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肖知兴 在国内外旅行的一个最大差别是各种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内播放的广播。欧美国家的机场、飞机、车站、火车、地铁、公车内，无论人多人少，是否高峰期，除了简单的如报站之类的信息，都极少有播放各种文艺节目的广播。各色人等，听音乐的听音乐（用随身听或IPOD听），看书的看书，发呆的发呆，完全由自己决定。哪天耳边突然传来音乐声，则多半是卖艺人的喇叭或现场演奏的音乐，如果凑近去听，最后可能还需要给点钱呢。 中国的这些公共场所一般是闲不住的。飞机好一些，但在等待的时间放一些轻音乐，也是非常正常的做法。长途公车上，一般都有电视，放一些根据司机的口味选择的港台烂片或者地方戏曲节目，你不看也得看。最热闹的是火车，从一开始上车直到终点，列车广播员有各种各样唠叨不完的话题：治安联防、维权举报、学雷锋树新风、文明车厢竞赛、消防安全、送茶水、午餐、卫生小常识、广告、各地风情、点歌、轻音乐伴你入眠...... 广播这个其貌不扬的传播设备，在塑造我们的文化心理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还没有被人们充分注意到。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多多少少都属于在广播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那个年代，凡是有人群聚集的地方，哪个村，哪个镇，哪个单位，没有广播？大家在广播声中起床、上学或者上班，跟着广播做眼保健操、课间操，下午又在广播声中放学或者收工，回家。广播代表权威，代表统一，代表集体，代表在渺小的单个个体之上的一种理所当然、毋庸置疑、至高无上、不可挑战的力量，在这种强大的力量的震慑和逼视下，单个个体的最好选择是把自己的个性隐藏起来，打磨干净，成为一个面无表情甚至面目莫测的蓝蚂蚁、物理原子，以便在这种体系中生存下来。 别的不说，单是课间的广播体操，老实说，我总觉得是人类的一种非常古怪的行为。几百个孩子在操场上列队、散开，跟着广播心不在焉、有气无力地伸伸胳膊、蹬蹬腿：这帮孩子到底在这里干什么？如果是为了锻炼，有很多其他方式；如果说是训练集体主义精神，但这种一盘散沙式的所谓“集体”，只有可能让孩子们在未来面临现实问题的时候更加地玩世不恭。很多中国人那种“橡皮人”似的没有感觉、没有想法、没有创意的奇特生存状态，广播体操可谓功莫大焉。值得注意的是，前一段时间关于那个年代的几部影片如《青红》、《看上去很美》等，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广播作为一个关键背景元素，以艺术家的敏感，他们应该更能够感知到广播在那个时代、那种社会组织方式中的核心地位。 广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就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个体相对于集体的地位逐渐提高的过程。西方国家公共场合不放文艺节目，原因应该有两方面，一个是个体的自由，你哪知道我喜不喜欢听这个节目，没有任何个体能够在公共事务上为别人做主；另外一个方面是版权问题，其实还是个体的权利：你播放的音乐，不管是流行音乐还是古典音乐，费用怎么算？虽然，有人来打官司的可能性很小，但作为负责人，你首先要想到的是，怎么避免这种可能被看作侵权的事情的发生。这两个方面，都体现了市场作为一种天生的平等促进机制的伟大力量：不管你什么来头，在讨价还价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平等的。 学术上的研究结果非常清楚，英国社会学家WhitleyRichard在他的名作《不同的资本主义》（《DivergentCapitalism》）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相关性分析，一个国家的集体主义的程度与这个国家人均GDP在统计上呈现负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越穷的国家越讲究集体主义，越讲究集体主义的国家越穷。不管因果关系怎么走，这都是让人深思的一个结果。我上课时把这个图放给同学们看的时候，经常引发同学间的一阵骚动：原来我们被灌输了多少年的所谓集体主义精神，居然是这么一种东西?! 然而，为什么还是有人不断地维护这个所谓的集体主义，泥塑木雕的各种假权威、假集体轮番粉墨登场呢？关于这一点，余英时最近关于“新亚精神”的一篇文章说得非常清楚，所谓的“亚洲价值观”，不过是政治权威为了维持自身的继续存在，转而乞灵于以儒家为中心的中国文化......(他们)不得不借重民族主义的力量，“儒家”和“中国文化”则恰好是最有号召力的象征......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奇异的景象:一方面，百余年来自康有为、孙中山、梁启超、《国粹学报》以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追求、向往的现代观念和价值都彻底被否定了；另一方面，谭嗣同、鲁迅等所诅咒的中国传统中一切负面东西却都受到了变相的肯定。历史给中国人所开的玩笑实在太过于荒谬了。
大集体、广播操、面目模糊的蓝蚂蚁的时代过去了,有人哀叹，有人怀旧，更多的人是庆幸。个体的独立和个体的发展，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言：“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他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