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山寨文化凶猛
与海外市场相比，山寨机在国内市场的需求也正在缓慢拉开帷幕。从2007年末开始，媒体对山寨机的报道也悄然转向，从一味负面报道变为部分肯定。甚至许多网站都已经出现了专门针对各类山寨手机的评测文章。借助互联网人们对山寨机的印象已经从原有的质量低劣、信誉奇差变成了造型前卫、充满激情。
夏勇峰
全球最优秀的手机企业多长时间推出一款新手机？有数据显示，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在中国市场推出新机型最多的是三星公司，共47款，平均一个月近4款。紧随其后的诺基亚是34款，索尼爱立信19款，摩托罗拉18款。 可在山寨手机的大本营——深圳华强北，新款机型面市的速度是以天来计算的。据当地卖场人士估计，每天都会有3~5款新手机送达卖场，而按照3款/天的保守数字计算，山寨机一年的新款手机也达到了1000种以上。 谁在链条顶端 虽然山寨手机的更新频率如此惊人，但只要略微懂行的人就会明白这些“全新机型”里有多少水分。在华强北的龙胜手机批发中心和高科德电子交易中心等手机卖场，每天都会有人给顾客散发各类手机的广告页，打开这些产品册，看似种类繁多，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一款款手机的参数都有着近乎统一的“标配”：触摸屏、环绕立体声、MP3/MP4、百万像素摄像头，价钱稍微高一点的还会有双卡双待、数字电视、JAVA等功能。 功能极度趋同之后，外观或细节上的细分就成了突出的卖点，于是“类型机”登台亮相：有的将钢制外壳抛光，做成可以映出人脸的“镜面手机”；有的在屏幕旁嵌入一圈彩色小灯，随铃声而亮，这叫“跑马灯手机”；有的在外形上玩具化，做成HelloKitty或米老鼠的样子；有的手机则与其他随身器件的功能结合，变成了手表手机或“狗仔队”偷拍手机。除此以外的“新机”则清一色是各类热销手机的“高仿机”。说到底，绝大多数的新款山寨机，都只是在外观上做文章，外壳里面没什么两样。 并不是它们不想在功能上有所创新，而是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山寨手机的制造商，归根到底只是一个集成商，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整合手机设计公司、测试公司、工厂等手机链条的各个端点。手机设计公司所提供的方案，只是根据联发科（MTK）芯片的功能来“锦上添花”。也就是说，“芯片里带什么，手机里就有什么”，制造商们根本不具备手机基础功能的决定权，只能在外形、材料等方面进行差异化竞争。 在华强北，大多数山寨机使用的都是联发科的手机芯片。在数以万计的山寨机设计、制造和销售公司之上，手机芯片却几乎是一个垄断产业。今年2月，联发科公布业绩，2007年营收为804.09亿元新台币（约合182.9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增长51%。2007年手机芯片出货量高达1.5亿颗，全球市场占有率达13~14%，仅次于德州仪器及高通公司。 表面上来看，联发科的芯片只是卖给了许多正规的、规模较大的手机制造商，那这些芯片又是如何转到山寨手机厂商的手里的呢？ “你要没有一定的规模，现在去找联发科它都不会理你。”朱德全是某山寨机制造企业的CEO，他解释道，“但是你可以去找那些能拿到芯片的手机公司。他们自己也许只需要1000万颗芯片，却可以报2000万的量，多出来的就流到了山寨机这里。他们倒手卖一把芯片，也能赚不少钱！”如今，这个套购的市场越来越大，成了手机芯片行业公开的秘密。 联发科无法控制芯片最终的去向，同时它也不想去控制。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联发科与山寨机们达成了默契。据调查显示，2007年我国手机总产量为5.5亿台，其中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和LG等国际巨头占据7成，约为4亿台。这些厂商都没有使用联发科的芯片，但联发科的芯片出货仍然达到1.5亿颗，山寨机无疑是最大的消耗者。 山寨行规 在华强北，山寨机更多被称为“三码机”。所谓三码机，就是手机内部的IMEI串码、手机背面电池下的串码和包装盒上的串码，“三码合一”。当然，这些串码都是伪造的。即便是加上入网证、三包卡和发票上IMEI码的所谓“五码机”，虽然看来是正规行货，也能在正规渠道销售，但它们的来源也非常可疑。朱德全分析道：“有些规模较大的手机商，会通过正当途径获取入网许可证和3C认证，然后转手卖‘牌’。只要给他们钱，就能让手机贴牌和检测之后‘转正’。” 三码机和五码机，山寨机和国产行货手机，它们之间的区别不过是有没有花钱入网检测而已，也许从设计到批量出厂，这些手机根本就来自同一家工厂。朱德全认为，在这种现实之下，一些山寨机厂商都想要“漂白”。“谁愿意说自己是贼呢？”但是，转正的时间和资金成本看起来有些高，同时他们也不认为所谓的正规手机有多少技术含量。“大部分深圳的手机厂商走进了从资本积累到资本掠夺的怪圈。”朱德全说。所谓的资本积累，就是山寨机厂商通过经营积累，最终达到一定规模，有资本去通过检测、拥有正规的手机经营权。此后他们将自身品牌转让给没牌子的手机厂商，收取的是转让费用。“实际上等于卖网标，也就是他们付出了，就要把钱掠夺回来。”这种方式在官方的文件中被认可，并被冠以“品牌代工”的名头。 刻意躲避管制让山寨机这个行当蒙上了一层灰色，大量产业游资的进入造成的过度竞争又让其存在极度的信用缺失。刘建中是高科德电子交易中心一个档口的老板，一年前进入这个行当，目前拥有几家店铺。前不久，刘建中计划以自己的店面为基础，直接找山寨机厂商做代理。“我去过一个做仿iPhone手机的公司的招商会，公司看起来很完整，网站上也查得到。我付了5万块钱定金。”刘建中说，“可是付钱之后，这帮人一夜之间就消失了。”他说这还算是好的，前几天在龙胜旁边的山水时尚酒店，有一个仿三星“伯爵”机的招商会，一次就骗了100多万元。 为了降低信用风险，也为了躲避官方的检查，山寨机厂商们尽可能快地回流资金、缩短手机周转的流程。山寨机的每个交易环节大都是现金交易，很少有账款拖欠的情况，这进一步加快了资金的迅速流动。甚至每款手机在没有开始卖的时候，手机制造商就已经从代理那里拿到了钱，然后马上再生产下一款。 在刘建中的档口前，短短一个小时，就有五六个人来送货拿钱，他从包里至少掏出了4万元现金。最后一个人来的时候，刘建中手中没钱了，他对来人说：“等一下，我这就从网上把钱打给你。” 为了追求速度，山寨机很少去做系统的营销或广告，因为这太花时间。同样，山寨机也很少去做正规的手机检测，有时不仅是心疼那20多万元的检测费用，而是花不起那几个月的检测时间。“你还在检测的时候，别人同样的机器早就出来了。”在这种状态下，山寨机无暇顾及更深层面的问题。而那些追求品质或品牌的厂商，在快速的同质竞争之下很难站稳脚跟。 在这个无法见光的行业，山寨机厂商们保持敏感与隐秘。虽然深圳华强北路许多酒店大堂里，都立着各种新款手机招商的易拉宝，但当你真正按照地址找到厂商的时候，却很难见到人、拿到货。这也是许多国外远道而来的批发商和许多渠道商只能联系到最末端卖场、顶多是上一级的某个代理，却很难直接联系到厂商的原因。这一点在山寨机的新机“招商会”上表现得极为明显。 根据某酒店大堂里易拉宝上提供的信息，我们找到了一家正在举行“招商会”的手机厂商门口。前台员工非常警惕，见我们逗留了一会儿，他们问都不问，直接将大门关闭。“我们只做深圳本地的生意。”一名员工反复地说。
好不容易在朋友的带领下，走进了一家厂商招商会的现场。当朋友称是北京过来、想要做这款山寨机的网络渠道时，对方一口拒绝：“我们不做网络渠道，只做代理”。而且，为了保证每个拥有长期关系的代理的利益，同时也为了降低新合作者带来的可能风险，他们只在每个省设立一个代理，其他人都一律拒绝。 “不好意思，我们这款镜面手机，从昨天到今天已经全部招商完了。全国包括西藏，34个省和直辖市都有代理了，总量有二三十K吧。”来自厂家的人说，其他的再也不肯多说一句。 从拿到芯片开始，山寨文化就注定了是一种“地下文化”。芯片来源不正规、没有入网牌照，种种因素使得山寨机的生产销售不可能合法。为了降低风险、躲避检查，山寨机厂商们必须尽可能快的回流资金、缩短手机周转的流程，因此现金交易变得非常重要，这也使市场上的资金效率非常高，山寨机的现金流动迅速，新机推出频率极高。最终“快”和“便宜”变成了最核心的竞争力，对快速的追求使得山寨机无暇去顾及真正的营销，维护产品的品质，更不用说去形成自己的品牌。 国际化未来？ 在高科德电子交易中心的一层，有一家星巴克咖啡厅，从外表上来看，它和别的城市里的星巴克并无二致。区别最大的是这里的人，在喝咖啡和抽烟时，聊的全都是手机生意。 在最靠边的一个角落里，几个波兰人正围着一个穿着白衬衣、斜跨黑色大包的中国小伙子，他们手里拿一款来自Orange的运营商定制手机，正在咨询是否能够仿制。小伙子很认真地将手机后盖打开、取出电池，然后一项一项配件记录着，不时抬头用英语问道：“This24RMB，OK？This8RMB，OK？” 这只是山寨机国际影响力的一个缩影。在深圳，电子配件资源极度丰盛，距离华强北数百米远的华强路地铁站旁，有易通、庞源等一批规模庞大的手机配件市场，里面的手机配件琳琅满目、种类齐全，每个柜台都是“专精一门”，有专门卖电池、触摸笔的，也有只卖手机芯片、键盘的。圈内有一个夸张的说法：“在华强路楼上楼下跑一圈，一台手机就出来了，连标签都有了。” 再加上车公庙附近聚集着的几千家手机设计公司、宝安区大片的工厂，在深圳，手机链条的每个端点都相当完整。这条世界少有的廉价而又快速的“手机流水线”，已经在国际上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 据说在巴西、中东、巴基斯坦等地，手机监管制度不同于国内，山寨机基本上和正规手机的待遇相同。山寨机因其价格便宜、性能不错，主要占据国际市场中的低端市场。“最大的市场是印度，印度有10多亿人，其中90%是穷人，他们对便宜的三码机有很大需求！”刘建中说。手机卖场里的很多柜台上都有阿拉伯文、泰文、越南语等等的招牌，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些手机都卖到了哪些市场。 一方需求巨大，另一方则供给积极。对经销商来说，“外单”不仅数量大，而且不需要提供售后服务的支持，生意更加好做；而对国外的手机批发商来说，因为山寨机的成本低、销售利润大，遇到质量问题，就算给购买者直接更换一台都无所谓。 这使得山寨机的出口变成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生意，甚至连一些国家的小电信运营商，都会专程到深圳来定制、购买山寨机，也有国外批发商在深圳设立专门的采购办事处。山寨机的外销，从2007年年中开始，逐渐升温。以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的50%出口量和约1.5亿台的年产量计算，山寨机在2007年出口了7000余万台。有山寨机厂商充满豪情地说，“现在山寨手机走出国门只有一年的时间，国外还有很大的一片空白需要我们去开拓”。 有一些山寨机在国内虽然默默无名，但在国外却变成了当地的“名牌”。“比如星马牌手机，在南亚的泰国、印度等地销量很大，已经相当有名。” 在龙胜手机批发市场，有一家专卖手表手机的柜台。据柜台老板赵春燕介绍，做手表手机的这家公司以前就是做手表MP3的，这手表手机别看是三码机，质量却不比那些五码机差。目前该款手表手机虽然在国内不是行货，但在香港已经走完了全套的手续，能够摆放在商场，与诺基亚、三星手机放在一起卖，而且已经卖出了几万台，下订单的更有来自印度、巴西等国家的批发商。 与海外市场相比，山寨机在国内市场的需求也正在缓慢拉开帷幕。从2007年末开始，媒体对山寨机的报道也悄然转向，从一味负面报道变为部分肯定。甚至许多网站都已经出现了专门针对各类山寨手机的评测文章。借助互联网人们对山寨机的印象已经从原有的质量低劣、信誉奇差变成了造型前卫、充满激情。朱德全承认，他每月推出一款新机，现在不仅在三四线城市卖，一二线城市也有了销售点。 （文中涉及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