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偶像剧男主角、报纸上的绯闻男人、现实中的公司老板，李亚鹏希望建立一个“回归给公众和社会”的名人慈善样本
作者：李亚鹏/丁伟
又一个名人慈善样本？又一场名人慈善秀？又一个明星生意人要把慈善当作“利润的装饰”？ 李亚鹏，娱乐圈的“六年级生”，慈善业的“一年级生”，有8家控股公司而被太太戏称的“八爪鱼”，却说要将嫣然天使基金打造成一个专业、有公信力、长远的慈善基金，这事靠谱吗？他会比企业家、其他社会名人所创立的慈善基金运作更成功吗？ 李亚鹏对《中国企业家》承认——这是他第一次接受商业杂志的采访，“我没有那些企业家在自有资金上那么雄厚，但是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公众性”。他忙碌了一年，其专项基金募款达1400余万元，但可能还没有一些企业家非公募慈善基金会的注册基金多，“但是不管公募还是私募，我们的影响力应该比他们要大。” 当你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12月8日，李亚鹏、王菲夫妇及2007年嫣然天使基金慈善晚宴推广大使刘嘉玲，正在上海发挥他们的名利场影响力。而同一天在北京，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的慈善论坛上，李连杰和企业家交流慈善心得。 同样是名人慈善基金，同样是挂靠在官方基金会下的专项基金，李连杰壹基金和嫣然天使基金有类似的地方，包括做慈善的痛苦。在10月底的金鸡百花电影节上，李亚鹏碰到李连杰，“我们俩还聊了半天儿这个事儿，他有他的苦恼，都不容易。” 所以，李亚鹏想对企业家说，“不要再说什么50岁以后退休了就去做慈善，好像是一件很休闲的事情，我想恰恰不是——慈善可能是一个二次创业，人生价值实现的二次创业。” 当然，李亚鹏最想对企业家说的是，“从长远来说，希望有一些企业家加入到我们基金会，我可以退出，慢慢地抹掉我的个人色彩……目前如果我出一点儿问题，可能负面影响会很大，为了转嫁这种风险，我要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去建立机构和制度。”就像火箭上升助推器要脱落，“如果50年以后，跟我没什么关系了，跟我女儿也没什么关系了，但是‘天使基金’是中国最成功的一个慈善基金，那不就是我的成就感吗？” 最终，偶像剧男主角、“郭大侠”、报纸上的绯闻男人、现实中的公司老板，李亚鹏成了一个慈善明星、慈善专业管理者，他希望建立一个“回归给公众和社会”的名人慈善样本。而他自己，携妻爱女，“生活本身才是我惟一的真正的作品”。 “花钱比赚钱难” 我现在还不算是一个专业的慈善管理人士，如果我是的话，那是在50年后了。 嫣然天使基金会的创立，我是一个发起者，这两到三年应该是一个建立管理团队和管理制度的过程。如果说李连杰在做壹基金之前做了两年准备，我跟他是反过来，他之前做的工作我现在在做，因为我们的情况不同，我们有突发性的，是因为一个突发事件引起的。而且最开始我的本意也并不是说要创立一个基金，而就是想捐一笔钱——我女儿在美国接受的矫正手术很小，包括她手术后贴一种橡胶一样的膜，把整个伤口包住，小孩马上就可以吃奶，哭都不怕。其实就那么一点点小的技术，国内就没有。后来发现没地可捐，无路可走；捐款也缺乏一定的信任度，我想这一点，也是所有今天中国做慈善都面临的问题。 之前我也不是一点没接触过慈善。我自己的公司这几年都资助儿童福利院，做绿色环保集体植树。我也曾经给我***大学、贫困大学生捐助过一笔钱。还有一个接触就是我给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小天使基金（救助白血病儿童）做过代言。后来红十字基金会的领导就说，要不然你们干脆自己发起一个。（2006年11月，李亚鹏、王菲夫妇倡导发起专为资助唇腭裂儿童的“嫣然天使基金”，并捐献1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 总的来说，我是在一个突发事件下、很短的时间内做了这么一个决定，是比较仓促的。包括到现在，自己还是在一个清晰和学习的过程当中。可是我们的开端就不错，我们的募款和慈善晚宴应该算是国内最成功的了（2006年12月26日，嫣然天使基金慈善晚宴在北京举行，共筹得善款1201万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先把持一个原则——谨慎。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做活动，但是不会在经营管理上迈出太大的步子。我们基金会在初期阶段，最需要注意的就是财务的清晰透明和政策的严谨。在我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制度之前，我们可能还会比较保守一点。 我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接触很多企业家——在你们杂志里经常能看到企业家说这种话，我到50岁以后，就去做慈善什么的。毕竟我真正到了操作性的层面、比较深入的接触，做慈善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你问的那句话特别对，做慈善甚至比做一个企业还要难。企业赚了钱就可以了，作为一个慈善机构你要募来钱，就跟赚钱是一个意思，最难的是第二个环节，你要高效率地把钱实施出去。 我为什么愿意接受你们杂志采访，其实我想借这个机会说，我没有那些企业家在自有资金上那么雄厚，比如香江集团社会求助基金会，注册资金5000万，这个钱比我们多多了，可是这个钱对于真正能够解决他想资助的对象差十万八千里。尤其在中国，慈善是一个初步阶段，我觉得它分两个意义，一个是直接真正救助到这些人，再一个这个行为实施本身产生的对社会的影响和带动更多人来做这件事儿。 我有一个观念，我们希望能够慢慢和一些企业或者是企业家有一些固定、长期的合作。巴菲特为什么把钱给比尔及美琳达·盖茨基金会，不自己来做呢？因为盖茨基金会已经很多年了，很有名气了，管理和制度已经形成了，巴菲特才愿意给他，让钱花到最有用的地方。从这点来讲，我希望用我们的优势，把基金会的品牌和制度做得更完善、更健全一点儿。 原本我邀请两个知名企业家共同发起嫣然天使基金，我们是好朋友，女儿都是同一年生的。但是后来都没有介入——他们还是商人意识，对慈善的认识还没到巴菲特那个层次。这很正常，很多企业家觉得我辛苦了一辈子，赚了很多钱，最后我要成立一个我的基金会，这是我认识的大多数顶级企业家的想法。慈善一定不能是自己的，就像我说我要抹掉我的个人色彩一样。成就感有很多种，你到底要哪一种呢？ “慈善世界是非常功利的，要看效率和结果” 今天做慈善，我认为我的出发点很纯粹，并不是我人比别人纯粹，我是说动机，因为在全世界很多基金会也是一种财产的继承或者转移。过去一年我们做得很保守，尤其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是这样，我就要求每一个人都要跟我一样，但是不可能，所有跟你合作的媒体、医院、国家机构、品牌，都有他的利益甚至其他目的。现在慢慢我已经接受了，刚开始我是非常排斥的。 这一年的体会，我们越来越清晰，包括我个人、我们基金，作用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提供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任何人如果能够获得一定的利益而对他们产生吸引力，最终促使他们给基金会带来善款或者说帮助，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我们为什么选择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选择它就变成公募了。第一，私募我自身的经济实力不能跟企业家比，靠私募我可能没有能力募来那么多钱。第二，如果做私募的话，在国内首先被大家接受度就会差，今天国家机构在中国人心目中还是有一定的权威性。做公募有公募的好处，可是也有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它在一个大的机构下面，这个机构相对是很保守的。其中我们应该算是最活跃的一只，如果我们活跃过度的话是不行的。 我一直没有在体制内生存过，这个基金某种程度把我带到体制内，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儿。因为以前做演员，后来自己也做企业，很随性的，现在不一样了，开始知道一些事情的流程，包括考虑到上上下下的关系，对我真的也是一种锻炼。体制内有体制内的优点，包括我们基金会想成立募款人制度（注：募集资金可提成，“专业募款人”Professionalfundraiser在国际上是早已存在的慈善机制），其他基金都没有，我要有的话怎么办？虽然今天我是这个基金的管理委员会主席，可是因为在体制内了，我就不能像在自己的公司随意做一个决定，包括要考虑对大众……我跟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王汝鹏说过这个话，如履薄冰。这个基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目前这个阶段，如果我出一点儿问题，可能负面影响会是很大的，为了转嫁这种风险，我要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去建立机构和制度。 我们有几个模式创新：定点医院制度，在北京、青岛、乌鲁木齐、成都设有定点及合作医院，完成救治患儿426人次；专项专家医疗队，开展“天使之旅——把爱传出去”行动；我们现在还想做的是理事会制度，按理说一个单项基金没有这个设置的，但是我们想让更多的企业或者个人加入进来，这样就不再始终是我个人形象的基金会了；与银行合作联名卡，让基金有一个稳定的善款来源；我们还有一个愿望是建立一所非盈利的天使医院。 我说我们的优势是公众性，我们将加强这种影响力和品牌，在这个原则下我们还跟艺术家合作，今年慈善晚宴你可以看到艺术拍品。我们也会成立一个艺术品委员会，负责每年筹集艺术品，还有将来我希望可以去做一些艺术品的投资。今天我不会，包括我们募到1400万的时候，有基金界的朋友说把你钱放我们这儿吧，这两年基金回报很好嘛，法律也允许慈善基金增值保值。但最终我们放弃了。原因很简单——今天对嫣然天使基金来说，或者说是对中国的慈善机构而言，多增值的那部分远远没有保持你的诚信度更有意义。我们决定所有的善款一分钱都不动，就放在银行。其实这是不对的，但是今天必须这样。我是一个公众人物，如果当我步子迈得稍微大的时候，会更容易被大家注目到。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慈善我觉得是好事，慈善世界是非常功利的，要看效率和结果。我们需要克服大家的很多误解，我说我们欢迎质疑。首先我不怕你质疑，第二想通过答疑解惑让更多的人了解慈善是怎么回事儿。比如慈善晚宴，网上就有人说，你们这些有钱人花那么多钱在那么奢华的场面……你不能弄到马路上让人捐钱吧？我们去年用少到几乎让人不相信的钱募了1000多万，可是对于公众来讲，他对这个事情不理解，你哪怕花了一分钱他都会有意见。 我为什么要向企业家推荐嫣然天使基金呢？我们有很多特殊性，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所有下面单项基金当中最有主动权的一个。为什么呢？其他的管委会是红基会占三席，他们占两席，只有我们一家是我们占三席，红基会占两席，这确保了我们借助到了国家的力量和平台，享受到了国家公募基金的抵税政策，但是主动权是在我们手里。前面说的几个创新，我们已经给领导打了报告，他们都同意，说我们可以尝试。包括如果明年把嫣然基金做到海外去，而中国的基金会还没有走出海外过。 因为我们的起始，跟名人是脱离不了干系的，但是如果说建立一个慈善样本，我希望20年以后不是还是一群明星在做这件事，至少不是我在这儿做这件事——我其实是把自己这些年积累的友情在透支，这个短期内是必然的，长期绝对不可以，到最后没人理我，见到我就跑。应该建立的样本是说，不管名人也好个人也好，最终应该回归给公众和回归给社会。这个基金必须变成是社会的，它的生命力才可以更加长久。就像做企业一样，现在中国的企业家都到了权力更替的年龄和阶段了，我觉得王石就做得很好。慈善基金是一个道理，你不放出去，让更多的新生力量加入进来，你怎么可能长久？ 这就是我的慈善体验。到底为什么要做慈善？我觉得慈善是社会财富分配成本最低的一条途径，这就是它的社会意义。 （李亚鹏口述全文请见中国企业家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