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部门高举海派文化这面旗帜的时候,先要拿起放大镜观照一下,这面旗帜上有无污渍,有之,则应该立即洗涤干净。
BY陆勇
这些天,上海收藏协会正在三山会馆举办一个年画展,展品中出现了很少露面的旧校场年画和近年来呈泛滥之势的月份牌。对海派文化有兴趣的人,或许能从中看出海派文化的渊薮,但我在其中发现了上海市民的趣味,在很大程度上被所谓的“海派”误导到很低下的地步。由此,我对重振海派文化的说法产生了忧虑。至少我认为,在有关部门高举海派文化这面旗帜的时候,先要拿起放大镜观照一下,这面旗帜上有无污渍,有之,则应该立即洗涤干净。 昔日上海老城厢的旧校场,是建于明代的一个演武场,19世纪中期,这一带出现代销苏州桃花坞年画的店铺。由于获利丰厚,有些店就自己刻印年画,聘请苏州桃花坞的画师、工匠绘稿并制作,行销颇畅。1860年太平军东征期间,不少桃花坞业主和工匠为躲避战乱来到上海,在旧校场重操旧业,使上海的年画市场繁荣起来,在短短200余米的街面上聚集了几十家画铺,连著名海派画家吴友如、钱慧安、改琦等也积极参与了年画创作,在提升艺术境界的同时兼顾了平民化、大众化,据有关专家称:“做到了雅俗共赏”。 那么“雅俗共赏”的是哪些画面呢?从艺术史角度看,旧校场年画确实在艺术上海纳百川,融汇了中西绘画技巧,想象丰富,多视点构图,写实和寓意结合,画面线条细腻、色彩鲜艳;在选题上与时俱进,除了民间传说、风俗时事、岁朝吉祥外,更注重反映新事物、新风尚,充满了时代气息。上海图书馆藏有三千多幅老年画,其中有不少旧校场年画。我曾在那里看到一些相当有上海开埠城市特色的年画,比如《上海新造铁路火轮车开往吴淞》、《新出夷场十景》、《上海四马路洋场胜景图》、《中外通商共庆大放花灯》、《西国车利尼大马戏》等,表现的都是世上风情、新事物及日常生活的新面貌。在新闻业还不发达的那个时候,旧校场年画还承担了新闻报道和新观念传播的使命。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开埠后的上海,相当多的市民已经从惧怕洋人演变到崇洋媚外,为迎合这种心理,作为大宗文化消费品的炮制者,当然锁定了市场卖点。年画师傅开始以苏州年画的笔法,描绘上海的习俗、时事、新闻和社会生活。这次在展出的一幅年画《新拷打寇承御》中出现了油头粉面、拿着司迪克(手杖)的小开。还有一幅年画是京剧题材,却是由小孩子来扮演角色,他们身着时装,露胳膊大腿,在取悦受众的思路上跟今天的电视娱乐节目相仿佛。月份牌是年画的“升级版”,发端于清末民初,周慕桥、金雪尘、杭稚英、金梅生、周柏生、谢之光等一批有商业头脑的海派画家都是月份牌的作者,连周璇、胡蝶等明星都上过月份牌,并以此为荣呢。应该说月份牌是新思潮、新技术的产物,但我在本次展览上看到了一幅月份牌,内容是一个刚刚出浴的时髦女郎,横陈于榻,穿戴时装,却故意露出一只乳房。我还在一份档案上看到更露骨的月份牌,一群美女将一个正在修行的小和尚团团围住,其中一个不惜暴露肉体,似乎想考验一下年轻的出家人。像此类“不雅”的月份牌,当时不在少数,我想即使是“很傻很天真”的上海正经人家也不敢张挂于堂前的吧。所以,未加剔抉而用商业元素将月份牌重新包装一番,复制一个旧上海繁华梦境,然后塞进时尚小店或白领的客厅,很可能会弄巧成拙。至于有人将“很新潮”的月份牌堂皇地张挂于高档消费场所,以为时尚,以为海派,其实是东施效颦,至少也是对历史的误读。 我非伪君子,更非道学家,我要提醒读者的是,今天我们在发掘海派文化精神内涵时,应该有所取舍。作为海派文化重要载体的年画和月份牌,给了我们一个鉴识历史与文化真相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