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人认为，好时光已经永远过去了；有人认为，好时光总是一波一波的，去了还会再来。
撰稿·汪伟（记者）
在一片拥挤、楼层低矮的厂房前，郭先生忧心忡忡地谈到他利润越来越薄的生产线。天刚下过雨，但是只有负责精密组装的车间里开着空调，郭先生的办公楼非常闷热，而且连灯都关掉了。 缺电的情形在2008年的夏天再次变得严重起来。镇上来打了招呼，让工厂尽可能地节约能源。谈话进行了15分钟后，每个人都大汗淋漓，这无疑让访客对这家工厂所面临的困难有了更加深刻和直观的感受。 最后，郭先生抱歉地建议就在办公楼下的大门口谈话，因为那里可能会凉快些。他谈到的话题：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劳动合同法和全球范围内直线下降的笔记本电脑价格，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从长三角到珠三角，记者走访10年来蜚声世界的“中国制造”的基地，企业主、技术专家、政府官员和经济学者，都在谈论同样的话题，像刚刚经历过流行性感冒肆虐的地区一样，每个人都表现出类似的愁绪和对未来的茫然。 只有那些各不相同的怅然表情，才能给这些话题增加一些个人色彩。顺着郭先生的指点，放眼望去，一片本应是秀美的江南风光的土地上，能够看到的都是密密麻麻、和他背后类似的厂房；但郭先生本人看到的，是每个厂房里都有若干和他一样承受着重重压力的人。 这些厂房坐落在昆山淀山湖镇，距离上海青浦只有十几分钟的车程。这里的景象正是上海郊县和昆山各乡镇的缩影，也是“中国制造”的缩影。 最好的时候过去了 如果一家制造企业只有500名员工，厂房占地仅仅30亩，很难让人相信，它能够代表“中国制造”的规模。然而，全世界每四台笔记本电脑中，就有一台装有郭先生的产品——一种为笔记本电脑的CPU散热的装置。 叉车将原材料卸下卡车，进入车间，在那里，工人将铜管切割成长短粗细不一的材料开始，经过一系列加工，最终成型的铜管堆放在一起，郭先生示意可以感受一下这种产品的导热功能。只需捏起一根铜管，把它的一头浸在热水中，另一头在瞬息之间就感到了热水的温度。 制作散热模组的工艺的原理看上去如此简单，铜管是热的优良导体，能够极快地传导热量，可以让笔记本的核心元件CPU高速运行而不用担心因为过热而损坏。50年前，这种工艺的原始形态只是应用于美国的航天科技上。卫星在太空中运行，面向太阳的一面温度可达摄氏３００到５００度，而背阴的一面温度会下降到摄氏零下100到200度；没有任何一种材料能够承受这样的温差。最终，NASA的专家决定用铜质材料将卫星包起来，使卫星的表面温度保持一致。最早的笔记本电脑在日本发明出来之后，这一技术方案被用来解决电脑元件的散热问题。 1998年，郭先生从美国返回台湾时，高速成长中的笔记本电脑行业欣欣向荣，台湾已经成了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基地。他进入一家从事传统五金制造的公司，开发出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散热方案，而当时充斥市场的都是美国和日本的散热方案。 这一年，一根20厘米长、直径3到4毫米的散热管价值10美元。在每台笔记本电脑售价5000到8000美元的时代，没有任何人觉得散热管的价格太高。 在一个一切都在成长的市场里，郭先生的成功故事也是最常见的。他和一位营销人员拿着自己发明的导热管，等在电脑制造厂门口，向下班出门的工厂负责人推销，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自己的产品可以战胜美国和日本的产品。当台湾的生产商最终接纳了郭先生的产品后，散热元件的价格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跌到了2美元。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科技改变我们生活的最活生生的例子。这种改变当然没有因为郭先生发明了自己的散热方案而停止。从那时候开始，10年之后，世界再次发生了变化。 在昆山的厂房里，产品的加工和检测都是在高温中进行，年轻的工人在呼呼作响的大电扇旁，用娴熟而机械的动作，不停地产出各种规格的铜管。在不远处装有空调的车间，进门必须换鞋或者穿上鞋套，显示出精细加工对环境的需求——在这里，铜管被加工成形状各异的散热模组。经过最后的质量检验，它们被装进印有DELL或者HP字样的纸箱。叉车再次出动，将它们装入集装箱。集卡将从淀山湖镇出发，开上高速公路，根据距离的远近，若干天后，昆山、厦门、印度、东欧和南美的客户，将依次接到从这里发出的散热模组。它们随后被装进笔记本电脑中。货船再次起航，轻巧便携的笔记本电脑被运往包括中国在内的电器卖场，进入我们的生活。 据说，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是在一台HP电脑上，写出《世界是平的》这本著名的讨论全球化的畅销书的。弗里德曼先生的HP电脑里，是否也有一块产自中国淀山湖镇的散热模组呢？ 笔记本电脑改变世界的方式不在于催生少数了不起的思想成果，而是以庞大的数量改变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这些年来,《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帝致力于一项让每个孩子拥有一部笔记本电脑的计划OLPC（OneLaptopPerChild）。他联合英特尔、谷歌和AMD这些IT巨头，极力降低笔记本电脑和软件的价格，再通过慈善机构的采购，将这些笔记本电脑送到贫穷的和缺乏教育机会的孩子手上。尼洛葛庞帝将笔记本电脑看作随身可以携带的人类智慧，认为它们将改变穷孩子的人生，进而改变这个世界。在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里，数量和低成本无疑是改变世界的关键所在——这正是郭先生和“中国制造”最擅长的领域。 但到了2008年，擅长降低成本的郭先生觉得，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 中国制造的生存法则 郭先生想念一个模组价值10美元的黄金时代。好光景持续的时间不长，从2000年开始，到2002年结束，头尾不过3年时间。那时候郭先生的企业没有占到现在这么大的市场份额，但是净利润率在20%以上。 现在，25%的市场占有率并不能让他纾解愁眉。从2006年开始，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在蚕食他的利润。最先是原材料涨价。国际市场上，铜的价格从5年前就开始上升。有人说这是中国的大宗采购引起的。事实上，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对铜的需求都在上升。无论是中国和印度，还是“金砖四国”里的俄罗斯和巴西，经济的快速增长对电力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铜是制造电缆的主要材料。 到2008年，铜价已经翻了一倍。作为制作电脑散热模组的主要材料，铜价已经占到了到产品售价的80%。尽管如此，郭先生没有因此向客户提出涨价的要求，恰恰相反，因为笔记本电脑的普及和价格迅速下降，散热模组的价格还在下滑。 从2006年人民币放弃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之后，进入了一个时快时慢的对美元升值的通道，至今对美元一共升值20%左右。对于以美元结算产品价格而以人民币结算生产成本的出口企业来说，以廉价著称的“中国制造”的终端产品几乎没有涨价的空间，所以升值就意味着利润下降。 另一个打击是政府取消了对出口加工企业的税收优惠，作为台资出口企业，郭先生的感受十分典型。他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率从两税合并之前的最低12%上升到了25%，而增值税退税率从原来的17%降到了13%。 与此同时，由于激烈的竞争，欧美市场上的“中国制造”，价格已经压到了可能范围内的最低。 10余年前，郭先生的第一个客户DELL请他设计散热模组时，设计费100万元新台币，今天他的客户不需要另行支付任何设计费用。作为全球出货量第二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商和郭先生最大的客户，DELL在亚洲、欧洲和南美洲都拥有自己的组装厂，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供货商向组装厂供货的时候，必须要自行负责物流和仓储。为此，郭先生必须在每一个DELL组装厂旁边租赁仓库，储存自己的产品，供DELL提货所需。DELL由此保证了生产流程的零库存，巩固了自己的竞争力，而郭先生每个月需要支付200万元以上的仓储费用。 这种情形之所以会出现，唯一原因是市场已经供大于求。每个供货商都在想方设法降低成本，以获得欧美客户的青睐。廉价策略使得供货商们在和拥有终端产品品牌的客户谈判时，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这是一个糟糕的循环。 这个行业还没有糟糕到纺织业的地步：增值税退税已经成了许多出口纺织企业利润的全部来源。但盈利能力已经脆弱到企业对任何形式的成本增加都极度敏感。降低成本就是生存下去的唯一法则。 成本紧箍咒 中国看起来已经不是——至少不是唯一的——成本最低廉的世界工厂了，越南和印度都有兴趣来接中国的下一棒。当然，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企业还可以选择迁往内地。经常有来自安徽和江西的地方政府的招商人员客气地找上门来，游说的条件十分体贴，显然完全洞悉郭先生的需求：便宜的地价、税收优惠，甚至是更加宽松的环保和劳动环境。 有证据表明，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抱怨，但它们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感。在生产有淡季和旺季之分的出口制造企业里，加班本来是旺季的常态。昆山的最低月工资是850元，旺季工人的加班费可以达到基本工资的60%，是他们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但《劳动合同法》规定，每个工人每月加班时间不能超过32个小时。这几乎完全打破了制造业原有的生产节奏。到底有多少家企业真正是按照这个规定来做的就大可怀疑了。企业和工人往往会达成一种默契，他们装作不知道有这种规定。当然，一旦工人觉得这种做法不妥而向劳动局举报，企业就面临着非常麻烦的局面。 这种麻烦同样也是属于地方政府的。这些政府了解企业的需求，也很难真正下定决心去处置普遍存在的非法加班现象，但也不可能罔顾法律和举报。他们最后采用的方法是不停地向上级请示，希望得到更高层政府的明确处理意见，相似请示一层层上移，处理复杂局面的压力也随之上移。这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每个国家都要在劳工权益和企业活力之间做出平衡，在中国，这是最高级别的议题。 因为“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就是来自于低成本——包括廉价的土地、人民币、能源和劳动力。长期以来，向成本要利润已经成了出口制造企业的中心诉求。 企业成长和一个国家的发展一样，有路径依赖。 在廉价倾销的策略里，成本是永远的紧箍咒。制造业资本像穿上了有魔力的舞鞋，永远不能停止寻找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的脚步。 在台湾，郭先生的父亲，一位多年前从江西吉安到台湾去的老人是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的忠实观众。电视新闻里大陆经济欣欣向荣，每每惹动老人的思乡之情。但作为台商的郭先生，心情要比用乡愁过滤新闻的老父复杂得多。 10年前，为了降低成本，郭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念叨着“大陆”的字眼，从台北来到昆山；10年后，他的朋友和同行们见面时，嘴里念叨的热门词儿，已经从“大陆”变成“越南”了。 寻找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的过程，不是从今天、也不是从中国制造开始的。 寻找成本洼地 出租车从东莞市区驶往和深圳比邻的塘厦镇，高速公路覆盖着茂密的热带植物，而两旁除了闪过香蕉累累的果园，还有随处可见的厂房和职工宿舍。职工宿舍的阳台上晾晒着颜色和式样都相同的服装，告诉我们，这里正是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中心，是“台湾制造”和“香港制造”落户内地的第一站。 塘厦镇的一个角落里坐落着一家员工达到3000人的五金制造企业，在工厂的产品陈列间里，我们看到了和昆山的郭先生生产的一模一样的产品。这两家工厂相距数千公里，分属两个行业，规模迥异，昆山的电子工厂隶属于一家台湾上市公司，而东莞的五金工厂是一家家族企业。但这两家看上去八杆子打不到的工厂，其实都是台湾的吴家三兄弟创办的。 吴氏的家族企业起家于1970年代，最初只是一个制作小五金件的家庭作坊。战后日本经济起飞，纺织、五金这样的行业迅速在成本的挤压下逃离日本本土，涌入前殖民地台湾，台湾岛内的五金加工厂加班加点也来不及应付所有的订单，最终采取的办法和现在东莞的五金厂毫无二致，一些订单因此从大厂流入到小规模的家庭作坊。 在许多年时间里，流到吴家作坊里的单子是铝制品加工：为日本产的高档音响的铝制外壳做表面处理，兼做铝质的真空管散热器。 这些不起眼的外贸代工单子不仅养活了吴氏三兄弟的家庭，而且使他们的作坊变成了现代工厂，并且有机会在30年后的议论产业升级的大潮中，再次从家族所有的五金制造企业变身为主营IT产品的上市公司。 在事业起步之初，这种缺乏雄厚资金的家族企业的发展是缓慢的。直到1975年，作坊主吴老三才召集了兄弟加入，将家庭作坊扩展成一个雇员20多人的小工厂，在随后的20年里，这间工厂在规模最大的时期也只有300名员工。如果不是因为香港的客户要到大陆来设厂，并且邀请他们前来配套的话，吴家的工厂也许会一直留在台北，并且一直维持着这种规模。然而制造业全球转移的时代潮流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机会。 在东莞，出现在记者面前的副总经理，是吴氏家族年轻的第二代接班人。这个家族企业已经开始吸收下一代进入管理层，说明它至少度过了家族企业通常会碰到的扩张和继承的两大危机。 进入大陆的决定对大多数台资企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甚至生死攸关的。今天可以看到的一些制造业巨无霸，比如遍布各地的富士康企业，占地动辄数以千亩，职工人数以万计，但在10年前，它只是台北名不见经传的一间中型企业。和富士康相比，吴家在东莞的五金厂规模当然要小得多，但较之15年前在台北的时候，规模也已经扩大了10倍。
1990年代初的台湾还没有向大陆开放投资，许多台商必须透过在香港注册的公司才能完成投资。至今，许多台商投资的企业的工商注册信息上，仍然标注着港资的字样。吴氏的五金公司也不例外。这种变通的策略，一方面表现出华人企业家精明的生存智慧，另一方面也说明寻找成本洼地的资本转移是难以遏制的潮流，资本的意志不会因为人的意志或政府的意志就停步不前。 这种变通的痕迹在台商公司的选址上也可见一斑。最早进入大陆的台商工厂，大多位于和香港比邻的地区，深圳是最早的跳板，随后是东莞和广州地区。而当1998年吴氏旗下的上市企业需要在大陆投资一家专门生产笔记本电脑散热模块的工厂时，吴氏和客户的眼光都已经从东莞转移到了昆山。 1990年代末，IT产业兴起，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台湾成了全球的计算机制造基地，随后在更短的时间里，计算机制造商又像急着在夏天之前飞往北方的候鸟一样，坚决地从台湾转移到了大陆。昆山迅速集合了仁宝、广达、业达和宏碁这样全球最大的电脑生产商，作为产业链上的一环，吴氏新厂的厂址只能跟随大厂的脚步，落脚在昆山。 吴氏企业40年内兴起和迁徙的轨迹，就是制造资本两次全球转移的见证。 失败者各有原因，但成功的故事听上去总是非常雷同。珠三角和长三角无数民营企业家都像1970年代受益于制造业第一次全球转移的台湾吴氏兄弟一样，是从1990年代的制造业第二次全球转移的浪潮中挖到第一桶金的。 这样的故事，到今天还在发生。 刘氏作坊能否变为刘氏企业？ 塘厦镇与深圳的龙岗区毗邻，老刘开着一辆浅绿色的富康车，送我去深圳。 老刘曾经以开出租车为生，现在的身份是一家五金加工作坊的合伙人。某种程度上，他仍然没有丢掉运输业这个老本行：在深圳和东莞的小镇街头，所谓的“黑车”比比皆是，老刘就是车主之一。 他指着吴先生的厂门解释说，自己只为熟悉的客户送人。他拍打着自己的方向盘说，这辆富康是他刚刚买来的二手车，花了3万元钱。他以前开的是一辆奥拓微型车。 老刘熟悉的客户中有好几家五金厂。但他和这些五金厂合作可并不仅限于的“指定用车”，他还承接那里流出来的订单。在他的加工作坊里，四个工人和两个学徒两班倒地工作，从事一种线切割的工艺。 这些来自海外的订单本来的目的地，是在东莞各乡镇的五金厂，但和30多年前的台湾一样，这些五金厂的产能，不足以完成全部的订单任务，只能再次将订单外包到老刘的作坊。 听了吴氏家族的发迹史，也许不由得要对老刘另眼相看：只要假以机会和时日，谁知道这位黑车司机不会变成刘氏家族企业的第一代创业者呢？ 老刘的作坊是和两个朋友一起投资的。他们购进了两台台湾生产的线切割机，每台价值68万元。对老刘来说，这是一笔大投资，但是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任何风险存在。他的作坊夜以继日地工作，从来不缺订单，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有16万元的毛收入，而平均每月毛收入也有12万元。 成本包括辅料、工人工资和折旧占到毛利的一半，理论上老刘每个月可以坐收2万元的纯收入。但实际上，他拿不到这么多，其中的诀窍，他从车窗里伸出一只胳膊，指向接到两边掠过的比比皆是的挂着“线切割”招牌的作坊，说，竞争很激烈，要接到订单，必须给五金厂的负责人回扣。 回扣的内容包括现金、吃饭、卡拉OK和桑拿。扣除这一部分的开销，老刘最终能从作坊中拿到的利润大概是1万元左右。 如果老刘想把作坊变成家族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需要充足的订单，人工、房租甚至电费都不能涨价，他还必须克制个人消费，才有可能逐渐积累起扩大规模所需要的资金。另外，作为一家抗风险能力很弱的小作坊，资金周转的速度至关重要。他手头要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来应付各种开销，才能维持小作坊的生产能力——这是刘家作坊成为刘氏企业的关键所在。 很难判断老刘是否具有一个企业家所必需的开拓精神。总的来说，如果不是有些客户拖欠他的加工费的话，他对现状会相当满意。他花了很多时间探讨国家政策能不能惩治这种拖欠行为。有些欠款一年前就应该付给他，但拖欠至今，最大的一笔已经累积到了50万元之多。对方是东莞最大的五金企业之一，本来是老刘最重要的客户，但现在老刘尽量避免接这一家的单子。 和30多年前台湾的吴氏作坊相比，东莞的刘氏作坊似乎面临着困难得多的局面。也许大多数五金厂并不是有意要拖欠老刘的加工费，2008年以来，由于美国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许多海外客户延长了付款周期，刘氏作坊上游的五金厂也陷入了资金周转不灵的困境。 在淀山湖镇，一家为电脑制造塑料外壳的企业最近倒闭了，原因是下游的客户付款周期拉得越来越长，导致企业资金运转不灵，资金链断裂。这让老刘的企业家前景黯淡了许多。 在旺季，郭先生管理的昆山工厂一个月要生产出价值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产品。可惜并非每天都是旺季。有些时候，接单子其实意味着亏损——但他们不得不接下这些单子，以维持市场占有率。他们希望能够撑下去，度过严酷的冬天——到那个时候，很多人就会退出惨淡的竞争。 这和动物世界的规则并没有两样：当春天来临的时候，羸弱的成员都已经死去，生存下来的将变得更加强壮，并且获得了繁衍生息的机会。 和动物世界不同的是，想要生存下来的企业不能被动地等待命运的判决，它们必须寻找新的增长点，以便在竞争中获胜。这一点是刘氏作坊致命的短板。 走，还是不走？ 当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可能再次从中国移出的历史关头，从作坊起家的中国企业家中，有人像幸运的吴氏企业一样，已经部分完成了升级，但大多数还在苦苦支撑，寻找转型的可能。 2008年俨然成了制造业的寒冬。为了躲避寒冷，台商的做法各不相同。 出走看上去是最简单的选项。郭先生和吴先生的一些朋友已经选择了出走，典型的方式是关掉厂子，遣散工人。少数人选择了一走了之，抛下厂房和债务复杂的烂摊子。 粗略估计，珠三角和长三角各有100万台籍人士，在大陆工作的台籍人士共有300万之多，大多数从事出口加工或贸易。在这个同乡和同业关系组成的人际网络里，不仅容易形成共同的话题，而且容易形成共识。昆山的郭先生和东莞的吴先生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其他几百万人也一样。 郭先生不打算走，反而在追加投资。他刚刚在工厂附近买下了一块70多亩的地，打算扩建厂房。新厂房的面积将是老厂房的两倍。产品的利润率越压越低的情况下，维持收益的唯一秘诀是增加产能，薄利多销。 当然，这样逆势操作对他的资金链将是严峻的考验。而且，钱不是唯一的问题。昆山的地价在两三年以前还不到9万元一亩，现在已经涨到了20多万，但并不是有钱就能买到地。地方政府希望引进的是世界500强，或者成长性好的高科技企业。捡到篮里就是菜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无论是在长三角还是在珠三角，希望进驻或者扩大产能的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已经感到地方政府的热情在下降，壁垒在增多。行政之手正在按照自己的标准，挑选产业和厂家，试图避开新一轮制造业全球转移可能造成的产业空心化的风险。 郭先生最大的客户在询问他有没有兴趣到印度去开厂，DELL在那里也有一家组装厂。但更多的电脑生产商仍然集中在昆山，因此，尽管土地越来越贵，招不到工人和缺电的情形也时有发生，但继续留在这里看上去仍是唯一的选择。 从头来过并不简单。全球最大的PC制造商仁宝将在越南投资5000万美元，生产电脑，这是台商圈子里听到的最大的一笔投资。但郭先生这样的中型配套企业，并没有做好离开大陆的准备。他们对越南的劳动力供应、基础设施、政府效能和语言隔阂，都抱有重重疑虑。到内地去？便宜的低价、人工和宽松的政策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呢？两三年以后，那里难道不会重复长三角和珠三角今天的故事吗？ 谁又能知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