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他越来越像英伦风格的经济学家了，改革智囊、入世经商、当股评家和大学校长，最重要的是，和女作家结婚
文/雷晓宇
几年来，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华生在资本市场上获得了一种近乎神经质的声望，我们姑且称之为“华生效应”。 每年5月都发表一篇文章，似乎太刻意了——但从2001年股市接近最高点时的《慢慢熊市的信号》，2005年股改试点时的《市场转折的信号》，到2007年的《市场过热的信号》，华生这几篇重要文章刚好契合了近年来中国股市的涨跌起伏。这些趋势性的判断，使得不了解经济学的人也知道他，并且乐于从他的研究中揪出只言片语，作为谈资或者某种心理暗示。 股民们如何理解华生的价值？在一个资本繁荣时期，对公众来说，“华生”二字不再仅仅意味着柯南道尔笔下福尔摩斯的那位忠诚助手，而是某种投资致富的舆论导向。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三大事件：价格改革、国有资产管理改革以及股市改革中，都有华生的身影。“这些名声只是副产品。”华生说，“我是因为十几年前提出了股权分置改革的问题，别人老也不关注，我就反复宣传，推动政府来做这个事情，这样对股市研究得多一些。有些时候，我实际上是配合改革的进程，会对股市的趋势做一些判断。” 预言家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华生曾经在无数个时刻以无数种方式无数次回答过这个问题。这一次，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说：“我当时就说，如果今年年内股市不能有大的调整的话，那么我们明年就很难避免泡沫的破裂，引起一系列经济上的震荡。” 所谓“当时”，华生指的是自己今年5月10日撰写的文章《建设健康可持续繁荣的股市》，指出“急剧发展的市场中有了相当多的泡沫性的成分”、“希望繁荣能够有一个牢靠持续的基础，不希望它一下子就吹得特别大”。 这话像泼到热烙铁上的冷水，显然不是人们最愿意听到的话。几天后，华生去参加一个上市公司市值研讨会，很多熟人都问他：“你写文章说要跌，怎么还没跌？”华生说：“你别急呀。”后来5月30日发生的事情（受财政部提高印花税消息影响，上证综指暴跌6.5%，报收于4053.09点；沪深两市数百只个股跌停）印证了华生的判断。 2007年的华生已经很沉着和自信了。但他不是没有自我怀疑过，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永远准确地预测未来。 2005年6月6日，华生《市场转折的信号》发表以后，同时也是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说出那句著名的“股改开弓没有回头箭”（这句话就出自华生的这篇文章）之后，当天沪指跌到了998点。华生承认自己当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当然，股改一年后，2006年5月，沪深股市已从低点上升50%，华生《迎接证券市场的新时代》一文更像庆祝的烟花。 “当时你明确地说，熊市正在死亡，牛市的脚步已经走近，这个时候不应该仓惶出逃。如果错了，你会身败名裂，你会误导多少消费者。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作为一个学者就是要坚持自己研究的独立性。” 预言家？太难了，它甚至都不是一份职业。“如果你想做得好一些，你就要谨慎地把你的判断限制在你的知识和能力可以达到的范围内，这样相对来说你的错误就会比较小。”华生说，“而且这样在做的时候，你要有理论勇气，不要因为这个话和现实相差太远，或者因为这个话伤害了太多人的感情，你就不说，或者不敢说、不愿意说。” 华生作出了预言，而且目前来看，屡屡成功，但华生不觉得自己是预言家。因为这些预言看似神秘，其实背后有强大的逻辑，并不虚妄。“从我掌握的经济学知识，从我对市场的了解，我应该知道市场的底部区域，底部区域到的时候牛市就应该要来；而今天到这样一个疯狂的程度，全国人民都来炒股，上班的时候都在谈股市的时候，这种情况肯定不会持续——因为我们的财富不是这样出来的。” 预测股市从来也不是经济学家的工作。在华生看来，一个经济学家要有“公正的旁观者”的责任感、距离感和伟大的同情，就像他的博士生导师、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礻乃教导的那样，去追求真理，揭示事实的本质。 “当你进行经济研究，你实际上要揭示那个事情的本质——它的贡献其实也是在这儿。”华生说，“如果你揭示了本质的话，你是保护了大多数人。如果你用一些虚假的话，在熊市的时候悲观失望，牛市的时候火上浇油，结果你那种做法是最伤害人的。经济研究对民生的作用，不一定是当时的和直接的，它需要一段时间和实践去检验。” 说这话的时候，华生盯着他的电脑，“你看，今天（10月23日）震荡又开始了。”（两天后，沪深股市双双大跌。）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讥笑的宽容。 书生 1984。这一年，华生在报纸上看到小平国庆阅兵的消息和“小平你好”的标语。也在这一年，华生成名了。 他的公开简历是这样描述的：“当年在社科院师从董辅礻乃的研究生华生参加了莫干山会议，和四名研究生同伴提出搞价格双轨制改革，建议用五年时间完成计划价格体系向市场价格体系的过渡。次年初，双轨制增量渐进的价格改革作为国家的正式政策开始实施，从而影响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和路径。” “价格双轨制无疑是当时最主流的经济问题。”华生回忆说，“一盒火柴两分钱，提价一分钱，政治局都要开会讨论，那你还搞什么市场经济？” 在华生的记忆里，1984年是改革的“蜜月期”——“改革的好处都出来了，坏处还没有显现。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它好，甚至极端保守的人都觉得好。但这个时期不会太长，因为它的矛盾总要暴露出来。1985年以后观点就开始分化了。” 价格双轨制实行以后，引起了很大争议。到1988年，双轨制和价格闯关的交锋到达最高点，强行闯关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 “价格双轨制最后真正怎么完成的？1989年以后我们一直提倡的放调结合加快了步伐，所以到1992年完成了，再也不争了，再也没人说双轨制好不好。再过10年，又觉得，中国也没闯关怎么就走过来了，很多人于是说双轨制起作用了。” “历史往往是这样，有心去做的时候未必能完成。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不知不觉的你就把这个过程完成了。”华生说，“而且，很多放调结合的做法还不是改革的旗手们去做的，可能你认为他挺保守的，可能人家也做了，这就叫大势所趋。” 人只有在回望历史的时候才会觉得自己在经历历史。但是当年身处其中，华生形容说犹如一个“漩涡”——“我是非常幸运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天天跑中南海，在领导身边，直接参与经济改革的决策。你完全在这个漩涡里面，你顾不上想别的问题。” 一头钻进去，不及其余。这是华生的激情，也是他的书生意气。有一次，华生参加一个会议，“我说，改革的大潮把我们年轻人推到前面来了，我们还是要谨慎。这话得罪了很多人——好，你觉得自己现在怎样了，要教训我们。我觉得委屈。我上大学时也是这样说话，别人也没意见，怎么今天引起这么多人说我狂妄？你觉得你还是你自己，但是别人不是这样来看你和要求你。” “特别在八十年代，我是个有锋芒的人，得理不让人。没有其他的考虑，没有说给人家面子，更策略一些可能会争取到更多的利益，都没有。这个我认为对了，就争取，绝对的书生意气。” 如果要写一本经济版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华生无疑是其中之一。经济学从来都是致用的学科，尤其在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个人命运往往和国家的改革历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特权，也是宿命。 1987年，华生作为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参加福特基金会提供的一项短期进修计划，赴英国牛津留学，结果一走十年。 “如果当时很快回国的话，会怎样？” “肯定还会在改革的漩涡里面，肯定。”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1988年，华生写了一篇《中国改革十年：回顾、反思与前景》的长文，“英雄时代过后的解放情绪被摸石头过河的失落感所代替；通货膨胀压力的不断增强，收入不公平和机会不均等的急剧发展……统统汇成了种种说得清和说不清的社会不满。”20年过去了，如果关键词换成“教育、医疗、住房和环境”等，同样有效。华生很感慨。 绅士 与其说华生是个成功的商人，不如说他更像个绅士。这不是因为他曾留学英国，并且穿着英国风格的烟灰色薄呢子西装，也不是说他后来的下海生涯不够成功——据他自己说，“现在也做得很好”。甚至也不是因为他谦虚温和的说话方式——而是因为他没有优越感。 “我不是天生的商人，我从来也没想过自己能从商，我身边的人也不认为我能做商人。”华生说。 在英国，牛津和剑桥华生都待过，“草地散步的时候就能碰见霍金，诺贝尔得主到处都是”。但是对于时年已三十出头的华生来说，这些大师的影响始终不及当年十五六岁的时候光着脚坐在田埂上看的马列著作。“他们那种强大的自信，那种逻辑，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是最大的。而西方的经济学家研究和针对的都不是中国的问题，很难说去追随谁。所以我们这代人都是研究自己的问题，吸收别人的营养。” 华生屡屡提到“我们这一代人”，“也就是50后。这代人后来的下落各种各样。有从政的，像王岐山，我们当年搞农村调查要找他领钱的；有从商的，像田源；有做教育的，像周其仁。总之，我们的命运没有大起大落，这与中国改革的背景是一致的，不激烈，一直是凯歌行进。” 但华生观念的转型发生在英国时期。当时撒切尔夫人推行自由化改革，华生开始了海外股民生涯。虽然最后“赔了很多钱”，但是也促使他开始关注和研究资本市场：“这对我后来看到股权分置问题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这样才会有国际化的视野。” 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情，当时华生面对的是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华生回到北京，“被单位开除了，房子也没收了”。这个时候，下海是“不得不”的选择，“要吃饭”。华生找了留学时候的朋友一起创业。他们在北京开火锅城，投资过养殖业，办过学校和书店，后来利用海外资源引进ISO9000国际认证业务，才慢慢开始赚钱（他现在已辞去全部企业职务，只留了一家军工企业的董事长）。 从学者到商人，这其中有巨大的心理落差。“尤其是我们这种八十年代还比较有名的人，你都不会去找以前认识的那些人。”此外，也有能力和素质上的巨大差异。压力最大的时候，华生觉得“太困难了，简直没法再做了”，但是“你为什么不放弃？为什么你还努力？为什么你还坚持？”这是很多创业者都经历过的宗教般神秘的体验。付出的人很多，努力的人很多，走这条路的人也很多，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到最后一刻，也不是每个坚持到最后一刻的人都能看见明天的太阳。 华生想起年轻时候看过，但是并没有明确意识到的一些东西，比如《大卫·科波菲尔》，比如《南征北战》。“有一个场面，说解放军打到帐篷里了，***的将军才最后放下电话。身经百战，大势已去，你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但是还没有进来让你缴械，你就还可以坚持。” 如果失败怎么办？华生想的不是出路问题，而是谢幕的姿态问题。“我只想，失败了会对不起太多人，辜负太多人。一个天生的商人不会想这个问题。到底是知识分子。”华生承认，自己始终是二三流的企业家，因为“心就不诚”，“心里始终留了一手”，“没有全心全意投入过”。 “开头可能没意识到，那时候为生存挣扎，有一段时间一本书也不看，甚至报纸也不看了，但是后来稍有点空，就又开始研究那些经济问题，慢慢你觉得真没必要，你一直感受到召唤，原来你更适合做那个。” 1998年2月，华生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首次提出A股含权和股权分置改革问题，这标志着他重回学术话语圈。2000年，华生就任燕京华侨大学校长，他为学校拟定的校训是翁同的一副对联：“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铁凝 当然，谈华生完全可以不谈铁凝，就好像谈铁凝完全可以不谈华生。在2007年4月26日这两个人结为夫妇之前，华生就已经是华生，铁凝就已经是铁凝（现中国作协主席，代表作如《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大浴女》、《玫瑰门》等）。 一个人到了50岁还不结婚，这并不稀奇；一个人到了50岁还肯结婚，这就有点意思。54岁的华生说：“我从来都相信爱情。就看你是不是不放弃，还有你是不是能够找到。”50岁的铁凝说：“一个人在等，一个人也没有找，这就是我和华生这些年的状态。” 一个经济学家和一个作家的结合会怎样？当年凯恩斯倾慕伍尔芙姐妹，每次他从剑桥赶到布鲁姆斯伯里赴约，伦敦的股票行情总会疯狂波动一番。在进入婚姻状态半年后，华生说：“我们有一个共识：比原先想到的、没想到的都要好得多。” 注意，并不是我们先问起铁凝的。华生好几次主动提到自己的妻子：“我们家都有意见，说你怎么管做学问叫干活。”他还说：“我和铁凝都觉得幸运，不是每个人在付出之后都能得到很好的回报——你事业成功了，家庭还不一定幸福呢。” 很多人好奇故事是怎样开始的，华生坦承，他和铁凝有约定，不对媒体讲个人问题，“这个一说会引起很多炒作”。他只是闪烁其词地说，“经济学家的感情也可以很浪漫……女性，女作家，不要说比我、比一般的男性更感性一些……我们在家里不谈经济学，一个搞文学，一个搞经济学，是不能谈的，但是相互之间肯定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尽管用经济学来解释一切，包括婚姻的时候，容易显得庸俗化，但是华生还是认同经济学的精细伟大之处：“你可以说经济学越轨了，跑到社会学上去了，但是经济学有它厉害的地方，一切婚姻问题分析到最后都是经济学的方法。为什么你用婚姻的形式？为什么不是一个星期？为什么要一夫一妻？这跟财产、跟交易成本都有关系的。婚姻也是一种契约，而且用法律形式来加大你契约的成本。” 他甚至谈婚姻都用“基本面”这个经济术语：“两个人要真正持久地互相吸引，一些基本面要相同，本色上应该有相似之处。如果基本面有太多差异，最后会有一些问题，要达到一个很高的和谐就很难。当然如果什么都一样，也会乏味。” 作为一个曾经的文学爱好者，华生最喜欢的还是铁凝的成名作《哦，香雪》。“我们相同的地方就是，尽管你经历了那么多，尽管社会曾经不公正对待你，但是你有一个阳光的本色。”
真是人间正道是沧桑。不可说，不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