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山寨文化凶猛
贺志刚 在行业里存在多年的黑手机何时更名改姓成了山寨手机了呢？业内流传着一个带有语源学意味的故事，说某企业的老板看到手机利润高，投资了很多钱，想尽办法最终做出一部手机，然后循例到信产部属下的手机认证检测中心去认证，结果报告打上去，左等右等不见回复，情急之下找人疏通，约到内部人士“喝茶”，此人告知，那么多正规手机企业的产品还在排队等候检测，像你们这样的“山寨”企业，怎么能轮得上呢！ 这位老板一气之下，回到深圳，干脆也不去认证检测，“我山寨就山寨吧，只要有钱赚，还能怎么着！”山寨之名于是流行天下。 管制催生产业畸形 这个略带调侃和揶揄味道的故事有些荒诞不经，却点出了山寨机产生的一个要害：高度管制带来的逆反效应。 中国的手机产业多年来一直是摩托罗拉、诺基亚等跨国公司的天下，1998年信产部开始颁发手机生产牌照，入选企业大多是海尔、海信、TCL等大型国有企业。2005年之后，手机生产由牌照制改为核准制，管理机构也由信产部转为发改委，手机牌照由49张增加到80多张。2007年10月核准制被取消，信产部电信研究院泰尔实验室的手机检测和入网许可证成为关键。 但是管理机构对手机产业的管制放松速度远远没有这个产业本身的发展速度快，随着台湾企业联发科“Turn-key”的手机芯片供应方式的诞生，随着国内手机设计公司的迅速蹿升，随着中国制造业上下游配套的逐渐完善，手机生产的门槛在迅速降低。如今一家不大不小的手机经销商就可以整合上游制造和设计资源，生产和销售手机。此时可以快速集结的产业链资源让手机的成本大幅降低，低成本手机恰恰刺激了多年来被跨国手机企业忽略的低端市场，价钱低廉的手机变成了快速消费品，曾经笼罩其上的所谓高科技光环彻底褪色。 此时相对落后的产业管理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这个产业的畸形。由于检测和许可证制度需要耗费不菲的资金和很长的时间，有不少手中握有许可证的企业不再辛辛苦苦地生产手机，他们通过向那些没有许可证资源的企业寻租来获得更高的收益。这些坐收牌照渔利的企业在行业里引起公愤：“不愿生产手机的给了牌照，想生产手机的却拿不到，政府到底要扶持什么？”一个更为愤懑的潜台词是：既然管理者如此纵容牌照经济，那么我们山寨企业随便做做也就无所谓！ 迅速拉低的技术门槛，庞大的市场需求，可以快速组合的生产制造业资源，不断进入的产业游资，让深圳的手机产业如野草般蓬勃发展。但是这个产业却带有与生俱来的缺陷：为了节约时间和资金成本可以躲避政府检测，尽量压低成本甚至以走私的形式逃避税收，舍弃研发环节之后更多依赖快速模仿和复制。正因为此，在这个表面看起来风风火火的市场里，一群精明无比的商人，既没有技术积累也没有品牌诉求，他们只挣快钱，一直赚到不能赚为止。 山寨经济福利 在深圳华强北一带，众多的电子产品卖场已经成为山寨手机的全球集散地。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买家们已经不再仅仅选购自己中意的手机产品，他们要在这里寻找性价比足够好的设计方案和制造资源，定制自己的产品。位于车公庙的天安数码城就是中国手机设计公司的云集之地，从三五个人的小团队到几十上百人的公司，众多的手机设计公司在这里共享着市场、客户和制造业资源。“深圳有3000多家手机设计企业，为手机生产配套软硬件的企业大约有3000家（包括按键、显示屏、摄像头等等），手机模具企业有200家，工业设计企业有100多家，还有专门为手机产业服务的物流公司、外贸公司和金融服务业。你说，深圳的山寨机是个多么大的产业！”这样的说法被众多的业内人士所认同。 众多的手机从业者们已经将山寨手机发展壮大成为一种产业，面对如此众多的从业人员和贸易量，面对着在原材料、汇率和人力成本层层重压下难以抬头的制造业，相信对于当地政府来说，无论如何，都要慎重考虑这个产业对于深圳经济的带动作用。也正因为此，才有不断传出的山寨手机招安传闻，也有信产部手机检测中心在深圳设立分支机构的说法。
那么，谁是这个产业的受益者呢？换句更有经济学味道的话说，高度管制的牌照经济、迅速降低的技术门槛和庞大的市场所催生出来的由山寨手机引发的山寨经济中，谁的福利最大化了，谁的福利被损害了呢？ “工程师作为一个群体受益很大！”一位手机软件企业的老板说，“前几年，手机产业是资本家说了算，创办手机设计公司必须要看风险投资的脸色，要有大的资金支持，如今几个合作愉快的工程师就可以创业，只要赌准了机型，就可以迅速发家致富！”当然，不仅仅是工程师的创业门槛降低了，那些在深圳华强北手机卖场里蹲守档口的经销商们也很快乐，一个柜台的租金在千把元左右，在这里可以坐等世界各地的手机买家，就连卖场外面等待送货的物流公司小老板的名片都是全英文的。再往大里说，低廉的价格让更多的消费者享受到便捷的通信服务，庞大的贸易量带动了珠三角的制造业资源，等等等等。 毫无疑问的是政府损失了一部分的牌照许可费和税收，考虑到作为国有企业的电信运营商因客户规模扩大有更多的话费收入，这又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平衡。正规的国产手机厂商如夏新、波导等当然是山寨手机的最直接受害者；而跨国手机企业在低端市场上再也很难插足，因为模仿和盗版，他们的知识产权也受到很大打击。考虑到全球手机垄断企业这些年来的巨额利润，也许很多消费者会感到平衡。想象一下，当你在钟爱iPhone手机的同事面前摆弄自己花几百块钱就搞定的外观几可乱真的HiPhone手机的时候，那种炫耀中是不是也有对跨国巨头们的嘲笑和颠覆的快感呢？ 产业转变中的狂欢 实际上，山寨手机的产业模式在中国经济中一直存在，那些仿制的LV包、与国外热销车型一模一样的国产汽车，那些咋一看与国际著名品牌非常相似的服装LOGO，在制造业繁荣的中国，总有人靠着模仿和复制推出“山寨”产品，迎合相对低端的市场需求；当然，也总有企业会在技术和品牌上有所追求，艰难地提升自身竞争能力；也总有不少企业甘于制造业底层的位置，将OEM作为自己的主业。或许，这也是山寨机们的未来。在喧嚣的产业疯狂之后，他们仍然难以逃离中国制造业的宿命。 将深圳的山寨机产业群落与北京中关村的电脑卖场、江浙一带的专业乡镇对比一下，可以看出它们的相似性，同样是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合作共生，同样要有足够大卖场和贸易量，因为有卖场，市场反馈速度很快，参与其间的企业规模都不大，如此一来，产业链的调整就显得迅速而且灵活。这种经济形态的特点是产业资源共享，合作大于竞争，市场进入资本门槛被降低，众多中小企业可以参与到产业大合唱中来。我们都知道，江浙一带的专业乡镇恰恰是用这种方式打败了很多跨国公司，在深圳的华强北，我们依稀也能看到这种经济形态的影子。 也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深圳山寨机的繁荣只印证了产业群落的集群效应，无论是在关键技术上，还是强势品牌上，山寨机都缺乏实质性突破。有业内人士这样评价山寨机们的种种“创新”：“看到汽车手机、法拉利手机，我觉得很悲哀，中国的手机产业最终只能在产品的造型上有所突破，在最终的造型设计上玩些花招，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地方！” 在手机卖场里走一走，手表手机、汽车手机、鸟巢手机、水立方手机、中国娃娃手机、米老鼠手机等等诸如此类匪夷所思的手机在每个档口的玻璃柜台里密密麻麻地摆放着，更多的手机则是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iPhone等手机的仿制品，外形上几可乱真，操作系统则完全不一样。其实大多数手机设计公司基本上也就是一个设计工作室，职能组织架构相对简单，大部分时间是跟踪跨国手机企业的新产品，最关心的是其外形和功能。只要有新的产品出现，几天之后，卖场肯定会有好几个版本的仿制品。如今国内外信息落差越来越小，即使跨国公司未曾面世的新产品，这里也有销售。 在山寨机们埋头跟踪和抄袭领先企业的造型和功能的时候，全球手机产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高速发展了20多年以后，手机产业变得相对成熟，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等公司控制着全球大部分市场份额。手机从一个移动通信工具逐渐成为个人移动多媒体终端，彩屏、音乐、拍照、上网等功能如今已经成为标准配置，产业进化的结果是如今单纯靠造型和功能已经很难与竞争对手拉开距离。 但是，手机产业的颠覆者已经出现。苹果公司凭着iPhone手机超强的用户体验以及后台的iTunes平台给这个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在手机研发上投入巨资的Google公司则开放了自己的手机开发平台，这些企业所看重的是以手机为载体的移动互联网上的内容和应用。如今，手机制造巨头诺基亚也在积极收购与互联网应用紧密相关的技术和企业，以应对未来的竞争。 当人们越来越在乎移动互联网上的应用和内容时，当整个产业价值链发生结构性转移时，也许，手机的制造和销售将会变得无关紧要。如果那时，中国再次成为全球手机制造业的老大，这是令人骄傲呢还是让人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