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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英国工业革命的目标只在于经济增长、只在于经济理性，那么人文灾难就不可避免
文|钱乘旦
英国工业革命中，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关系发生过很大变化，小说家司各脱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雇主和他所雇用的人之间出现严重的脱节，这引起严重的后果，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蒸汽机。当机器由水力驱动时，制造商必须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在那儿可以搞到合适的水流，他的工人于是成为他周围那个村庄的居民，他也就必须多多少少关心一下工人的道德和贫困，了解一下他们的为人和品质，并且对那些靠他为生又直接与他和他的前途紧密联系的人施加有益的影响。但现在这些都变了，制造商搬到大城市，在这儿一个人可以在一星期内招来500人，又在下一个星期把他们全都打发走，除了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个星期的工作、付出一星期的工资外，就和他们没有任何联系，也不为他们的前途作任何考虑，就好像他们是500个旧梭子。” 其实，这种变化主要不是由蒸汽机引起的，引起变化的是人的观念。 工业革命前，生产规模很小，一般是一个师傅带几个帮工和徒弟，在一个不大的铺子里从事生产。在这种工作环境中，师傅（雇主）和帮工（雇工）之间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他们生活在一起，相互地位差别不大。更多的手工业分散在广大农村，商人控制生产，分发原材料，收进成品，这种生产方式中的工人各家各户独自生产，他们的独立性很强。那时，控制英国社会的是贵族、乡绅，他们是土地所有者，也是国家的统治者。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家长”，用管“家”的办法来管理社会，在“家长”和“家人”之间，保持着温情脉脉的一面。按照“家长”理论，“家长”应保障“家人”的温饱，“家人”则服从“家长”的管治，因此在工业革命前，英国社会能够向普通百姓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当时是一个“家长制社会”。 工业革命发生后，一小批暴发户登上舞台，他们凭借暴发的钱财，改变了社会生态。在他们看来，赚钱就是美德，赚钱就是成功，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只是赚钱，其他都无须管。这种心态得到“自由放任”思潮的支持，“自由放任”的理论基础是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亚当·斯密认为：经济活动应该不受任何形式的束缚，市场应该起完全的作用。在市场调节下，经济会保持最正常的运转，因此国家不可以干预经济，要让纯粹的“经济规律”起作用。按照这种思想，生存被看作是纯个人的事，是每个人自己的经济活动。富人富裕是因为他有能力，穷人贫穷是因为他无能；富人的富裕和穷人的贫穷都是天经地义的，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社会就好像大自然，“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于是，国家与社会的调节作用完全被否定了，一个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就被建立起来。结果，工业革命创造的巨额财富被轻易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而社会多数成员、尤其是广大劳动者，则被丢弃在贫穷的泥潭中，挣扎在最低的生存线上——而且，这被说成是对国家最有利的。 但现实却非常糟糕，国家和社会都受到很大的伤害。1803年，最富裕的1.4%的家庭取得国民总收入的15.7%，到1867年，0.07%的家庭就取得16.2%的国民总收入，这说明在60年的时间里，财富的聚敛扩大了20多倍。1867年，占家庭总数约3/4的劳动者家庭在国民总收入中只占有不到40%的份额，而占家庭总数约1/4的中、上社会阶层则占有国民总收入的60%强，其中不到家庭总数1/200的上层收入者其收入总额超过了国民总收入的1/4，贫富差距十分巨大。工业革命给英国带来巨大的财富，可是财富越多，贫穷现象越显著，无数的人无饭吃、无衣穿、没有房子住，没有工作做，他们就是司各脱所说的“旧梭子”。 历史学家哈孟德夫妇说过：“工业革命带来了物质力量的极大发展，也带来了物质力量相伴着的无穷机遇然而这次变革并没有能建立起一个更幸福、更合理、更富有自尊心的社会，相反，工业革命使千百万群众身价倍落，而迅速发展出一种一切都为利润牺牲的城市生活方式。”惊人的贫困震惊了整个社会，就连后来成为保守党首相的本杰明·迪斯雷利也说：英国已成为“两个民族”的国家，一个是富人，一个是穷人，两个民族将会开战 英国的经历给我们留下这样的思考：工业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它的目的不是人，那么它还有什么意义？如果它的目的只是为造福少数人而伤害多数人，那么它是否不发生更好？如果它的全部目标只在于经济增长、只在于经济理性，那么人文灾难就不可避免。我们对这一段历史似乎已经忘记了，但我希望我们不要忘记它。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会长，曾担任《大国崛起》总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