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做一个媒体人，自己没有思想，你就很难去理解、捕捉、传递事情的真相。”
撰稿／燕舞
“１０００，就１０００！” １月５日，约好在“万圣书园”谈谈“改革开放３０年”，贺延光忙里偷闲和家政服务公司的保姆在电话里谈工资。 这位《中国青年报》高级记者、图片总监，正为５岁的小儿子找新保姆，对方开出１８００元的月薪，超出了他的接受范围。 改革开放３０年给贺延光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肯定比过去上了好几个台阶，你不是大款但有自己的房自己的车，开始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这个世界。” 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１９７８年常被视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元年，但描述今天的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贺延光，却要从更早的１９７１年的“９·１３事件”，特别是１９７６年的“天安门事件”开始。 业余记录者 １９７２年５月６日，贺延光以“特困”为由“像是一个逃兵”地从劳动了４年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回到北京。待业一年多，被分配到崇文区化学纤维厂。 家里的房子“大的一间，１２平米；小的一间，也就８平米”，“比起周围其他人，还算不错的。”这１２平米的“有两个小沙发”的大屋在“文革”中屡次用来掩藏父亲那些被错打成“叛徒”的战友。 １９７１年“９·１３事件”的震撼还在，邓小平１９７５年复出后的实绩又让贺延光衷心拥护。在他心中，对当时主流政治观念的质疑越来越多。 １９７６年４月１日，贺延光带着厂里８０多位团员和青年，举着自制的大花圈走去天安门广场。 贺延光把四五张大１６开的悼词贴在了广场纪念碑的南侧：“……坚决与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实际穿着资产阶级奇装异服的党内野心家、阴谋家血战到底……”悼念仪式唱起了《国际歌》，“不光我们８０多人，围观的数百人都和我们一起唱”。 ４月２日，贺延光就发现花圈被有关方面连夜收走，于是又重写了一遍悼词“裱上塑料膜”贴上去。“他们把花圈晚上撤走，第二天人们又把铁制的花圈用大吊车吊过来”，民众的勇猛抗议鼓励着贺延光拿起了照相机去“真正拍社会生活”——除了自家的１２０相机，他还借了一台１３５相机，“那时专业记者只拍‘批邓’”。 ５月６日，贺延光被实施逮捕，工友孙正一和陈瑞也相继被捕，三人被定为“贺孙陈反党集团”。 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４日，贺延光被释放，崇文区化学纤维厂的车子把他直接接回了家。直到１９７８年３－４月间，《人民日报》国内部记者于国厚、谷家旺和《中国青年》杂志记者张道诚开始秘密采访“天安门事件”。贺延光很佩服当时《人民日报》主政者提前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准备舆论的远见和魄力——贺延光个人的平反大会１９７８年８月在崇文区工人俱乐部举行，“我母亲坐在台下第一排”；而“天安门事件”直到１９７８年１１月才正式平反。 为了促成“天安门事件”的最终平反，贺延光在被平反后频繁接受各单位邀请，做了７０多场报告，“我成了新闻人物，当时新华社的领导朱穆之、穆青接见了我，接见我的外交部团委书记是陈毅的女儿”。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２日，反映贺延光在“天安门事件”前后的长篇通讯《暴风雨中的海燕》在《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同日发表，“肯定是两家‘串通’好的”，“其实这不是严格的新闻的写法”——这篇报道里不慎虚构了一个毛泽东去世时贺延光“泪流满面”的情节。 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的夫人、北京市纺织局党委书记李昭约见贺延光，“老太太谈了二十多分钟，没现在（的官员）这么多谱儿。” 在胡耀邦的建议下，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吸收一批反“四人帮”的年轻人。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６日，贺延光当选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和主席团成员，最后被选为团中央委员。 多年以后，贺延光的回忆格外平静：“我是‘天安门事件’的亲历者，对‘四人帮’的不满和抗争是在十年动乱中逐步形成的，这种形成是对生活认识的感受过程，这个过程是对常识和良知的坚守，并没有在理论上制度上到了张志新、遇罗克、顾准那样的高度”，“尽管如此，‘天安门事件’是数百万群众第一次面对专制主义自发地、自觉地集体抗争，它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厚实的社会基础”。 在民间举行的庆祝“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活动中，采用的相关照片却多是业余摄影者的作品，这让贺延光立下了忠实记录这个时代的职业心愿，哪怕很多照片暂时还不能公开发表。 ２５年后，贺延光克服重重困难深入北京市地坛医院拍摄非典时，秉持的职业自觉和１９７８年时一脉相承：“因为我是新闻记者，当若干年后人们要看我的ＳＡＲＳ照片，那时，如果我为交‘白卷’而去解释什么当年的‘纪律’，不仅苍白无力，而且肯定无地自容。” 思想的力量 １９７９年４月，贺延光参加由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高占祥率领的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日本，贺延光是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坐飞机。 临行前学习的几首日本歌曲，贺延光只学会了《樱花》这一首。所到之处的日本民众家家户户在傍晚的樱花树下席地而坐，处处是欢笑，“第一次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和谐”。日本农村和城市的贫富区别不大，冰箱、电视机和汽车都很常见。一连走访了东京、奈良、大阪等四五个城市。奈良的一座公园自由放养着梅花鹿，工作人员给游客分发了梅花鹿的饲料，贺延光“以为是自己吃的”还吃了几口。 看到日本人抽的“万宝路”牌香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对方打了一个让他迄今仍记忆犹新的比方：“我们首相也抽这个烟。”接待方安排了代表团与当时当红的日本歌手、影视巨星山口百惠在后台见面。１９７９年的贺延光根本不知道山口百惠的分量。 访日归来，代表团定做的一套西装和一套中山装必须上交一套给组织上，贺延光留下了中山装，“那时把西服穿出去的机会不是很多。” 也是１９７９年，贺延光被调到北京市团市委，１９８０年他成为《北京青年报》复刊筹备组的六名成员之一，“我是先当记者，后学摄影，在这个过程中又正好赶上国家的改革开放。”１９８３年，《中国青年报》摄影组一位老记者退休，贺延光得知访日时的同伴王石正是总编辑，赶紧去找他，很快就顺利调入。 近３０年，贺延光拍出了《小平您好》、《老山战事》、《民主进程》、《深圳又长高了》、《广西大排雷》、《九江决口》、《巴楚地震》和《面对生命》、《两党一小步，民族一大步》等著名照片，先后七次在国内最高新闻奖评比中获奖，是中国新闻界唯一一位既获摄影一等奖又获文字特别奖的平面媒体记者。 １９８１年５月，他拍出了第一张获奖照片《个体户上街》，通过一位卖大碗茶的小伙子来反映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萌芽。但时任美联社驻华摄影记者刘香成１９８０年代初拍摄的《可口可乐走进故宫》却让贺延光短暂的喜悦烟消云散——自己的照片缺少天安门的大背景，而刘香成的照片却集故宫午门、军大衣、可口可乐标志等饱满元素于方寸之间。 迄今为止还没办过个人影展，“时机还不成熟”；个人摄影集也少之又少。上海一家公司策划的“国内十位最具影响力摄影家”丛书收录了他最新的摄影集，将于今年春节前夕问世。 新闻摄影界的一些年轻人佩服贺延光，但也忍不住假设：如果后来不担任《中国青年报》的摄影部主任和图片总监，而是转投一个真正有国际声誉的图片社，贺延光可能会取得比现在还大的成就。同辈朋友中的杨浪、钱钢等后来在市场化媒体中都取得了不俗的业绩。 贺延光对服务了２５年的报纸有着复杂的眷恋，“在中青报当记者的２０多年，我最大的收益，是让我从一个所谓的宣传工作者，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新闻工作者。我不再认为记者是工具，道理很简单，工具是不需要思想的，但做媒体恰恰是最需要展示思想的。做一个媒体人，自己没有思想，你就很难去理解、捕捉、传递事情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