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比尔·盖茨们发现，比在中国赚钱难的，是敲开慈善之门
记者 沈霄戈
2004年夏天，54岁的医学博士叶雷(RayYip)收到了一封来自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andMelindaGatesFoundation，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的邮件。对方希望在美国国家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工作的叶雷安排一次主要由中国人——包括疾病控制领域专家、教授、民间组织和艾滋病感染者——参加的圆桌会议。而基金会派出的代表将是比尔·盖茨本人。 叶雷马上组织了这次会议。在见到比尔·盖茨后，叶雷特意向他说明，中国政府对艾滋病的重视与投入已经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如果基金会能考虑提供一些支持，“那么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据叶雷回忆，比尔·盖茨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兴趣。 这次会面也是日后盖茨基金会在中国进行全新合作的开始。2007年4月，叶雷陪同盖茨走访了北京的一个艾滋病预防组织，和艾滋病患者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盖茨不仅得到了更多信息，而且也从当地政府官员、卫生工作者与感染者坐在一起坦率沟通的场面受到了鼓舞。”叶雷说。 7个月后，盖茨基金会和中国政府合作的抗艾滋病项目正式启动。这个合作项目盖茨基金会首批拨款5000万美元，为期5年。项目的重点是在中国将推动包括北京、上海和广州在内的14个主要城市艾滋病预防工作。叶雷的身份也由之一变，成为了盖茨基金会驻中国的首席代表。 2007年年末，当本刊记者在盖茨基金驻北京的办公室再次见到叶雷时，这个头发已经花白的台湾人，斜靠在椅背上显出了疲惫的倦容，他的日程安排相当繁忙，大部分时间用在招募项目技术官员和会见客人。“越来越多的人想来了解一下盖茨基金在中国做事的方式，探讨未来有没有项目合作的可能。”叶雷对《环球企业家》说。 事实上，越来越繁忙的不仅是叶雷，其他一些世界顶级的慈善基金会，诸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克林顿基金会、李嘉诚基金会(详情请于Gemag.com.cn查询《华人最大慈善基金运作幕后》)都在中国以各种方式进行公益或者捐助事业，所涉及的领域除了抗艾滋病，还包括扶贫、教育、林业、环保、健康等各个方面。他们在中国的首席代表，大多和叶雷一样，一方面要协调和争取基金会总部的更大支持，一方面也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断拿出适合自身的慈善方案。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或许，拥有376亿美元资产的盖茨基金会和中国政府的合作正是一个阶段性的标志事件。首先这是全球最大的基金会正式全面在中国开展公益事业的开始。其次，这种相对新颖的合作模式——盖茨基金会并不参与直接的运作，而是将资金交给政府相关的部门投入操作，此前大多数海外基金会往往自身参与运作，或者与NGO合作——也给其他基金会提供了借鉴。 “我们已经了解到应该如何帮助特定人群解决这个难题。我们还将为中国贡献自己的技术力量。”比尔·盖茨说。 适应本地化 事实上，盖茨基金会仅仅是探讨以何种方式进入中国，就花了3年之久。 当时基金会一种观点认为，可以按着常规作为，委托研究所或者NGO。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规避很多政策风险，但缺点在于影响力会减弱。 而另一种观点则建议，由盖茨基金会在北京筹建属于自己的办公室来运作，这样可以获得和中国政府平等沟通、协作的机会，但在人力和物力上需要有额外的支出，甚至也还面临政策风险——众所周知，所有海外慈善基金在中国开展工作都必须在民政部备案。而目前只有李嘉诚基金会属于所有手续都齐全的海外慈善机构。最终盖茨基金会还是决定在北京直接设立办公室，因为他们认为，在中国政府对抗击艾滋病建立的全局体系这样的大背景下，参与其中的组织必须和政府沟通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能。
但意想不到的情况再次发生了，2006年中国有关部门因为准备起草《慈善法》，一度停止了海外基金会的注册工作，盖茨基金会也不得不暂停了进入中国的打算。直到2007年4月，比尔·盖茨访问中国时，和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会面。席间比尔·盖茨谈起了自己的基金会遇到困境，吴仪表示可以特批，盖茨基金会才得以在中国开展项目。 接下来盖茨基金会需要面临如何进行本土定位的问题。虽然最终盖茨基金会和有关部门达成的默契是，前者不会直接进行运作，但是这个过程中还是需要不断和政府进行沟通。现在盖茨基金会招聘的项目技术官员最看重的，除了具备学术专业经验和科学的管理经验外，还必须了解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体系和工作方式。“我希望今年春天队伍建设能完成。”叶雷说。 尽管这是盖茨基金会第一次直接和国家的政府直接进行项目的合作，但是他们清晰地认识到任何国家政府都有它的做法、想法和文化，在项目的合作上不是试图去改变，而是更适应其模式，才能达到有效工作的目的。“每一个国家都有着不同的优先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的共同策略就是在政府和NGO之间构建紧密的合作关系。”盖茨基金会全球健康倡导项目的高级项目官员凯伦·劳瑞米勒对《环球企业家》说。 “如果不能赢得中国政府的信任和理解，任何国外慈善机构都会在中国寸步难行。”香港咨询公司GlobalPhilanthropic的董事总经理约翰·佩拉塔(JohnPeralta)对本刊说。 而这一点，很早进入中国的福特基金会也清楚的了解。福特基金会1988年在北京建立办公室，就是受到中国政府的邀请来帮助开展工作，因此注册是合法的。近20年来有70%的项目是和中国政府、研究所进行合作。比如中国社科院或者北京大学，以及其他的研究所、民政部、劳动部、地方政府等。另外，大部分合作对象是政府拨款的正式的部门，包括政府办的扶贫基金会等。关注的领域大多涉及到政策、法律、教育和社会公共政策等相关层面的问题。在福特基金会看来，政府部门组织结构规范、工作严谨，是其乐于合作的原因。 项目制为主 不难看出，实际大多数的慈善基金在华都依然是以项目为出发点，即寻找出适合某个资助的领域，然后给予支持。只不过类似盖茨基金会这样，一次性投入较多的资金的其他基金会相对较少。 过去8年中，福特基金用于中国项目的投资每年基本预算在1300万到1500万美金之间，2008到2009年度的预算是1450万美元。“但如果中国有好的项目，我们可以再向总部多申请一些经费。”福特基金会的中国首席代表华安德对《环球企业家》说。 在审批资助项目上，各个基金会都有着严格的程序和办法。一般流程是，首先对项目的资质、以往工作的成果和管理水平进行审核，同时项目的方向是符合基金会宗旨和主要关注领域的；而为了确保资金投放的有效性，第一次资助金额往往是比较小的，先考察受助方做得怎么样，是否能够做到预期目标。 接下来基金会在课题运作的过程中经常沟通来往，例如派人去参加合作方的相关活动，到了项目的中期和结束需要项目的运作者提交报告。针对同一个领域的几个正在运作的项目，基金会也会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调查，以利于估测在这个领域的成效如何，是否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这个方面的投入或者有什么需要改进。如在福特基金早期的工作中，经济领域的支持是很重要的方面。但是慢慢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自己已经有了很好的经济学家和学术研究项目。而越来越多的人找福特基金是寻求解决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帮助，比如贫困、医疗、农村金融等问题，而福特基金也根据这个趋势对资助方向作出了相应的调整。 在拿到总部的资金后，一般基金会都是以相对国际化的团队来运作。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的办事处中，从总部派来的项目官员有美国人、澳大利亚人、华裔等六人，再加上本土的工作人员，组成了25个人的团队。 在此基础上，福特基金会又有项目官员、项目助理、拨款员至少3个人的合作小组。项目官员主要负责和合作方沟通课题；助理承担搜集资料、准备文件、联络的任务；拨款员要和福特总部进行联系，依据总部完整的审批程序和具体的标准来完成资金资助的流程，同时和合作方联络，将员工人数、组织结构等所需要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解。 逐步改善
毫无疑问，慈善基金在华面临的最大风险在某种程度上来自于政策。例如，在1990年代福特基金会曾经资助了很多小地方的社区林业，帮助他们管理森林，但是1998年中国政府提出了“天保”的政策(即全面停止天然林的采伐，同时对现有的有林地、灌木林地及未成林造林地实施管护)，很多地方不再允许自行搞林业开发，这也迫使福特基金会停止了对这个领域的援助。 不过，乐观的华安德认为这样的项目作为试点，即使碰到意外的困难而停止也不能完全视为浪费，这可能被总结成很好的教训。相较之下，他认为在中国开展项目的挑战在于：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需要投入得太多了，而基金会的人力有限，如何选到最好的项目进行投入，找到最能干、有创新想法的人帮他们实现梦想，才是关键。 因此，福特基金会尽量选取具有长远发展影响的课题，而不是一般的修路造桥的项目。比如他们正在考虑帮助大学建立一套适合贫困生就读的制度，而不是单纯提供奖学金——这个试点如果能推广到整个教育系统，将影响深远。 这个时候，和NGO的合作就不可避免。“很多时候海外慈善基金都想和NGO合作，但NGO在中国一直不完善。”民政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众所周知，由于中国的NGO大多是官方机构衍生的组织，在运作方式、内部管理上和国际同行还有一定差距。 好消息是，一些新成立的NGO正试图改变这个问题，利用参与成员自身专业优势提供服务，帮助公益组织完善运作能力、提高公信力。比如刚刚成立1年的公益创投组织NPP(Non-profitPartinersVenturePhilanthropy)就是这样的机构。2007年12月，NPP和中国红十字会基金会共同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公益创投基金，其资金将专项用于建设公益信息产业平台、制定行业公信力标准等项目。今年，他们计划将和德勤华永律师事务所和北京用友政务软件有限公司共同研发适用于国内公益组织的财务软件系统，借助这个系统推广公益组织的财务监督标准。“我们也计划组织一系列世界大型基金会、企业领袖、学界与政府间的高层对话，引进世界上公益领域最先进得方法和有效的实践案例。”NPP创始人陈宇廷对《环球企业家》说。 事实上，对这些海外顶级基金和NGO来说，利好的信息是，正在起草《慈善法》就是希望逐步放开控制权，让更多的社会的NGO组织承担更多工作和责任。而基金会也越来越重视NGO的作用——目前很多基金会都在资助NGO的交流网站，通过此再去对其他广大的NGO组织进行培训和教育，最终达到为自己服务的目的。 不过，仍需要指出的是，相对于法律障碍的解除和法规的完善，建立起社会普遍的公益慈善意识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2006年慈善捐款100亿约占中国GDP的0.05%，这个比例早在1995年到2002年间美国已经达到2.17%。“中国社会的现状也导致国外基金会在中国工作不能单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效果的角度考虑，更依靠国家政府的支持推广工作。”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的陶传进对《环球企业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