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胡正诚 中国某顶级艺术机构的一位教授身边，聚集了一批身价过亿、拥有国内外上市公司的中年大佬。在貌似朴素实则有大手笔投入的高级会所，他们定期交流对于艺术的感受，探讨艺术对于社会、商业等各方面的影响：因为艺术直接影响的就是人们的内心需求。补艺术课？寻找艺术品方面的商机？也许都对，但不是核心。 30年的风云际会让他们迅速地站到了国际舞台，这来自于他们或者有意或者无心地搭上了国际商业游戏的规则之船，例如在美国纳斯达克的上市。在逐步看清这些游戏规则的内涵之后，他们充满创造力的内心开始浮现出中国规则的影子：凭借中国的市场，为什么不能建立中国的话语权和中国的规则体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全球庞大的信用卡产业，其实质不过是信用卡机构抓住了使用者的钱袋（甚至为使用者创造钱袋），从而迫使那些销售机构愿意付出手续费的代价来获得销售额。中国银联用几年时间成功地与老牌的VISA、万事达等机构并驾齐驱，无疑是中国人试图改变追随者格局中极其精彩的一笔。 我们将来总能看到事物背后的逻辑并进而创造规则吗？ 才俊们在中国长硬了翅膀，憋着一股劲要去国际舞台上做主角了，艺术不过是他们真正理解现有规则并进而设立规则的一个必修课而已。这种多方面学习的加速度非常惊人：30年前，中国的企业家们开始知道几十年前成熟的泰勒制和福特生产线；30年后，他们已经熟知两三年前在国外才开始广为人知的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社会资本是较新的概念，模糊的地方不少，不同的表述内涵不同：翻译了《穷人的银行家》和《如何改变世界》两本书的吴士宏所讲述的社会企业是非政府的和非商业企业的机构，非常近似于NGO（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和NPO（非营利组织）。 在其他一些人的定义中，社会企业的定义比较狭窄，是NGO的一个子集，具有三个特征：1.有经营活动，经营收入是主要的经济来源；2.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3.利润不分红。比如说一家社会企业用低廉价格为穷人提供人工角膜，如果按照市场规则定价，本来可以卖到100美元的角膜，这家只卖30美元，但是30美元也还是有利润的，可以保证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非社会企业的NGO们则可能没有经营活动，主要依靠捐赠和政府税收转移作为收入来源。尽管同样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存在，其运行规则已经有根本不同。普通的NGO里面聚集了大批有理想有热情有善心的人士，但是缺乏管理能力、沟通能力和博弈能力是他们的普遍弱点。在社会企业的概念提出后，就可以非常简捷地把企业管理中的所有思想成果和手段应用在社会企业的运行上，解决激励机制和竞争问题，实现类似自由市场经济对资源的配置效率。“社会企业”听起来首先是企业，员工们容易接受强有力的操作能力重于道德优越感，这比硬要改变这些善良而缺少足够商业经验的人的原有思路更具有可操作性。 今天中国大多数NPO或者NGO都是以企业形式注册的，社会企业的概念更加适用。包括在今天的中国极大地制约了NGO发展的法律缺失，也可以通过社会企业的运行，直接利用相对健全的公司和商业法律环境，得到有效的改善。
北京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院长杜绍基对社会企业家的定义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通过企业模式运作，以有效管理和绩效考核带来盈利，并解决社会问题。这无疑是一个清晰优美的定义。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为今天的商业企业所拥有的一切架构和资源都可能会在社会企业方面涌现。 然而，不以利润为导向的社会企业在缺少足够的利润支撑时，足以与其他目标单纯的大企业竞争吗？实际上，利润上的牺牲，必然要在其他地方获得回报：社会企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使得它成为社会规则制定中强有力的参与者。制定适度的规则，可以最高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并可能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带来核心的竞争力。因此，透过表象看本质，社会企业与一般的企业依然是专注于不同领域，并非直接对手。 当我们惊讶于强权国家的非道义行为时，可以理解在政治和商业世界，并不存在一个真理的或者理想的世界，存在的仅仅是谁在主导的世界，热闹多年的全球化不过就是公司权利超越国家主权的规则变革而已。在中国，尽管对于各种民间组织（潜在的社会企业）依然存在争议，尽管民间组织与政府之间存在一定的博弈，但是政府面临的问题是跨国公司超越国家主权的强势力量与政府自主权之间的斗争，在这个斗争面前，民间组织可以是政府有效的盟友。 游戏规则的制定和反制，才是中国与世界竞争的核心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