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一直觉得“自我”这概念是一个特别的、长期的圈套。什么是人的自我？这是出身、社会、环境强加给你的。
特约记者／江素云
上海美术馆一楼大厅竖起大幅油画：云上的婴儿，光屁股，长着一对小翅膀。方力钧站在画前的红地毯上，光头，便西装，没有领带，左胸一朵小花标志主人身份。１１月１８日－２９日，他是个展的主人。 开幕式ＡＢＣ正在进行，他两旁的嘉宾，包括一个银行行长，一个基金会理事长，三个外国博物馆馆长，四川美院院长罗中立，他当年的班主任、现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谭平等等，都立得笔挺，他忽然趁人不备在台上略略活动起腿脚来。 他的表情近乎漠然，仿佛一个刚刚睡醒的人被拉进一个大ｐａｒｔｙ，但此前，他已经跟工人们一起在这个大厅里忙了三天，将那些从长沙和北京运来的集装箱一一打开。布展完毕，他说，我满意。 当代艺术界大部分名人到场，何多苓、张晓刚、岳敏君、周铁海、叶永青、韩湘宁、薛继业、李山……嘉宾名单的盛大提示着主人的社交半径和人缘。姜文走进来，张元拉着妻子的手走进来，提示主人客串过电影《绿茶》；嘉宾下榻的上海国际饭店共有２５０间客房，当天１４０间的客人是来参加开幕式的。此外，各大画廊的主人、不动声色的买家以及处在方力钧２０年前位置的青年艺术家们在场内幽幽光影里踱来踱去。 现场３０件油画及装置作品，除了著名而眼熟的３２位人物的头部拓像，漂浮在云端的婴儿和落脚在气泡上的苍蝇，大部分是２００７年创作的。方力钧的母亲当晚在餐桌上闲聊：“他（方力钧）每天早上起来，一杯白水，一杯牛奶，就到画室去了。一天都看不到，晚上才回来。”说的是云南大理，方力钧在宅院“风月山水”和工作室之间穿行。 两件大幅油画作品——４００×１７６０ｃｍ的１０联画以及１８０×２８０ｃｍ的１２联画上，出现了飞鸟、仙鹤、蝙蝠、蜂蝶和金鱼；另一件，无数蜜蜂、苍蝇和插着小翅膀的婴儿簇拥着飞向一个中心。 一件由烧焦一角的饮用水塑料桶引向密密麻麻的小人、小瓶小罐的装置作品似仍有波普艺术的风格，那些呈放射状的吸管里流动的，可以想象为石油，也可以理解为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的一切资源。 ９根有机玻璃细管内叠压着９列粉红色的、肉乎乎的婴儿，“试管婴儿”，一位观展人轻轻叫道：“真棒！” 一根全长３９．２米的有机玻璃方柱像一座桥架在两个展厅之间，射灯静静打在上面，那些用有机玻璃、硅胶、雕塑泥做成的小人儿栩栩如生。方力钧说，这件白开水一样的新作品有关生命历程，他试图把它量化：“有机玻璃上标了刻度，每一毫米代表生命中的一天，１００年就是３６．５米。一个人从降生、婴儿，到会爬、会走，成长了，健壮了，到慢慢变老，罗锅了、萎缩了，最后化成一摊与起点相似的物质。” “在美术馆看作品的时候，人一步跨出去大约是６０厘米，生命的好多年就跨过去了。这好比我们想吃橘子了，就希望中间这几个月快些过去，赶快到橘子成熟的季节。不经意间它就流走了，加上你的主观愿望它更加速着流走，生命的可悲之处就在这儿。看展的人不会在意这些刻度的含义，没有人会比作者更刻骨铭心。”方力钧说。 记者：一圈转下来，发现画面上有些变化，东西多起来了，以前你似乎是极简的。 方力钧：繁和简不就是一个意思吗？从根本上讲，这个变化无非是：呈现方式变得不重要了。你练气功、瑜伽或者武术，初始的时候都要摆出一个样子，然后有一些套路，一旦到达一定程度，进入一种自由状态之后，所有这些套路都不存在了。 记者：你刚才说这些年在创作中找到新的乐趣，是什么样的乐趣？ 方力钧：感觉作品跟我的生命状态紧密相连。创作解决的是我自身的问题，因而就不再是一件枯燥无味的事。一旦我认为解决了，会寻找下一个有意思的题目。在做这件关于生命的作品时，这种体会非常强烈。以前我是一个老好人，没有脸面或者不敢跟别人说“不”，通过做这件东西，我更坚定了一个想法：要做自己喜欢的事。 记者：所谓“找到自我”？ 方力钧：我一直觉得“自我”这概念是一个特别的、长期的圈套。什么是人的自我？如果你出生在一个巴勒斯坦家庭，那你从小仇恨以色列人；反之，你从小的敌人就是巴勒斯坦人。这是出身、社会、环境强加给你的。自我当然还有很多复杂的构成，究竟去追求哪一部分自我呢？ 记者：我的意思是指那种心里一亮、豁然开朗，逐步确立自己坐标的过程。 方力钧：那从小到大，肯定有过一些“开天目”的时刻。举个例子，在美院有一次画人体，我们班９个人，加３个进修生，教室不大，我去晚了，所有好的角度都被人占了，一般我们要找１／３或２／３侧面，好构图。我只好坐在模特跟前。因为离得太近了，你没有办法构图，看都看不全，只能看到局部：头部、肩部、胸部或臀部。当时射灯照在模特身上，一部分热量反射过来，直扑到我脸上。 那一天，可能全世界有十万或者几十万人同时在画人体，在琢磨构图和比例，但可能没有一个老师告诉学生，这个人体除了构图和比例之外，还是有温度、弹性甚至气味的，而这些活的东西，经过体会和努力，是可以刻画出来的。当时一下子开天目似的，我就觉得无论艺术教育还是生活当中，盲区太大了，也就是说，在你受教育的那一块之外，还有一个无限大的空间可以去发展，去任你自由驰骋。 记者：生活中呢？ 方力钧：差不多有十年，我每次喝高了或者聊ｈｉｇｈ了都要说一句胡话：每一次的皆大欢喜是人生的悲剧；每一次的失败和痛苦带来生命的饱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忽然有一天，我找到了理论依据。有时候到大学里去演讲我就说，你看见宿舍里有人失恋了，你想失恋太难受了，我不要失恋，避过去了；看到有同学被侮辱了，你想我不要被侮辱，避过去了；不要丢钱包，不要挨打，不要得病去医院吊针……如果这些都实现了，那等你死的时候，你就是一块白板。当你把所有这些小的幸运都抓住的时候，就是生命中最大的悲剧。 你应该想，这些是生命当中必需的功课。这是一个说服自己的过程，一旦说服，效果特别好。一旦开始这样想问题，你就会觉得自己变得“大”了——那些放在别人身上要死要活的问题，也许在你就像电影剧本、一出戏什么的，你虽然身在其中，但会笑一笑，觉得“也挺好玩的嘛”。 记者：回过头看，当初在圆明园画家村和宋庄那段群落生活对你的创作有没有好处？ 方力钧：９０年代你如果不上班儿，肯定是很另类的，我们当时被称为“盲流画家”，就是在社会最底层。所以那时候需要互相鼓励，任何一个人单独地出现，自己都会不相信自己，会被这个社会欺负死。聚在一块儿，机会相对多一些，那时候没有人可以靠着艺术本身活着。 记者：今天这种艺术家根据地越来越多了，草场地、７９８、酒厂都挺火。８０后、９０后要想出头，跟２０年前的形势不一样了吧。 方力钧：现在想当艺术家的人不比经商的少。当年需要勇气，今天进这个局容易，人身自由、经济上都要好得多，但竞争厉害。 记者：在那３２座头像里，有王朔么？
方力钧：有。 记者：你怎么看他最近这一年的表现？ 方力钧：听说过一些片断。在我看来，王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之一，如果因为一些枝节的事情去诋毁他，可见这个时代人心之狭窄。 因为你如果换个角度看问题，就会发现：我们现在享受的这个较之过去有很大松动的空间，很有可能是王朔和崔健搭起来的，如果没有他们，可能大家现在还像个小王八羔子一样受人欺负，什么都不能说，稍微过火，就可能受到非常严厉的制裁。现在呢，你可以在这个空间里玩耍，可以看不上他们的作品，骂骂他们，但他们对于这个时代的意义已经完成了，这个意义比他们做出一件好作品来要重大得多。一旦当年由他们作为支柱撑起的这个空间有了，不缺聪明人——识五线谱的或者语文好的，做出令人愉悦的、完美的东西，别把所有担子压他俩身上。 记者：说说你的阅读史吧，过去、现在都看些什么书？ 方力钧：１６岁开始的吧，乱读，抓到什么读什么，对文化有一种盲目的崇拜和追求。每天看，累得眼泪都流出来。我３０多岁的时候，偶然翻出来一本笔记本，全是从黑格尔的美学著作里摘抄的，１６岁抄的，但那些文字我现在全都看不懂。 十七八到二十二三的时候，看文学书，像邓肯的自传，梵高和他弟弟的书信集，《月亮与六便士》、《呼啸山庄》、《忏悔录》、《九三年》、《死魂灵》……我觉得自己运气特别好，总是在合适的时候碰到一本合适的书，帮我解决很大的问题。后来上大学了，正好赶上“八五新潮”，大量的西方著作出来…… 记者：去西单排队吧？ 方力钧：我们去商务印书馆，离学校近。骑着自行车，买一大堆回宿舍，但看得并不多。大概就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几个人的，现在可能就弗洛伊德的还记得一点儿，其他的，可能一句话、一个字都没记住过。 记者：不会，肯定有潜移默化的一面。 方力钧：到了２６岁，我去云南芒市，一个人背一个小包，看前面郁郁葱葱全是树，到近前一看，中国远征军抗日将士陵园，好像有五千多座墓。当时脑子就像灌了铅一样，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因为我们受的教育一直是说，国民党是不抗日的。后来回到北京，就到书店找书，正好当时有点儿松动，找到一本红皮的《中国远征军》，写得也不是很好，但看完从骨子里拔凉，觉得人太容易被欺骗了。这么大的历史事件，间隔时间那么短，差不多就是被改写了。这算是开启呢还算是打击呢？从那以后，文学书我是不读了，只读历史方面的书。（桌上放着本冯梦龙编的《东周列国志（上）》。）还有一类书我也读，就是怎么养花、养热带鱼、养蛇，还有养土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