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贺军
2008年春夏，温州地区至少有20%的民营企业家出现资金链断裂。在企业倒闭之余，还有更极端的案例：今年7月，温州泵阀厂老板朱吉光因不堪承受“非法担保”带来的还款压力自杀；8月，浙江一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亚津因为盘子铺得太大、公司运作困难而自杀。一时间，浙江民营企业哀鸿一片。 为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上半年有关部门对紧缩的货币政策进行了调整。做法主要有三：一是专门安排针对中小企业的信贷额度。在央行、银监会的要求下，各家商业银行都安排了相应的专门额度。二是增加今年的信贷总额。央行对全国性的商业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的信贷额度调高了5%到10%不等。三是推动《放贷人条例》出台。央行在今年第二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建议，适时推出《放贷人条例》，给民间借贷合法定位，引导其“阳光化”、规范化发展助力中小企业融资。 在中央关注、行政推动的背景下，上述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政策出台不可谓不快。但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政策的出台全都是被动应对式的，即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之后才采取紧急应对之策，其结果是紧缩的货币政策转向。 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由其业务性质决定银行不可能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银行信贷有着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贷给小企业10万元还是贷给大企业10亿元，贷款成本差不多，银行都要投入人力、财力和时间，调查分析借贷人的还款能力和信用历史，而这两笔贷款的收益则相差1万倍，银行理所当然地会“嫌贫爱富”。 此外，中小企业没有太多的固定资产作为抵押品，在传统信贷的“抵押文化”背景下，对于这类客户，银行往往敬而远之。再加上中小企业多为民营企业，如果贷给国企出现坏账，一般认为是银行业务人员的工作失误；贷给民企而无法回收时，经办人则有可能面临经济犯罪的指控，这种风险的不对称已成为国内银行业的一个潜规则。 此次因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而放松货币政策，且不论效果如何，在政策选择的逻辑上是存在很大问题的。问题的关键还是市场开放不够。虽然中国的金融市场规模发展很快，中国经济发展对金融需求的增加也极为迅速，但是国内在金融市场的开放上还做得极为不足。严格来说，这不是对外资的“开放”问题（近年外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已很迅猛），更多的是面向国内 “放开”金融市场准入的问题。政策部门应该意识到，你不许做的，未必它就不存在。还是以中小企业融资为例，很多时候，国内中小企业的融资靠大量的、民营的、小型草根性金融机构来解决。目前东南沿海60%12316;70%的民间利率，正好说明了社会上存在着对这种金融服务的巨大需求，同时也反映了国内这类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的严重短缺。有调查显示，近年民间借贷总量维持在国内生产总值6%至7%的水平，相当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额的4%至5%。我国民营企业近80%的资金需求来自于自我积累和民间借贷。 迄今为止，国内在政策层面对地下金融仍视为异端，不敢将各种各样的“地下钱庄”合法化，担心地下金融机构引发金融风险，留下烂摊子由国家来买单。殊不知，这种担心只是一厢情愿，地上禁止的结果只能导致地下金融更为发达，井水不犯河水。在资金紧张时，民间利率水平更高。地上禁止的另一个代价就是地上的金融服务进一步缺失，难以承受地下金融成本的中小企业，只能是死路一条。 近几年来，政策上也开始进行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几类机构的试点。但在笔者看来，这些试点仍是基于政策部门主观判断的谨慎尝试，出发点虽好，但效果却成疑。 最应该做的，是进一步对内放开金融市场，让更多的地下金融机构合法化，引导这一部分最有活力、与草根金融需求联系最紧密的金融力量，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一句话，国内金融市场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也要注重对内“放开”！ （本文作者为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高级分析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