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要解谜，固然要从中国的现实去寻求，也要从世界的历史去寻求。
撰稿／汪伟（记者）
１９９１年冬天，安徽西北部，大别山余脉一个屋舍简陋的乡村中学里，每天早上６点半，有线广播的大喇叭里会准时传出歌声： 太阳最红 毛主席最亲 您的光辉思想 永远照我心 …… 歌声悠扬而千回百转，仿佛歌唱者的心中怀着一种恋恋不舍的情绪。这首曾经广为流传的政治颂歌，给人明亮、悠扬而单纯的感觉。１９９１年距离这首歌的诞生，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但这种明亮、悠扬和单纯的感觉并没有消失。学生们陆陆续续从两层的木床上下来。这些十二三岁的小男孩瑟缩着，在颂歌声中一路跑去早自习。 以历史的眼光看来，在１９４９年之后的许多年中，那些传唱一时的歌曲大多是政治颂歌，它们都有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歌唱解放，欢呼新的国家制度及其成就，赞颂政治领袖的功德。这些歌曲的命运和权力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它们曾经大大地流行。这一方面归功于音乐的魅力，它们表达了共同的社会情绪，另一方面，它们的流行要归功于国家需要这样的社会情绪，因此进行了群众运动式的推广和鼓励。 １９７８年以后，这些歌曲似乎渐渐被遗忘了。无数新的声音取代了它们，最为人所知的是邓丽君的歌声，尽管惹得许多人生气，指责它们是来自敌对阶级的靡靡之音，指责它们格调低下，指责它们是“黄色歌曲”……然而，不管如何指责，甜美的歌声仍然征服了许多人的心。人的心本来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天性和教养的产物；每个人的心都有自己的个性，不甘于雷同，因为这个原因，决定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它本来应该像个人隐私和财产一样，需要制度的保护；心有想象力和创造的能量，但是要发挥出来就需要制度的激励。人同此心的时候是有的。但是，表了太多的忠心，表了太久的决心，人的心已经在席卷一切的政治运动中、在普遍的贫穷中、在难耐的单调中变得过分粗粝了。邓丽君的歌声在“文革”结束之后的流行，不是没有道理的。 １９９２年在皖西北的寒风中打着哆嗦的孩子，都是“文革”后出生的。这些老歌在１９９２年唱响在中国这个偏僻的角落里，对他们来说，都很陌生。在他们坐落在山谷里的学校中，他们不久就可以用口哨吹出那些简单的旋律。而在那间小小的学校之外，在更广阔的地方，他们的县城、省城，在全中国，歌颂政治领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颂歌重新流行是那一年异常显眼的一件事，这件事连同那些摇晃在长途卡车驾驶室里的毛主席像挂件，后来写进了许多中国当代问题观察家的著作之中。 对毛泽东的怀念包含着对当时现实的一种不满，这是观察家们一致的判断：自从１９７８年中国迈开改革开放的步子，抵达了１９９２年，１５年中，不满于现实的社会情绪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但不像毛泽东诞生１００周年的时候那样，不满情绪不再鼓噪和呼吁新的改革，不再以哪怕激烈的方式要求改革更加深入地进行下去，１９９２年的不满情绪既没有动力，也没有方向，只是怀着前所未有的失落情绪，开始追忆和怀念已经过去的毛泽东的时代。 在观察家们笔下，《红太阳》意味深长的歌声意味着一段值得书写的历史。然而，在一个偏僻的乡村学校里，天真的学生们对他们正在经历的所谓历史，几乎根本就一无所知。 丢失的时光 回顾３０年来的中国，很多人的思绪首先不是落在１９７８年，而是立刻想到了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２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３０年里面，再没有什么比这个“春天”、这个“老人”“写下诗篇”动作更深入人心、更能够诠释“改革开放”这四个字的形象了。 就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前不久，苏联解体了。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５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卸任，国旗从克里姆林宫前徐徐降下，被冉冉升起的俄罗斯三色旗取而代之。２６日，苏联的最高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开会，自己解散了自己，“苏联”这个词彻底成为了过去。无数中国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关注着、打听和传播着远在莫斯科的政局变动。这一天恰逢毛泽东诞辰，历史的巧合给人以谈资。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政治谈资，成年的中国人必定是熟悉的。但这一次，这种谈资不再激动人心，而是激起了一种惆怅的情绪。苏联解体恰逢毛泽东诞辰、与《红太阳》的流行，加上邓小平南方视察，给人一个奇特的印象：８０年代已经结束，但９０年代并没有在１９９０年开始。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１年的僵持造成了一段空白，就像那些动听、陈旧却缺乏指向的颂歌一样，那两年是一段沉闷而彷徨无着的历史，现在回想起来，仿佛中国丢失了两年时光。 ２００７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八十年代访谈录”的书，作者与１０位作家、学者和艺术家进行了关于８０年代的谈话。作者查建英与她的多数访谈对象是同龄人，其中许多名字在１９８０年代曾经非常响亮，即使是２０多年后的今天，他们也没有彻底退出人们的记忆。 “一位美国朋友曾问我为什么要花时间编这么一本书，我当时信口说：因为８０年代是中国的浪漫时代啊！我们的８０年代有点像你们的６０年代嘛”，作者在她的前言中说，她的美国朋友听了这话，“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因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美国无疑是一个有特殊标记的浪漫年代，它意味着理想主义、激进的自我批判，以及向东方思想取经。而中国８０年代的文化主调也是理想主义、激进的自我批判，以及向西方思想取经”。 作者随之提醒读者，这样的类比能够让人迅速进入语境，却毕竟失之简单。她和她的访谈对象都无意将２０年前的历史浪漫化——但这本意在回顾与反思的书，尽管深沉的采访者和采访对象尽量克制，并且——作者就差没有直接告诉大家——无意在昔日与今天之间作一个简单的选择，但言语之间，他们仍然不时流露出不经意的怅惘之情。 人往往懵懵懂懂地经历历史。所谓的历史意义，绝大多数在于事后的揭示和追认。但也有一些历史时期，许多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置身非常之世，并且为此感到兴奋。改革开放的头一个１０年里，许多人都感到过这样的兴奋。这种兴奋让今天的平静和富足显得平庸。这或许是《八十年代》里的怅惘之情的来由。８０年代对很多人来说，他们的记忆永远是在历史的漩涡当中，从１９７８年开始，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多少本来被说成是不可动摇的东西，都动摇了，很多观念、原则和做法还被彻底颠覆……人人感到置身历史巨变的晕眩。对晕眩的回忆使得１９９０年代初期的沉闷和压抑变得更加难以忍受；这或许也是在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１年这两年“丢失的时光”里，很多人感到的迷惘之情的来由。 起点：解放政治贱民 １９８０年代的时代精神和迷惘格格不入。那时候是迟来的春天，什么都很匮乏，但信心却前所未有地充足。作为随后而来的３０年的起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在会议进行的时候就已经昭然若揭。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２２日召开的这次会议后来被党史专家胡绳与“遵义会议”并列，意指它们通过改变共产党的命运，进而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会议只进行了短短的５天，却在随后的３０年中无数次被提及。 经历了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的去世，又经历了１０月“四人帮”垮台，加上随后两年多的政治运作，中央权力核心的格局已经完成了历史性的调整。实际的调整是在此前从１１月１０日到１２月１５日、长达３６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完成的。２１２名中共高级干部参加了这次为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会议，陈云、谭震林等老资格的高级干部在会上提出要解决１９４９年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为一种回应，邓小平在闭幕时做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清理和评价历史是为现实开辟新的道路。此后，历史和权力的天平完全倒向了邓小平。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认了这一格局，被认为具有转折意义。此后的很长时间后来被人称作“邓小平时代”。从一个人影响历史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而言，这个说法有使其成立的理由；当然，基于同样的原因，它有自己天然的历史参照物，这个参照物就是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６年的中国——被称作“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１９７８年后来成为中国几代人的一个情结，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纪念碑，与３０年来对这次会议的重要性的反复宣讲有关。通过这些宣讲，１９７８年逐渐从无数个平淡无奇的年头中脱颖而出，这个年头不再与之前的历史和光同尘，它宣称自己的不同，因为它是对旧时代的“拨乱反正”，因此理所当然要成为新时代的起点。 “拨乱反正”，这个词经过３０年的时间，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已经显得陌生了，但在３０年前，则让很多人热血沸腾。它意味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被扳回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来。历史学者往往将这个词与另一个词“悬崖勒马”并用——这是指对“文革”的否定。人心需要抚慰，“拨乱反正”有其政治和经济内容，但究其根本，这是一个修复人与人的关系，修复职工与单位的关系，修复国民与国家的关系乃至修复群众与执政党的关系的过程。 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收监到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４６００多名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员率先官复原职，此后，涉及数百万人的“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名誉的浪潮，和取消原来戒备森严的阶级划分，将人为制造出来的、人数更多的所谓敌对阶级人员解放出来，恢复政治贱民的权利的浪潮，势不可挡，一直持续到１９８２年。 １９７８年是这个解放政治贱民的浪潮的开端，也是顶峰。被权力踩在脚底下的人翻了身，是修复，也是和解。这个浪潮为政治贱民松了绑，也为执政的国家权力松了绑。３０年来中国的发展，都是基于这个解放的浪潮；从中释放出来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中国的发展被看作一个谜一般的奇迹。 中国之谜 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６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从３６４５亿元增长到２１０８７１亿元，增长了近５８倍，ＧＤＰ年均增长９．８％。 对３０年来财富增长和分配的方式与代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讨论者都分享了一个讨论的前提，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使社会财富大大增加，是中国３０年来——也许是更长历史里——最大、最显眼的历史事实。经济增长如此深入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使这３０年的历史，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也不为过。 这一切是如何实现的呢？经济学上的“中国之谜”已经费了许多经济学家的脑筋。有人说，谁能够破解这个谜，谁就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许并不重要，“中国之谜”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背后蕴藏着中国人摆脱贫穷和动荡的夙愿，蕴藏着一个古老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且与其他进步而文明的民族和国家比肩的梦想；“中国之谜”背后蕴藏的关系到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福祉的道路，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 当然，今天的经济学家并非对解开“中国之谜”毫无作为。许多尝试解谜的人都提到一个线索，这个线索被认为是３０年来中国成功的关键所在，那就是政府权力从经济领域逐渐撤出。３０年来，那个大包大揽，为全国所有企业制订计划、供应原料、组织生产和销售的行政权力，一步一步地终于承认，计划经济的方式既不经济也不现实，由此把各个环节的控制权力逐步拱手让出，让那些追逐利润的资本、智慧和劳动力去自行其事。 正是这个行政权力退出经济领域的过程中，发生了两件影响深远的大事，构成了“中国之谜”的主要部分。其一，中国从一个消费品短缺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消费品过剩的国家，其二，中国经济释放出巨大的活力，总量迅速膨胀。２００６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英国，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居世界第四位。历史学者朱学勤在２００７年底的一次演讲中说，这是一个被忽略了的历史时刻。这句话点醒了很多人，他们果然想起了许多往事：１９５０年代，政府曾经将分配给农民的土地重新集中起来，兴办人民公社，组织大炼钢铁，而这一切都是一个豪迈的口号下进行的。这个口号，上了年纪的人简直能够脱口而出：“赶英超美”嘛！为了赶上和超越最老牌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我们不惜集中所有的权力，再用这权力发动所有可能的资源，“大干快上”甚而涸泽而渔，但结果却事与愿违。而当权力的魔咒从这个民族身上移开的时候，以“放权”为特征的３０年竟然在不经意之间，部分地实现那个似乎遥不可及的目标。真正奇怪的是，当这个时间来临的时候，只有少数人才想得起来我们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口号，以及随之而来的那段辛酸与沉痛交杂的往事。放眼中国从１８４０年开始的曲折而痛苦的现代化历程，也许这个时刻真的如朱教授所提示的那样，对“中国之谜”的象征意义十分重大。 １９８０年代的改革尤其被人描述为“放权让利”，但行政权力从经济领域退出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个反复角力的过程。现在回头看看，１９８０年代的经济政策，给人的印象是步履蹒跚。“闯关”与“治理整顿”交替进行。仿佛一个新手驾车上路，脚下还掌握不了轻重。 不止一次，“中国之谜”都有可能中途夭折，成为令人扼腕的故事；那些阻碍权力退出的因素各种各样，但最大的障碍是权力本身不愿意放弃不属于自己的利益。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１年这两年“丢失的时光”，本来可能成为谜题搁浅的地方，幸运的是，邓小平以强者的姿态，呼应了沉闷之中的民意，打破了停滞不前的僵局。令人称奇的是，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僵局被打破，１９８０年代争论不休、阻力重重甚至引发严重社会后果的经济政策，此后纷纷得到了有力的推行。虽然其间也经历了９０年代中期的宏观调控，经历国有企业改革引发大量失业的阵痛，以及国有资产流失的种种争论，但经济改革的深度和广度，终究是１９８０年代不可比拟的。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１９８０年代的种种坎坷，到底是国民经济的实体难以承受改革的力度，还是因为改革而利益受损的力量掣肘的后果。 权力重回经济领域 回忆起３０年来的种种事件，张乐天也有一点怅惘之情，但更多的是一种乐观情绪。在过去的３０年里，他完成的最重要的学术工作是写了一本《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对一个“老三届”来说，这本探寻历史的著作是张乐天对过往生活的纪念，但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个纪念，也是他思考中国之谜的钥匙。 “有人喜欢把改革开放说成是中国特有的东西，这是不对的”，张乐天说，今天每一个正常的国家，每一个有上进心的国家，都在持续不断地改革和开放；如果说唯独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为一个谜题，那这个谜题的答案，就要到历史里面去寻找。在他看来，中国的改革之所以与其他国家不同，在于中国的改革从３０年前的历史承受了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遗产。这遗产不止两个，但有两个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最为重要。第一是中国的土地制度，第二是高度集中而又深入到社会方方面面的行政权力。 １９９２年之后，如果选乘一列往返在沪宁之间的火车，这条繁忙的铁路两边，曾经是中国历史上最富盛名的鱼米之乡，但如今却难得看到成片的稻田，到处都可以看到没有完工的工地。原来的稻田许多已经盖上了厂房，有许多是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商人投资建造的制造业基地，而城市正沿着这些制造业基地的边缘在扩张。在平坦而富饶的长江中下游平原上，原来是稻田的地方飞驰着各种车辆，单向四车道的沪宁高速公路正在扩张为单向六车道，而另一条连接北京和上海的专供客运的高速铁路线，正在建造之中。这个位于沪宁之间的大工地是中国东部的一个缩影。 工业化、城市化和连接这一切的高速公路和铁路，将原来以农耕为生的农民变成流水线边的工人，并且吸收了中国中部和西部的大量劳动力。而土地是这一切的前提。土地国有制度和土地征用政策为工业和城市扩张、为基础设施的铺设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而当ＧＤＰ成为地方政府官员的主要考核指标之后，官员招商引资的冲动推动中国在３０年内铺设了比别的工业化国家在长得多的时间里才完成的基础设施工程。 在以“抓大放小”为方向的国有企业改革挺过１９９０年代的阵痛后，在２１世纪的头几年，大型国有企业完成了战略布局，通过垄断资源性和基础性的行业，大国企盈利能力日渐增加，并且稳居社会财富的上游，由此实现了话语权的回归。“垄断”就是这个时候重新成为舆论的重大主题。
行政权力在头２０年一路退出了大部分经济领域，但在第三个十年里通过招商引资和大型国企，又重返经济领域，这个奇特的悖反现象，是“中国之谜”中最让人难解的地方。要破解这个谜题，３０年的历史本身或许并不足为凭，而需要深入到更长的历史中去发现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探寻权力与社会的关系。 “双轨制”的成就与代价 “中国之谜”中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有许多凝练为巧妙的格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为人津津乐道的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因为这些形象生动而利于传播的格言，成了３０年来的改革语汇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浅显易懂，幽默明快，表现出一个政治强人面对复杂问题时快刀斩乱麻式的气度。 今天看来，这些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格言包含着３０年来指导和推动改革的政治策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成为这种改革策略的具体体现，也即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避开意识形态争论，坚持经济发展优先。和纷繁和多主题的１９８０年代相比，１９９０年代的时代主题凝练而单一，那就是以ＧＤＰ为导向的经济增长。而推进改革已经形成了一套通常的模式：先试点，再推广，继而变身为全国性的政策。这是８０年代最为熟悉的“特区”和“双轨制”模式的延续。 作为１９８０年代改革经验的结晶，“特区”和“双轨制”改革模式在１９９０年代以来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弘扬。“特区”和“双轨制”说法有异而实质相同，这种模式允许在同一个国家里有两种不同的经济甚至政治制度并存，其初衷意在试验，意在比较，是一种逐渐改进的姿态而非休克疗法，意在减轻改革对既有体制的冲击，也意在减少改革的阻力。 特区和双轨制模式可以落实为一种具体的政策如价格双轨制，也是一种改革的思路和策略。后者的影响更为深远。 价格“双轨制”产生的利差导致权力腐败，曾经在１９８０年代末引发社会动荡。但是，“特区”和“双轨制”的思路没有被抛弃，反而在最近２０年里应用得更加广泛和熟练。浦东成为新的特区，从而推动了上海乃至长三角的发展，是邓小平南方讲话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包括农村税费改革、义务教育和师范教育免费等重大政策实施之前，都进行过各种各样的“试点”。试点也是双轨制和特区模式的应用。 城乡有别的户籍管理制度是人口管理上的“双轨制”；少数央企可以垄断经营，这是企业管理中的“双轨制”；价格双轨制也没有完全取消，水、石油、天然气等重要资源的价格没有像其他商品那样，遵循市场定价；事业单位中对不同年资的职员实行不同的考评和待遇机制，这是人力资源上的“双轨制”；甚至“一国两制”的思想渊源，也可以从这个模式里来寻根。 改革开放３０年后，形形色色的“特区”和“双轨制”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层面与角落。 这最能够说明“中国之谜”的制度特征。 大国崛起之谜 试图理解“中国之谜”的人遍布全球，中国人试图了解谜底的心情最热切。有很多人，期望有一个今天的托克维尔，能够像他当年破解美国之谜一样，破解今天的中国之谜。 １８３１年，年仅２６岁的法国人托克维尔访问美国９个多月，回国之后，他以旅行见闻为蓝本，写了一本《论美国的民主》。天才的洞察力令大西洋两岸政学两界为之倾倒，使他３６岁就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称号。 可以说，在托克维尔之前，世界知道美国的创举，却不知如何描述，更不知道到何处追寻新制度的根源所在；在托克维尔之后，一切都有了线索。１７０多年后，人们依然在向托克维尔的工作致敬。 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各文明之间的沟通日渐便利，历史随之加快了进程。这个进程今天被称作“现代化”。托克维尔发现美国之谜的故事说明，现代化产生了很多谜，不独今天的中国才有。 这个不断产生谜题的现代化的历史，有一个重要特征，即技术、资源、劳动力和产品乃至制度与价值，越来越呈现出全球普适的态势。大国的兴衰各有其历史关键，都包含了种种谜题，但总的说来，新的谜题越来越少，因为现实可以从历史中寻找线索，此处的发展可以从别处的历史中寻找借鉴。３０年改革开放造成的中国之谜，当然有新意，但也可以得到这样的历史借鉴。要解谜，固然要从中国的现实中去寻求，也要从世界的历史中去寻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