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是位豁达坚强的老人,她在晚年承受的痛苦,我们根本不能想象。”黄蜀芹说。
文/王悦阳
1949年后,钱钟书、杨绛全家迁到北京。由于钱、杨夫妇二人生性恬淡超然,常常过着深居简出、埋首书卷的生活,难免被人说成“乖僻孤傲”,“难以亲近”,因此,当上世纪70年代末上海著名导演黄蜀芹想要拍摄电视剧《围城》时,顾虑重重。“我真的很怕,万一拍不好,惹得老先生不满意怎么办?或者钱、杨夫妇不同意我们拍摄这部作品又怎么办?”黄蜀芹至今记得当时接拍这部作品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一次,我在外取景时不小心把腿摔坏了,当时的第一反应居然不是疼,而是——《围城》我不用拍了!”只因钱钟书先生的名言“你觉得鸡蛋好吃,何必非要看看是哪个鸡生的”,使得黄蜀芹怎么也不敢上北京见这对闻名世界的学者夫妻。于是,编剧孙雄飞怀揣着柯灵先生的介绍信,只身飞赴北京,向钱、杨二老请教。 “谁知道老先生夫妇见到上海来的客人极为热情!根本与外界传说的冷傲孤僻截然不同!”黄蜀芹笑着说道:“尤其是柯灵伯伯的介绍信,热情洋溢,老交情打动了两位淡泊名利的老人。”当钱、杨夫妇得知黄蜀芹正是当年《称心如意》导演黄佐临的女儿时,一口答应了改编权,钱钟书先生甚至动情地说:“人是要讲交情的。”当年在“孤岛时期”黄佐临对于钱、杨夫妇的帮助,两人始终记得,而这份出乎意料的支持与肯定也使得《围城》主创人员感动不已。 钱、杨二老的格外支持令黄蜀芹唤起了幼年一段往事的记忆:在她小时候,父亲黄佐临经常用自行车带她去长城电影院剧场(在现在的复兴中路,以前的辣菲德路)排演《称心如意》。在上班路上,父女两人时常会看到钱、杨夫妇在复兴路散步。这时,佐临先生总会停下车,同两人说上几句话……正是这样延续两代的深厚感情,支撑着黄蜀芹坐在轮椅上拍完了《围城》全剧。短短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蜀芹与陈道明、葛优等演员核对着原著,认认真真拍了整整100天,平均每10天才拍完一集。如此敬业的工作态度与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使得电视剧《围城》真实再现了浓重的历史风貌,也让方鸿渐、李梅亭等鲜活的人物得以在数十年后还原于读者眼前。 片子完成后不久,样带便送到了钱、杨夫妇家中,毫无把握的黄蜀芹不知老先生会怎样评价。没过多久,钱、杨夫妇寄来了充满肯定与赞扬的信件,“片子很好,没有走样。我们夫妻一直看到了半夜,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时代,又回到了上海。”这番赞许终于使黄蜀芹放下了心中的顾虑。“打这以后我才第一次踏进了钱先生、杨先生三里河的家门。”说起对钱钟书夫妇的第一印象,黄蜀芹介绍道,“他们夫妻二人为人坦率、淡泊,丝毫看不出传说中的傲慢狂妄,相反的,对于我们这些小朋友真是非常平易和蔼。他们从不会敷衍,更不客套,不啰嗦,是非常本质化的知识分子。看见他们,我就想到自己的父母,也是那么超脱率真,真像!或许因为他们都曾经留学英国的缘故吧。”让黄蜀芹更为惊讶的,是钱氏夫妇简单得近于简陋的物质生活。“他们住的是国务院专家楼,居住条件是当时的最高标准。房子又高又大,空旷得很。可就在这么好的居住环境中,钱、杨二位连装修都不要,水泥地、白墙,原封不动,连地板都不铺一铺。”在黄蜀芹眼中,钱家连一样具有装饰性质的物件都没有。“国家给他们分配什么他们就用什么,他们觉得一切装饰毫无意义,只要实用就好。就连他们穿的衣服,那么多年了都没有改变过式样。钱先生永远是中装或中山装,杨先生总是蓝布衫、灰大衣。”如此具有个性的文化夫妻,在生活要求上却如此淡泊,黄蜀芹真正理解了两人的境界。 电视剧《围城》的成功带动了一场浩大的“钱钟书热”,使得钱钟书夫妇在沉寂了近40年后重新为世人所知。1998年,钱钟书先生谢世以后,不少媒体和作家开始注意到了杨绛先生60多年前的几部话剧,并纷纷提出要求,希望购买改编电视剧的版权。杨绛先生却坚持:“若要把这个话剧改编成电视剧的话,我还希望上海的黄蜀芹、孙雄飞来做。他们曾经改编拍摄了《围城》,对那个年代生活熟悉。” 面对杨绛先生的支持与信任,黄蜀芹的确曾经有将《弄真成假》搬上荧屏的计划,但由于现实创作环境发生了改变,这个计划始终没有成形。“电视剧的初稿孙雄飞都已经写好了,但现在的创作环境令我们十分犹豫。当年我们可以10天拍一集,现在一般都是3天拍一集,这就离我们的要求会有很大的距离。此外,如今的投资商似乎也不大愿意投资如此文艺的题材,就怕卖不出去……种种因素综合下来,我们还是认为拍不了。”黄蜀芹颇为无奈地说道。 尽管将杨绛作品改编电视剧的梦想并没有实现,但杨绛与黄蜀芹依旧维持着深厚的友谊。黄蜀芹只要有机会出差北京,总不忘通过各种方式问候耄耋之年的杨绛老人。“杨绛是位豁达坚强的老人,她在晚年承受的痛苦,我们根本不能想象。”黄蜀芹至今对杨绛先生面对丈夫钱钟书、女儿钱媛相继去世时所表现的坚强隐忍敬佩不已。“钱老与女儿分别住在不同的医院,杨先生每天上午下午两边跑,还要互相隐瞒彼此的病情,所有的痛苦,都落在她自己身上啊!”两年前,黄蜀芹拜访了94岁高龄的杨绛先生,她惊奇地发现老人尽管经历了如此巨大的痛苦,思维与身体却依然很好,“和我90年代去看她的时候相比,杨先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么优雅淡定,和那位用了很多年的老保姆一起生活在丝毫未变的老宅中,根本看不出时光的流逝。”在黄蜀芹心中,杨绛永远坚守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本质,而其他任何东西对她而言,都已经是身外之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