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汪洋新政”未来能走多远，不但要看他如何将自己视死如归的勇气和舍身成仁的豪言转化为改革的行动，更要看他找到多少“同盟军”来支持和配合这场改革，如何分化已经板结的既得利益群体来壮大“和谐社会”的共识
□记者 宁南
“解放思想”重新“杀开一条血路”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随着地方“两会”相继召开，各省新一轮主政大员各就各位，其施政纲领竞相出台。特别是地方发展的政绩标杆升至“又好又快”的新高度，经济工作的挑战性加大，社会工作的复杂性加剧，民生任务的担子加重，使得各省主政者不得不拿出更大的胆魄和智慧参与到这场5年一轮的政治大竞技中。 此次被称为“改革开放后第三次地方党委集中换届”中，最令人眼前一亮的，是一大批年轻务实、博学能干的新政要相继登上了政治舞台。尤其是南边“经济第一省”广东，其主政者汪洋甫一亮相，鲜明的个性，精彩的经历，活跃的思想，以及短短两个月来跃跃欲试的姿态，大有竞相争夺中国改革开放“新旗手”的架势。 1月18日广东省“两会”的《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全省生产总值由2002年的13502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30606亿元，五年年均增长14.5%，占全国经济比重由2002年的1/9提高至1/8，经济总量继超过亚洲“四小龙”中的新加坡、香港后又超过中国台湾。 面对如此骄人的成绩，刚刚履新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却大谈忧患意识，向全省官员来了个“当头棒喝”：“广东长期捧着‘总量第一’这块金字招牌，听惯了别人的赞誉，容易自觉不自觉地产生某种优越感，甚至骄傲情绪，最终会导致不思进取，继而连原有的地位和优势也会丧失。” 他尤其提醒广州和深圳两市官员要有“世界眼光”：“30年来，广东占全国经济总量第一，如果还没有一两个像样的城市和国际水平叫板，那绝不代表成功。我们将来能牛的，就是可以跟新加坡、韩国叫板，你能做到这一点，就算行，在国内叫板是没有出息的行为。” 但最令全省乃至全国震撼的，是这位现年53岁的安徽籍国家领导人，在第一次主持的广东省委会议上，一口气说了22个“解放思想”，向广东全省发出了“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的总动员，倡导广东官员要重拾改革开放初期“杀开一条血路”的气魄，在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实践上闯出一条新路。 22个“解放思想”迅速引来大江南北的积极响应。1月5日，上海《解放日报》刊发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皇甫平”成员之一）的署名文章《党的十七大与新起点上的新的思想解放》。这位高层智囊指出，“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有两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次是1978年前后由“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并最后促成改革开放，一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促成改革深化，“如今十七大处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来前两个15年同第三个15年的连结点上……解放思想也必须进入一个新的更高境界”。 1月17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在《南方日报》发表题为《坚持解放思想，推动体制创新》的文章，高度赞扬了广东的“解放思想”大讨论，认为广东30年前就是依靠“解放思想”的法宝，为改革开放打开了局面，今天再次掀起解放思想的高潮，反映出广东对新时期历史脉搏的准确把握。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央电视台也称赞广东“用思想解放来推动体制改革，促进大的发展”的做法，认为中国需要以继续解放思想来克服“过去的一些思想，过了一些年又回来了”的“返祖现象”。 一个月来，诸多知名改革派人士都撰写文章，支持广东“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国务院前副总理田纪云在北京《炎黄春秋》发表两篇文章，回忆当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总理温家宝近日总结五年发展经验首推“必须坚持解放思想”……一时间，“广东”、“解放思想”再成新时期的政治流行语。 天降大任 “在所有省委书记中，汪洋仅比年龄最小的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大两岁，却既有在发改委和国务院6年中央工作经验培养出来的大局意识，又有年富力强、干劲十足和思想开阔体现出来的开拓精神，安排他到广东主持工作，肯定有中央的深意。”中央党校党建部专家告诉《商务周刊》，汪洋呼吁“思想解放”，其核心就是以新的思维来推动广东的下一步发展。 比如，汪洋提出“要克服‘见物不见人’的观念、坚持以人为本”，其意在发展之余要兼顾每个人的生存；对于GDP增长，汪洋表示，“这只是改善人民生活的手段，绝不能成为发展的目的”。这位专家分析说，“诸如此类大胆直言，跟他早年在安徽铜陵市任市长、前两年任重庆市委书记时，在当地大力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不过，汪洋主政广东，远比其在铜陵、重庆乃至发改委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任上更具挑战性。 “把一个落后地区带向富裕，多补点课，成绩可能很容易从不及格提升到七八十分，工作压力相对较小。但要把一个发达地区带向更发达的层次，就像把百米世界纪录提高一秒一样，非有大魄力大智慧，绝难获得突出成就。”广东社科院一位研究员在多次聆听汪洋讲话后向《商务周刊》评析说，广东现在的确需要一位汪洋这样敢做敢为的主政者，破解面临的发展困境。 目前，企业集体出走珠三角，已成为广东最引人瞩目的“头等大事”。正如深圳市贸工局副局长殷勇所说，“在广东，工业企业外迁已不仅仅是少数行业个别企业的自发行为，而是呈现有组织、较大规模的集体行动。” 去年12月10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播出了“珠三角上千企业倒闭调查：成本上升致企业外迁”的报道，称广东五六千家鞋厂当中，目前关闭的大中型厂房已有1000多家，“情况堪忧的是，除了制鞋业，其他像制衣、玩具加工、电子加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都出现了同样的状况，由于企业营运的成本开始攀高，有的已经倒闭，更多是被迫迁移，曾经辉煌一时的珠三角制造业，如今却面临着巨大的变化”。 在中国经济的版图上，珠三角曾独领风骚多年。然而，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之后，这个世界制造业重地最近几年却接连遭遇“劳工荒”、“电荒”、“油荒”，土地、劳动力、能源价格都出现大幅上涨。如何继续发展，已经成为广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大抉择。 上述广东社科院研究员指出，尽管这其中有国内其他地区经济强势崛起的客观因素，但今日之局面也与广东某些地方政府举措不当关系重大。“比如，劳工紧缺的问题本可通过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加以缓解，可遗憾的是，在资方提高工资吸引劳动力同时，某些地方政府却对用工打起‘圈钱’收管理费的主意，而且广东省不同地方之间在同一项管理收费上的差距有时竟然多达一倍以上。可以说，这些政策催化了珠三角制造业的危机。” “企业的去留是‘被动’的，看投资环境来决定，而政府‘主动’的有所作为是决定整个大势的关键。”他认为，汪洋提出“戒骄戒躁”、“忧患意识”、“世界眼光”乃至“解放思想”等等，“不是随便说的，而是点中了广东发展的要害所在”。 新“广东实验” 中国经济整体发展导向的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已不可逆转。长期从事低附加值、高污染的珠江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更是首当其冲。30年高速增长累积的问题堆积如山，比如环境污染、血汗工厂、征地流血冲突、官员和司法腐败、贫富悬殊等等，所有这些高速增长下滋生的高昂社会代价，不是简单的规模增长所能解决。 因此，广东“两会”期间，汪洋毫不客气地批评广东发展的五大不足：社会事业发展和管理相对滞后；经济发展方式仍属粗放型，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城乡区域发展不够协调；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压力较大；民生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居民的生活品质有待提升。 同时，他提出，珠三角等发达地区今后要“好中求快，优化产业结构”，针对污染严重，要求推动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从“软约束”向“硬约束”转变。他说到：“如果现在的广东不能‘特’，缺少‘特’，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束缚了自己。”
对此，广东社科院科研处处长丁力教授表示，广东多年来高速发展带来的生态破坏、能源土地消耗等问题仍未能解决。“若按现在的路发展，一两年内不会有问题，但不出几年就会碰到天花板。”他说，“汪洋的提法对广东来讲是一个新的起点。” “汪洋主政曾经的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广东省，应该说还有一个大意义，这就是为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再创一条新的发展路子，再搞一场‘广东实验’。”上述曾经多次接触过汪洋的中央党校专家点出了汪洋主政广东可能带来的更深意义。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从中央到地方将隆重纪念，而作为“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的广东，尤其是深圳，据内部人士透露，胡锦涛总书记届时很可能以“南巡”姿态纪念。在这个大背景下，汪洋呼吁广东要“思想大解放”，某种程度上不仅是替广东“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严峻竞争环境敲响警钟，更有吹响新一轮改革开放“冲锋号”的味道。 为此，2007年12月25日，汪洋在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做了题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努力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的讲话，提出广东要从三个方面开展新一轮的思想解放： 一要克服自满思想、增强忧患意识。广东应当深刻审视所处环境变化，深刻分析优势与不足，深刻反思思想精神状态，把思想从不适应、不利于科学发展的认识中解放出来，以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的大发展。 二要克服狭隘视野、树立世界眼光。汪洋说，“广东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对广东的影响甚至大于国内政策的影响，不树立世界眼光，就不能预见来自国际的风险，就不能应对经济生活的变化。同时，只有树立世界眼光，才能参与竞争规则的制定，抢占更加广阔的市场。” 三要克服“见物不见人”的观念，坚持以人为本。汪洋表示，如果就经济抓经济，不把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等问题摆上位置，拿出举措认真解决，广东就永远无法在GDP、城乡居民收入的人均水准上成为排头兵，就始终难以创造社会治安的高水准，就长期不能建设优美的人居环境。 对于这场新“广东实验”，他特别指出，如果再不抓紧时间就以上问题制定对策，广东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可能就会成为对人民、对中央许诺的空话……广东第一的位置将难以自保，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将难以实现，小平同志托付的任务将难以完成”。 “改革者不应该是孤独者” 事实上，汪洋现在每一次直言和提出超越性的宏伟目标，至少对自己而言都是“置于死地而后生”，其再创广东改革新局面也就充满了“只能胜不能败”的义无反顾。当传媒把汪洋提出“解放思想”、为科学发展观闯出新路称之为“南粤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可能想象不到，如今广东面对的挑战，远比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广东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要严峻得多。 改革开放之初，广东省“一把手”是改革派大将任仲夷，虽然他受到保守派和极左派围攻、质疑广东已“变色”为“新租界”，并藉广东日益猖獗的走私向任仲夷发难，迫使其两次北上检讨，但凭一身凛然正气坚持改革开放，任仲夷回到广东后拒绝传达各方对广东“走前一步”的责难，反而提出“排污不排外”，鼓励广东干部更大胆、更坚定的进行改革。 任仲夷之所以能够顶住压力，一方面缘于邓小平、叶剑英和胡耀邦等老一代领导的鼎力支持，另一方面，广东省干部和民众当时求变求新意志强烈，上下齐心，令广东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上演出一幕幕精彩连台的大戏。 “现在汪洋虽然得到了中央的充分信任和支持，但他的解放思想运动，意图建立一种弱势社群也能发声的体制，让那些为社会变革付出惨重代价的失地农民、下岗工人等也能分享发展成果，这势必要打破现有的政治秩序中既得利益者、特别是垄断集团的利益锁链，阻力和压力可能远大于任仲夷当年所面对的指责。”一位社会观察人士为《商务周刊》分析说。 去年11月9日，中共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推出了由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亲自圈定、由广东商学院院长吴家清主持的课题《广州构建和谐社会的利益均衡机制研究》。报告指出，广州存在五大强势利益集团，包括垄断利益集团、特权利益集团、以谋取租金收入为主的食利者利益集团、以各种中间收费为来源的灰色收入利益集团、早期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优势企业利益集团。该报告强调，这些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扩张有进一步强化之势。 吴家清在接受《商务周刊》记者采访时指出，广州弱势群体的人群比例较大，有些人群的利益处境甚至进一步恶化——包括下岗职工、外来农民工、残疾人、失地农民、退休职工。该课题大胆指出，造成目前弱势群体贫困化和利益被剥夺的根本原因，就是在由政府主导的一系列社会经济举措的过程中，如拆迁、征地、国企改革等，投资商和相关权力部门等结成联盟，组成最有能力影响政治决策的强势群体，损害弱势群体利益。 广州的利益群体分化现象，不但可以反映广东的整体情况，甚至代表全国大多数地区现状。这种现实，不仅与中央提出的“和谐社会”目标南辕北辙，是社会不稳定的关键因素，是大多数老百姓难有幸福感、安全感、主人感的根源，更是广东经济降低利益消耗、提升发展质量的最大障碍。在他看来，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斩断强势集团的集结点。 现在，在上述观察人士看来，“汪洋新政”未来能走多远，不但要看他如何将自己视死如归的勇气和舍身成仁的豪言转化为改革的行动，更要看他找到多少“同盟军”来支持和配合这场改革，如何分化已经板结的既得利益群体来壮大“和谐社会”的共识。 我们不希望看到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中，改革者变成孤独的将军，身边既无并肩作战的将领，也没冲锋杀敌的士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