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潘岳: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疯狂扩张中,产生了一种特殊利益结合现象。一方面,某些地方政府通过上大型重工业项目,追求短平快的业绩;另一方面,在地方政府庇护下,一些企业把全民的资源环境变现为私利,而且方式极端粗鲁,不顾后果。这种现象,上干扰中央的宏观调控,下侵犯百姓权益引发社会不安
诺晨/文
太湖蓝藻，水散发着浓浓的腥臭味 万广年和陈金娥夫妇的家就在无锡家乐福旁边的长庆路上。2007年5月29日晚，万广年发现自来水有点臭，他吃了以后总觉得肚子不舒服。老俩口搞不懂为什么自来水看着还清清的，放上几个小时就发黄，而且还是臭水。5月30日一大早，万广年推着自行车到附近的矿泉水批发站买水，5元一桶。下午再去买时，一桶已翻倍涨成10元了。 从5月29日这天晚上开始，无锡市民开始望水兴叹，水散发着浓浓的腥臭味。 自来水为何一夜间臭味难挡?无锡自来水公司的解释是:连续高温高热，造成太湖蓝藻在短期内积聚爆发，导致水源水质恶化。 早在2007年5月7日，太湖蓝藻就有过一次大爆发，湖面漂浮着厚厚的一层蓝藻，腥臭味随风扑来。 太湖因水质污染造成的损失每年大约在50亿元左右。曾有日本专家经过两年调查，认为太湖水质要在10年内恢复到1980年代初的水平，最少要投入2251.5亿元。芬兰环境科技中国项目委员会(FECC)有关专家认为，如果从现在起就采取措施治理蓝藻，太湖要恢复到原生态至少需要10-15年时间。 太湖蓝藻事件后，各方都总结自己是如何重视太湖治污的，如何减排的，讲得头头是道。实际上，太湖是跨界湖泊，是“公家的湖”，管湖的部门也是多头管理，该谁负责任说不清。太湖污染反映在湖，而根子在河。流入太湖有170多条河流，工业污染、城市生活污染和农业污染都通过这些密密麻麻的河网进入太湖。河流流经地的政府应负起什么样的责任，更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就在太湖蓝藻大规模爆发之际，太湖还面临着新的污染威胁。在无锡市几百万人口受缺水煎熬时，周边一些河流的污染水照样源源不断地流向太湖。太湖没有走出边治理边污染的怪圈。 太湖发生了蓝藻，洞庭湖发生了26年来最大的鼠害。湖畔老鼠尸横遍野，无处落脚，每平方米有180只老鼠。据测算，这次洞庭湖湖区共有20多亿只害鼠。 “天哪，这么高!”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北洲子镇马排村一农妇用双手比划出近两尺的距离，回忆起6月23日那一夜让人汗毛直竖的场面，“我几十年都没见过那么多的老鼠，从湖里挤成一团向前冲，一层层的老鼠堆积10多层，吱吱呀呀相互撕咬着，拼命往大堤上挤......” “10多年前，湖里的树上都有手臂粗的蛇，地上就更不用说了，有好多好多蛇的。”现在“不容易看到蛇了，倒成稀奇玩意了。”老鼠没有了天敌，疯狂繁殖扩军。 但湖南省林业厅副厅长邓三龙指出，“洞庭湖东方田鼠大发生与人们食用蛇类有直接关系”的说法不符合事实。他说，洞庭湖是一个典型的湿地生态系统，不适合蛇类的生存，蛇的种类和数量有限。6月下旬长江上游水位上涨，洞庭湖水位抬升，约20%的湖洲和滩涂被水淹没，东方田鼠因避水游迁至防洪大堤。 马排村的老人说，以前的湖，水质好，清澈见底，随眼看去，尽是各种鱼。“以前一个渔民一天打七八百斤鱼很轻松，现在一天只能打七八斤鱼。以前的鱼煮起来香，现在听说是湖里的鱼，好多人都不愿吃。你看现在这湖里的水，浑得就像酱油。” 太湖等地此起彼伏水污染危机，说明20多年积累下来的环境问题已到了危险的临界点。 GDP绿色衰，27万收费员如何安置 达到危险临界点的当然不止一个太湖。厦门PX事件与北京六里屯事件则显示了公众参与环境事务的迫切欲望。厦门海沧开发区的定位不明，导致后来出现化工厂和住宅区紧接的尴尬局面，显然是规划的失误，是地方政府急功近利思想的体现，同时也暴露了政府侵犯公民知情权的问题。正是厦门市民通过手机短信等方式相互传递信息、才使更多的人知道有这样一个化工项目的存在，才迫使PX项目暂停。政府政务公开，应该是公众参与环保的一个制度安排。而坏的制度安排让好事变坏，并使坏事得以可持续发展。
比如燃油税替代养路费，这样一个能够促进节油并保护环境的好事却好事多磨10年不成，一大原因是全国27万收费员无处安置...... 所有制度不合理设置的例证莫过于GDP。经济虽高速发展了，但代价是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据说，到2010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据说，即使现在不再排放丁点温室气体，惯性也要使地球气温继续上涨0.5摄氏度;据说，现在整个星球所承受的生态足迹，已达到其所能承载的3倍之多。据说，气候变了，降水少了，南水北调都危了。 一味追求GDP已不止损害一国的经济和社会，而是威胁全人类。于是，3年前，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局，开始着手绿色GDP试点。 官员拿政绩说事，不能只说生产了多少物质，还要减去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这样，2006年公布了2004年绿色GDP数字，环境污染占当年GDP的3.05%。但到该公布2005年绿色GDP时，统计局方面变卦了，就像燃油税一样，搁搁吧。 说核算绿色GDP是世界性难题争议多多，说指标设置不科学不合理，各种说法都有道理，各地反弹也都在预料中。但两害相衡择其轻，比起那个血盆大口的GDP来说，哪怕这个不完善的绿色GDP能够稍稍勒勒GDP这匹野马的缰绳，也是有益的。 部门利益冲突，环评立法推迟 继绿色GDP遭遇停滞后，另一项环保大戏——规划环评的立法进程也放慢了脚步。 2005年，环保总局开始运作规划环评的立法工作，原本预计在2007年八九月份出台。但11月3日，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由于利益冲突，这部立法尚不能很快出台。“规划环评所注重的长期利益、全局利益往往是与有些部门和地方所追求的短期利益、局部利益相冲突，致使他们对这项工作不那么支持，并甚至以种种理由逃避开展规划环评的责任。” 潘岳认为，目前，火电、钢铁、石油化工、水泥、焦化等行业都急需进行规划环评。此外，重点流域、能源基地以及快速城镇化地区也急需进行规划环评。 此前，2007年1月10日，又一场“环保风暴”刮起，4个市和4个电力集团的建设项目被停批、限批。区域限批后，包括国电在内的几大电力公司的股价应声而落。 潘岳说，我在2005年第一次环评执法时就有了区域限批的想法，但是当时连环评法都没人知道，一下子就区域限批，震动太大。所以我们决定先从普法开始。2006年第二次环评执法时，我们对形势还是过于乐观——中央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每年节能4%，减排2%”。结果是，2006年主要污染物排放不降反升，平均每两天发生一起突发性环境事故，群众环境投诉增加三成，中央领导对环境问题的批示比上一年增加了52%。我们意识到，温和手段已不起作用，所以采用了区域限批。 潘岳说，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疯狂扩张中，产生了一种特殊利益结合现象。一方面，某些地方政府通过上大型重工业项目，追求短平快的业绩;另一方面，在地方政府庇护下，一些企业把全民的资源环境变现为私利，而且方式极端粗鲁，不顾后果。这种现象，上干扰中央的宏观调控，下侵犯百姓权益引发社会不安。 潘岳说，我自己也不怕环保部门。环保总局既不能直接叫停项目，罚款也不能超过20万元，不能撤官员的职，连自己的地方部门都管不了，怕它什么?就让它在媒体上喊两声吧，反正喊也是白喊，我们该干嘛还是干嘛。这就是现实。3年来，每当我看见违规的项目在补办手续后，用各种方法拖延兑现环保承诺;看见新的污染项目违法开工后，又打着不能让国家受损失的名义补办手续，心里就十分沉重。但我不允许自己有“无力感”。既然法律和体制只给了我们这么大的空间，那我们就要在这个空间内创造出新的办法。现状决不能成为无所作为的借口，而是开展工作的前提。 厦门PX事件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尴尬 拦轿喊冤,古已有之。遇到这种情况,当事官员再老大不情愿,一般都不会绕道走开,多少要给个说法。厦门地方政府现在遇到的可不是普通的拦轿,而是百名全国政协委员的集体抗争。委员们反对PX项目落户厦门城郊,联名吁请迁址。 那么地方政府如何回应呢?据《瞭望东方》杂志报道,厦门市委主要负责人在一个小型会议上表示,“委员提他们的,我们不理睬,要抓紧速度干。” 直接导致前环保总局局长解职的吉林双苯厂爆炸案,公众应记忆犹新。PX就是对二甲苯,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距市中心不过7公里的厦门PX项目一旦投产,厦门乃至整个闽南三角,都将笼罩在剧毒的化工阴影之中。隐患如此严重,不可能不引来嚣嚣公议,而地方政府竟毫不介怀。如斯局面,令人仰天而叹。 诚然,当下中国的言论空间是在不断扩展中,“不怕举报,就怕登报”。但舆论一时间的凯歌行进,不免在社会认知上放大了舆论的能量,我们不免估计过高。现在终于看明白,这不过是我们的浪漫幻觉。经过反复博弈,权力对舆论的不适症状逐渐消失。权力与舆论关系的新阶段,一个更为复杂的阶段,自此发端了。厦门PX事件正是在这个角度,有着标本意义。 ——媒体人笑蜀 是全世界在污染中国 中国的环境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整个世界的缩影，中国这面镜子折射出来的就是经济全球化的自画像。因此，单纯地将责任归咎于中国，无益于问题的解决。简单地认为“都是中国的错”，可能会让整个世界在将来偿还更大的亏空。 我想从几个方面来论述中国问题也是世界问题这一观点。 第一就是无需赘述的越境污染问题。产生这些污染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独自承担了世界范围内相当比例的制造业生产，生产基地集中在中国，相应的环境负担也会集中到中国。 还有就是资源问题。截至20世纪末，中国已经基本实现十几亿人口的粮食自给，而进入21世纪后，每年却要进口一成左右的粮食。虽说是一成，但中国的一成就相当于日本的全部。这不仅给世界粮食市场带来巨大影响，也使整个地球的环境危机进一步加深。 现在的情况才刚刚是个开始，今后的问题可能更加严峻。 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与环境问题相伴而生的各种不均衡也在扩大。能够满足如此巨大的能源需求的资源，恐怕找遍整个世界也没有。此外，城市与农村的不均衡、社会不同阶层间差距的扩大都可能引发剧烈冲突。中国城市污水总是排向周围的乡镇，增加了那里的环境负担，这必然在日后催生大量的“环境难民”，还有可能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
在美国国防部2003年出台的环境风险评估报告中，曾明确表示“环境问题的风险远在恐怖主义之上”。到2020年，因气候异常和环境变动导致的风险将增加，不仅经济会遭受巨大损失，还会产生大量环境难民。由此可见，为了有效降低中国经济的风险，即便是挪用日本税收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减轻中国的环境负担，也是可以理解的。 40年前，日本以东京奥运会为契机开始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也以奥运会为分水岭出现了一些结构性问题。在1960年，日本的粮食自给率尚能达到80%，但是40年后就只剩40%了。奥运会召开前东京的水源主要来自多摩川和地下水，但是奥运会之后将近90%的城市用水则需要依赖于远方的利根川。日本的上下水系统运营成本巨大，而且不得不依赖大量的石油和电力消耗，十分脆弱。 中国现在正在走日本的老路。北京在奥运会召开前已经出现了粮食自给率下降，需要从全世界进口食品和能源，把长江水引入北京。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一点，北京奥运会所体现的时代特征已经与东京奥运会截然不同了。上世纪60年代，促进经济全球化与国际贸易还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手段。但是今天，由于石油本身的成本和对环境的破坏，经济全球化不仅不具有建设性，甚至还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与日本同样存在结构问题的中国正面临不可估量的风险，怎能对此放任自流。 如果现在还要抵制中国产品，把因北京奥运会产生的大气污染和水资源不足问题当做别人家的事不闻不问，那就太不合时宜了。如何把中国问题作为全球性问题平稳地解决，是我们现在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京都造型艺术大学教授竹村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