro的滥情（像Andy Williams更是不屑去提了），而追求The Grateful Dead式的病态，是离开Brothers Four的干净无趣而设法贴近Creedence Clearwater Revival的那种胡子上还沾着西红柿酱带点肮脏却极尽酣畅的放肆。几乎人人梦想会弹一手好吉他。而吉他不是用来弹艺术歌曲，是用来弹Stairway to Heaven的。同学姜家龙是如此，他用的方式，是一遍又一遍地放唱片。有时候一次可以连放四十多遍，终于用土法摸出每一个琴音。而70年代真是太多人如此，关在房间里反复地听自己偏爱的歌，就这么样，用想象力来同摇滚音乐交谈。而每一次的交谈可以不同，多半时候你未必找得到字句，但你仍然可以描述它，或是意象它。用什么？用感觉。不错，70年代是感觉的电光石火的年代，它随时在激爆、随时在流闪，是感觉高昂至极的年代。那时依然还不是语言的时代，可能一直以来到今天都还未必是语言的时代，但七十年代不在乎，仍旧以其草创的方法来表达。而听摇滚乐的人硬是有办法来比喻种种感受。我们很喜欢“意识流”这个字眼，虽然没有看过《尤利西斯》这部意识流经典，但总是模糊地觉得这个字说出了我们的很多经验。 大约是1973年的冬天，同学向子龙决定把多年听摇滚乐之心得，对世人(主要是台北的)做一桩提出。这便成了第一次的“摇滚大餐”。会场借用“幼狮文化中心”(万国戏院斜对面)。向子龙和他的中学同学陈廷镜、中视的张照堂一起编印了一册《摇滚大餐menu》，粉红色有点荧光感的封面(现在想来这色彩设计蛮正的，这本东西虽仅单薄数页，台湾摇滚史上，若还拥有者，绝对值得珍藏)，内容不外是他们选出要播放的歌手及合唱团之背景介绍。播放音乐同时，张照堂放映了一些十六厘米的短片。那是高昂的一次晚会，但那种高昂犹中规中矩，我印象里建中的学生颇来了一些。因这次大餐，我们认识了一个文化学院英文系的学生，叫戴国光，山东人，壮壮的。他爱听的团是Emerson, Lake and Palmer及YES，比之于向子龙稍早时的排行Donovan、Cat Stevens、Bob Dylan显得是音效性较为重的。然而大家仍旧谈得很畅阔，尤以戴国光正在练弹Jethro Tull的《Thick as a Brick》的吉他曲，而这张唱片恰好是向子龙最中意的。接着几次联络，马上变得很熟，其中包括常去一家开在中山北路的“哥伦比亚”咖啡厅(它的烟灰缸是木头挖空做成的)，也见到了戴国光的两个歌手朋友，罗晓义(爱唱Don McLean)及陶之诚(常唱Bob Dylan)。大概是那年的圣诞节，我们一票同学到戴国光民生小区的家去打麻将，那是我平生遇过的最寒冷的一个圣诞节。 我们在牌桌上连打了两天还不知是三天，愈打愈冷，又困。那种困，打牌的人自很熟悉，是下家一拿牌你已开始打瞌睡。那种冷，是所有窗户紧闭、每人外套都穿上，却还是冻得发抖。牌打到中途，突然有一个青年由楼下上来、抬着一辆像是十档变速的自行车，模样像是很宝贝那部车子，径自走进一个房间。 又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听说那辆自行车被偷了，戴国光的哥哥似乎蛮难过的，而那时我们听到他的名字叫戴华光。直到几年后又在报上看到这个名字，居然和“叛乱”字眼连在一起，才回想起当年短暂的见过一眼。 又一次，戴国光和他的同学郑森池，要为他们的“社会工作服务社团”去云林实地做田野工作，于是找了我和余为彦一队共四人，带了二台8厘米摄影机，去到这口湖乡湖口村实地拍摄当地人民的穷苦生计。那时村民最流行对我们讲的一句话是：“你没把我摄到！”因他们坚信被摄到的家庭会优先受到公家济助。回到台北后，他们文化学院社团还为此办了一场演唱会，大约可借此募些款项，原先说好要在现场放映这部我们拍完的黑白纪录片，后来不知是否因为要避免暴显贫穷而取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