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个传统斗拱造型的大建筑将成为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它不仅是一系列中国展品的容器，自身也是中国馆的第一件展品。
何镜堂和他的中国馆
“像雕塑？你说得没错，中国馆就是要在一个城市花园里，立一个中国雕塑。”坐在两张巨大的世博会中国馆效果图前，何镜堂兴致勃勃地向记者阐释他的作品。 年近70岁的何镜堂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也是这次世博会中国馆项目联合团队的总设计师。自从去年12月18日中国馆开工，他每周有一半时间会来到上海协调方案，在世博集团的办公室窗外就是中国馆如火如荼的工地。 在世博会规划图中，中国馆享有东道国的先天优势——紧邻黄浦江，处于南北、东西轴线交汇的视觉中心。它的体量也让它雄踞于其他场馆之上。何镜堂说，中国馆目前的地上面积约7万多平方米，高63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下部4个立柱外边距离70.2米，上部最大平台面积为138×138米，“相当于两个足球场那么大”。相比之下，地区馆高14米，每个省份面积控制在600平方米以下。而其他国家馆不能超过20米高，面积不能超过5000平方米。世博会后，其他国家馆都会照惯例拆除，而中国馆将作为永久建筑保留。从效果图上看，它全部由巨型钢构架构成，轮廓像斗拱，构成则像中国传统木建筑，连同下部的4个核心筒看，又像一个巨型四脚鼎，居中升起、层叠出挑，整体选用了“中国红”，形象更加突出。 这一设计引发了争论。有人认为它太突兀，太符号化，不符合上海“十里洋场”的风格。甚至指出其造型上的似曾相识，比如安藤忠雄设计的1992年西班牙博览会的日本馆建筑中部曾出现过类似元素。 “任何有轰动的工程，必然有轰动的声音。”何镜堂对此并不在意，他不久前在做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设计时也曾听到过不同声音。他说，参照日本馆是无稽之谈，中日的建筑文化是共通的，日本的也源于中国。何镜堂以做大学校园闻名，最近六七年，他就参与设计了国内200多个校园，其中主持设计的也有六七十个。他认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团队的一大优势就是“产、学、研”相结合，他本人的角色也“既是裁判员（重大项目评委）、又是教练员（导师），还是运动员（领衔设计师）”。这几年，其团队设计不断在一些纪念性的重大项目里中标，特别是最近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和世博会中国馆。 “纪念性建筑关键看定位。”何镜堂说，除了满足一般建筑的功能需求之外，最重要的是满足一种精神需求。“比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是黑灰色调、无生命的，要表达一种庄严凝重的场所精神。与此相反，中国馆则是红色的，热烈欢腾、雍容大度，传达泱泱大国的气度。” 世博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馆？在“设计任务书”中规定的主题很明确——“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何镜堂说，面对中国馆这个主题鲜明的设计，他们在构思之前反复追问两个问题:一个是设计如何包容中国元素，体现中国特色;另一个是如何呼应当今的世界潮流与时代精神。 为寻找一个可以表意的中国元素，何镜堂将他的几十人设计团队分成三组:一组寻找“中国印象”，借助绘画、戏剧、民族民风、文字，这一组最终形成了“中国结”方案;第二组借鉴了中国的城市建筑、园林，例如九经九纬、南北轴线，形成“中国园林”方案;第三组灵感来自“出土文物”，斗冠、宝鼎、器皿等，最后对斗拱这一传统建筑构件进行提炼，形成了“中国器”方案。 将这三个方案都拿去投标，最终中标的方案就是在“中国器”的基础上形成的。何镜堂认为，这个建筑本身融合了“天人合一”、“和谐共生”，“师法自然”等中国哲学思想，“不管喜欢与否，一看就是中国的，镇得住。不同的人还会有不同想象，有人说像传统建筑上的斗拱，像一顶古代的冠帽，或者像一个装粮食的斗，所以有人称之为‘东方之冠’、还有人称之为‘天下粮仓’”。 “开放的中国拿什么与世界对话？一定要用现代建筑语言来交流。”何镜堂说，红色钢构件搭建的构架虽然源自中式木构，但巨大尺度和跨度则显示了现代科技的成就，内部空间也通透而动感，比如18.6米见方的4根立柱里每个都放置了3部电梯，4部楼梯，比如内部自采光的中庭。而地面的城市广场、13米高的地方馆中国花园、63米高的观景平台又形成了三个平台，增加了城市空间的公共性和开放性。 “第一件展品”征集 4月25日，中国馆建筑设计方案开始招标。招标范围有所限定——“全球华人”。评委之一、科学院院士彭一刚对记者说，这一设想在2006年他曾参与的一次招标讨论会上就提出了，皆因最近几年的标志性建筑招标中，特别是在奥运系列建筑中，眼睛只盯着外国建筑师，中国成了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场。这次世博会上作为东道主的场馆，应该由中国建筑师设计。 “世博会也是世界建筑博览会，某种意义上，我们将国家馆建筑视作中国推出的‘第一件展品’。”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宋春华说，在以往中国参加的多次世博会里，都未留下像样的中国馆，最近几届给人的印象就是加点琉璃瓦，挂几个大灯笼，建筑意向缺乏创新。这次的国家馆主题明确为“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组织者对这次招标期望很高。 不到两个月，业主方上海世博集团就收到344件方案。彭一刚说，在第一次评选前，曾从300多个方案中初选出20个，供评委们参考。在他看来，这些里没有一个能让人产生耳目一新为之振奋的感觉，大多是简单形体的模仿，像贴标签，少有在精神上表现中国文化韵味的。后来，程泰宁院士从20个方案之外又挑拣出一个，构思新颖独特，让人眼前一亮。后来得知，这就是华南理工大学何镜堂的“东方之冠”方案。彭一刚旗帜鲜明地支持这一方案。在他看来，其余方案如果作为一般公共建筑，也许不失为好方案，但作为东道主的国家馆则略显逊色。特别是用“集中体现华人建筑师的才华和智慧”这一标准衡量，是难以服众的。但他也对“东方之冠”的颜色存疑:建筑体量过大，红彤彤一大片，是否合适？ 在多位中科院院士、建筑学家的主持下进行第一轮评审，评选出8个方案。评委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锦秋认为这是一道高难度的题目:功能复杂、流线复杂、技术要求先进，会期与会后的运营转换，当然，作为世博会的中国馆，最难的还是其标志性。她说，出于对中国馆标志性的不同理解，第一轮评选出的8个方案出现了四种方向:第一种是突出表现中国建筑技术的先进性，大多采用不规则的自由曲面体。第二种，以建筑造型寓意中国代表性形象，比如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以现代手法塑造的“龙”。第三种是以传统的中国建筑为源，创造新的建筑形体，比如华南理工大学的斗拱形巨构“东方之冠”。第四种是以简约的现代建筑加细部处理来表现中国特色，比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简盟工作室和上海建筑设计院的“叠篆”方案，赋予建筑外观以中国篆字的肌理。 第二轮，围绕“唯一性、标志性、地域性和时代性”标准，从8个方案中选出3个，胜出的是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院的“东方之冠”、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简盟工作室和上海建筑设计院的“叠篆”、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龙”方案。投票结果显示，“东方之冠”和“叠篆”票数相同，都是10票。 世博局副局长黄健之也参与了投票。他说，“东方之冠”一眼望去就是中国的，斗拱造型，56根梁代表56个民族，冲击力大，纪念性强，在结构肌理上用了中国元素;而“叠篆”则将篆文用在建筑表面，内容可以是31个省份的简称，在表皮装饰上用了中国元素。两个方案都难以割舍，决定将两者合并。何镜堂认为，这两个方案本身就有融合的基础:中国馆馆群是由国家馆和地方馆共同组成的，“东方之冠”集中体现中国精神与东方气度，自上而下，体现刚性，正好做国家馆;“叠篆”则开放、柔性、亲民，搭建一个属于城市的公共空间，正好做地方馆。 8月，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打电话给何镜堂，希望两家单位合作，由他来带队。张利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简盟工作室的总建筑师，“叠篆”方案确定为从属之后，他就在不断修改，将原建筑的上部削去，将颜色由红色改为白色，高度降为14米。“地方馆一切都为烘托国家馆而设计。两者一个为雕塑，一个为基座。” 如何展出中国？ 中国馆容器已经确定，接下来的问题是放什么展品进去。世博局主题演绎部部长季路德对记者说，按顺序，应该是先有软件——展览展示方案，再有硬件——建筑形态。展览展示方案的咨询他们从2005年就开始做，但一直是在黑暗中摸索，直到2006年初，才确定了“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这一主题，杨雄副市长称之为“一根筋清楚了”。但时间已经很紧张，必须先着手进行建筑方案征集。这样一来，展览布置会受到建筑的一定制约。 怎样去选择中华智慧？季路德说，如果将中华民族看成一个人，他最重要的是要有世界观和方法论。他们在主题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出四个哲学理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表达世界观;师法自然，和而不同，表达方法论。由此得出4个展区的基本描述，城市之光，对应自强不息，比如唐山重建;生活之乐，对应和而不同;自然之美，对应师法自然;文明之脉，对应厚德载物，可以通过伟大人物、杰出作品来表现。 主题演绎只是第一步，其后的流程就如同拍一部电影。季路德说，先要找脚本，征集工作1月10日就要开始;然后是征集展品，相当于分镜头脚本;最后进入电影制作。为此，世博局去年9月组建了展品展示部，许永顺为负责人。 “现在世博会已经不重实物展示了，而进入了理念展示阶段。”许永顺将历届世博会的展览展示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851年开始，在一个大型建筑中，集中为新发明、新创造的“物物交换”，比如曾展出了洗衣机、耕种机、电灯。第二阶段是从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开始，虽然还是实物展示，但有了主题，集中于人类文明、科技、艺术方面。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1970年的日本大阪世博会，达到世博会最鼎盛的时期。90年代后期是第三阶段，世博会开始走下坡路了，实物因偷窃、运输等问题不好拿出来了，另外今年发现一宝，明天全世界就都知道了，也不必拿到世博会上展示。所以这一阶段偏重于理念展示，比如汉诺威、爱知世博会。 据调研，世博会参观者平均每人停留一天，总共100多个展馆，分配到每个馆的时间只有40分钟左右。许永顺说，要让人走后留有印象，关键是如何“讲好一个故事”。 2005年上海已经“申博”成功，许永顺也专门去看过这届爱知世博会。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只猛犸的发掘过程和背后故事，很多人排队观看，“其实模型也没什么，关键是背后故事的渲染，每一天都在记录着猛犸的变化”。此外还有三菱馆，题目一下子把人吸引过去——“假如地球没有了月亮”。 “世博会故事讲述不能一览无余，平铺直叙，否则就成了博物馆、科技馆……”许永顺发现，最近几届世博会展览都分为三部分:流处理，批处理，散处理。中间部分是高潮。比如爱知世博会，一开始是“破碎的地球与日本60年发展”，采用100秒钟行走自行步道的方式流处理，通过各个时代的电器讲述日本60年。中间部分是一个全景球，人行走在球中央的桥上，可以观赏主题影片，批处理。第三部分“巨大的森林”散处理，在展馆外部分散放置展品，绿色的灯光打在纸筒做的枝丫上。而日本馆建筑本身也呼应了这届“自然的睿智”的主题。展馆由钢架搭建，外部用竹子包起来，其上种了植物。造型为卵形——地球相对于太阳，相当于一个卵。世博会后该建筑拆掉。 这届世博会的中国馆则广受诟病。中国馆外观为十二生肖装饰的红彤彤建筑，进门后4根大柱子立在当中，展品一览无余，没有任何故事线。虽然将故宫的国宝都搬过去了，但放在地下堆成一堆，没人把它们当宝贝了。“而对比1970年大阪世博会展出的月亮石，用十分精美的包装来渲染，放置在很高很远的地方，让人一望即知是宝贝。”许永顺说。 世博会如何展出中国？这一问题在惯性思维下并不好解答。爱知世博会时，吴仪已任上海世博会组委会主任，她曾在看了那届的中国馆回来后，在第三次组委会会议上评价:“历史太沉重，现实太单薄。” （实习记者陈晓晨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