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强对北京雾水的分析发现，与1999年相比，2006年北京雾水电导率从2.99下降到0.4181，“雾水中总的离子数正在下降”。
◎陈超
记者在中国气象局培训中心教授王强的办公室里看到一幅照片:在山脊上竖着几张巨大的网，每张高达十几米，每张网下都有引水管通向山下。“这些就是南非的大型雾水采样器，大雾飘来的时候，就凝结在这样的网上，顺着引水的管子流到山下。”这里的居民早在90年代就开始用细密的网架在山上，用来捕获雾中的水。据说一张网一天可采集170升水，一个小村每天从雾中能获取1万升的生活用水。 在我国采雾就完全不同了。王强指着两个烧杯中的液体，呈黑色不透明状，两个烧杯前分别标着“1999-11-22”和“2006-12-12”。“这就是从北京收集的雾水，标的是采集日期，里边含有大量的碳黑，才变成这个颜色。” “雾水和雨水的成分都可以指示空气中的污染物，但雾的形成有更强的局地性。”王强介绍说，雨水由于云层移动，无法真实反映某一个地区的空气状况，“雾就在当地产生，对于局地的空气污染状况反映更加直接”。 2004年初冬，王正兴和同事到南郊气象观测站做一次常规数据采集，清晨大雾弥漫，他们将测量风速、气压、湿度的仪器安装在外形像飞艇的红色气球上，用一根比圆珠笔芯还细的绳子牵着，把气球放上去。“不料刚放上去40分钟左右，雾水就凝结在绳子上流下来。”绳子底端连着很多测量仪，王正兴担心会被损坏，和几名工作人员用手套不停擦绳子上的水时发现，“白色的手套被染黑了”。这让王正兴有点震惊，他没想到雾水会变成黑色。 大雾依然弥漫，他找来一根木棍，将绳子上的水引流到一个可乐瓶中，气球在空中飘了一个多小时，接了一大瓶黑水。这次经历后，王正兴开始参与北京大雾的研究项目。 雾的收集装置看上去非常简单，像一个大型的白色喇叭，喇叭口是一台抽气机，另一端是进气口，进气口后边是两层滤网。空气进入装置后，雾滴撞击在滤网上，流到下边的采集瓶中。2006年12月11日17点，王强的一名博士生和王正兴得知第二天有雾，急忙开始清洗滤网，带着器材就赶向南郊的观测站。19点，雾笼罩了高速公路，两人赶到观测站。当夜的雾比较浓，采集瓶又不透明，为了记录收集进展，两人开始每隔十几分钟就爬上去观察一下滤网，遗憾的是并不明显，于是观察间隔被改为一小时一次。快到凌晨，终于在滤网上看到了黑色的雾滴。 可是问题接踵而至，夜间温度降到零度以下，滤网上的水滴开始结冰，不得不每小时取下一片，一人提着滤网在暖气旁加温，另一个用采集瓶接着流下来的雾水。这样一整夜才收集到一小瓶雾水，跟王正兴2004年看到的雾水几乎没有区别。 “北京一出现大雾，肯定会有重度污染。”王强肯定地说。从他们几年来实验的情况看，北京真正意义上的水雾在减少。据气象统计，60到70年代，北京能见度小于1000米的天数在减少，70年代之后持续增加过一段时间，90年代之后进入波动期。纯粹的水雾能见度甚至会小于100米，这样浓雾的数量却没有明显减少，从这个角度上说，北京能见度小于1000米的天气状况中，存在大量的霾天。 2月21日王强接受记者采访当日，阳光透过窗子照射进来，外边却是灰蒙蒙的，远处高楼的轮廓一直很模糊。“这就是霾。”他指着窗外，“这几天气温逐渐升高，没有风和足够的湿度，细小的粒子飘浮在空中，就形成了霾。”一般说，水雾是由于空气湿度达到100%，空气中的水蒸气在凝结核上凝结成水滴形成的，现在由于凝结核是由污染物提供的，在这样的凝结核上，空气湿度不用达到百分之百就会饱和，从而形成雾。随着城市的发展和空气污染的加重，悬浮在空中的颗粒物更细小，即使不发生水汽凝结，城市中依然会出现能见度降低的天气，这种天气现象称作霾。 “霾和雾的形成有密切联系，霾里许多物质为雾的形成提供了凝结核，但霾的颗粒中也有一些不溶于水的，因而它的成分比雾更复杂。”两者在形成过程中也有不小关联。当空气中存在大量污染物时，如果水汽增加，就会凝结形成雾；白天阳光照射，水汽蒸发，又转变成霾。在空气中污染物的基础上，雾和霾可能相互转化。大雾形成的时候，空气流动缓慢，污染物不容易扩散，容易形成重度污染，如果空气湿度降低，水滴蒸发，在空气中又变成霾，这样往往是中度污染天气。 王强教授在雾的研究中发现这样一种特点:在城市发展初期，雾的数量在增加，人口增长和产业活动为雾的形成提供了更多凝结核；经过一段时间发展，城市规模扩大，就会形成“热岛”和“干岛”，水雾减少，霾的数量增加。 北京的空气污染与工业发展、机动车增加、气象条件和地理位置都有关系，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因为这几年各方面有共识的努力，空气质量正在逐步开始改善。王强对北京雾水的分析发现，与1999年相比，2006年北京雾水电导率从2.99下降到0.4181，“雾水中总的离子数正在下降”。 “从近10年的数据看，北京二氧化硫的数量有明显减少，在机动车和建筑工地大幅增加的情况下，氮氧化物的水平仍逐步下降，可吸入颗粒物的水平保持稳定。”北京环境保护监测中心主管空气质量监测的副主任赵越说。空气质量的改善对人体健康的积极影响也开始有所表现，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潘小川教授在1996年对北京市石景山、东城、海淀三个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在每个区随机发放了1500份对呼吸系统症状的调查问卷，结果发现，由于工业和人口密度影响，三个区的状况有明显差异：石景山受当地工业影响比较严重，呼吸道症状出现的概率最大，东城次之，当时海淀区的发展尚不充分，症状最轻。 “在北京的污染物中，二氧化硫曾造成严重影响。”潘小川说。二氧化硫对上呼吸道的影响特别大，由于可溶于水，很容易吸附在气道内壁，刺激气管的平滑肌，造成痉挛，很容易导致哮喘和呼吸道炎症发作。同时，二氧化硫还可能致敏，导致支气管炎，当累积到一定程度可能造成慢性的呼吸道疾病，诱发慢阻肺等。1998到2000年，潘小川曾把北京的空气质量和呼吸道、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做了一个时间序列分析，发现每立方米空气中增加10微克污染物，呼吸系统的发病、死亡率增加15%，心血管疾病增加7%～9%。 1998年，北京的重度污染天数接近150天，可喜的是这一数据到2006年已经变成了不到30天，中度污染天数也控制在150天。“从长期看，北京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含量减少了不止50%，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成绩。”潘小川更清楚这样的改善给健康带来了何种影响。2005年，他第二次在北京做空气污染与疾病调查，他画出一条曲线，“横轴代表空气污染程度，纵轴是相关疾病死亡率。与1998年的结果相比，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2005年每立方米空气增加10微克污染物，相关疾病死亡率的上升已经不足1%。”曲线变得更加平缓，这与西方的研究经验有很大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