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新《劳动合同法》引发的争议来看，很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三输”：企业主不满意，员工得不到设想中的保障，政府的公共政策达不到保护效果
作者：贺军
在强调民生和以人为本的大方向之下，中国经济与政治生活中的主题正在出现转型。今年6月29日全国人大通过的新《劳动合同法》，就是这种转型的一个体现。随着2008年1月1日这个新劳动法的执行起始日越来越近，其引发的市场冲击也越来越大，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一场新《劳动合同法》的波澜。 引起争议的最大焦点是《劳动合同法》规定，员工在符合“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或者“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条件后，有权要求企业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在企业看来，这意味着这些员工在不出现明显错误的情况下，有可能成为永久员工。 新《劳动合同法》的修订宗旨很简单，即加强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一部以保护劳动者权益为主要目标的《劳动合同法》，何以在全社会引起如此大的波澜？从公共政策的制订来看，新《劳动合同法》引发的问题有很多地方值得反思。 在“以人为本”的大背景下，加强保护劳动者权益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新法律是否矫枉过正？一旦它以全国人大立法的形式通过，那么在全国就有了强制执行力。然而，这些修订是否超出了当前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 从中国发展的趋势来看，加强劳工权益保护是大趋势。经过了多年的发展，中国企业已经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中国的企业也开始接受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在当前的大环境下，企业显然不会简单从事，拒不接受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责任。然而，正如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都有自己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律发展也要与这个阶段相适应。公共政策的制订如果不考虑现实操作性，那就谈不上是一种好的公共服务。 从新《劳动合同法》引发的争议来看，很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三输”：企业主不满意，员工得不到设想中的保障，政府的公共政策达不到保护效果。企业主普遍的反映是，在新法之下，企业用工条件过于严厉，成本过高，制度僵化，将严重影响企业经营。不以简单地将这种看法视为资方希望逃避责任。玖龙纸业集团董事长张茵曾向进行调研的中国商务部的官员表示，“要保护基层劳工，我相信企业更能接受调高工人最低工资的做法。但在新法下，连聘请临时工都要签合同，企业解雇员工有困难，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对企业影响很大”，“这不是保护他们，他们将来会失业的，这是一个大问题。” 就员工而言，他们的担心也在增加。有新浪网友表示，新《劳动合同法》已使他丢了饭碗——他已经40多岁了，今年老板说可以继续上班到2008年1月底，但此后不能再签了。还有网友表示，新劳动法促使企业老板下决心增购机器设备，以代替聘用更多的人工。还有一些企业根据新劳动法修改了公司章程，在“严重违反公司制度的可以解除合同”的法律条文下，增加了严重违反公司制度的认定条款。
有学者从制度上分析了新劳动法的经济效应，认为“无固定期”合同将维护懒人，很有可能让“打短工”的现象更加普遍，而严厉执行新劳动法反而会大幅增加失业率，最终会把经济搞垮。 在笔者看来，新《劳动合同法》最大的问题是忽视了中国的具体国情，在劳动者利益保护上矫枉过正，没有进行充分地调研，对员工利益进行了超过发展阶段的法律保护，导致难以执行。 对劳动者而言，有比目前的权益保护更重要的权益吗？我们应该严肃地承认：有！这就是获得工作机会与工作权利。2006年底，中国人口达13.1亿，其中农村人口占7.4亿，再加上还有为数众多的城镇低收入、低技术劳动者，这使得提供工作机会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事实上，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低技术、低知识劳动者参与的全球化进程之上。正如中国官方曾经向西方国家强调：中国的人权首先表现为生存权，然后才表现为发展权。对于中国的劳动者权益保护而言，这一看法同样适用——劳动者首先需要工作权，然后才要求更多的正当权益保护。这是中国的现实。 来自企业家的看法是值得重视的，任何法律的制订与修改都必须根据现实国情，必须考虑什么是对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是最有利的。新《劳动合同法》对此考虑并不充分，如果强行执行下去，受到损失最大的将是那些没有知识、从事低技术工作的底层工人，而他们是最需要有一份工作来谋取基本生存权利的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