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千万不要以为中国劳动力还有过剩，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终结。如何才能找到素质足够高的大量劳动力来支撑经济增长的需要，将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
Jonathan Anderson／文
4%，这是中国最新失业率数据。相比别国，这一数据并不高。当然，中国失业率的准确说法是“城镇登记失业率”。 有人曾告诉我，中国实际失业率在25%—30%之间，达数千万，数倍于上述数据。 4%和30%，究竟哪个更接近实际呢？ 到底失业有多少 我研究发现，两个数据都不准确，理由如下。 首先，城镇登记失业率只覆盖了城市居民，且他们还需要到城镇指定地点登记，因此，一些非常重要的城市失业人群并非尽含其中。 比如，上世纪90年代，由于国有企业盈利欠佳，或企业改制，大批工人“下岗”。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之后。我估计，中国失业工人在2500万—3000万之间。这一估测数据也曾在《大国企上市，小国企私有化》中提及。 为什么城市登记失业人口没有囊括如此庞大的失业人群？原因在于，当时国有企业经营不善和改制宣布破产，工人名单并没有随之被剔除。这些工人确实也还继续领得一些生活津贴，他们有别于真正的“失业”，被冠之于“下岗工人”。 若将“下岗工人”列为失业人口，中国当时的失业人数就会剧增。当然，并非所有下岗工人都一直处于失业状态之中，中国经济之后的高增长为之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 据我计算，1999—2000年之间达到最高点，约为10%。随后不断下降，当前大约在5%—6%之间，高于4%的公布数据（如图1）。 过去10年的失业率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率波动是紧密相关的。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企业大幅亏损，实际GDP增长滑入最低谷，失业率随之不断攀升；2002年后，实际GDP一直高位运行，2003年增长率达到12%，失业率自然也不断下降。 上述数据大多来自于瑞银研究团队的估算，有必要加以验证。我检验的基础是国家统计局的工资数据，方法也很简单：若劳动力需求增加，工资则会相应上升；反之亦然。历史数据表明，扣除通胀因素的劳动者工资，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大幅下滑；2000年后的增幅则超过10%。 农民工不影响失业率 上述讨论完全集中在城市失业人口，完全没有涵盖农村劳动力。那么，农村劳动力是不是中国失业人口的最重要来源？这个问题非常难以回答。 根据政府披露的数据，2006年底中国农村人口约有7.5亿人；若将偏远小镇人口也计为农村人口，就有9亿左右。其中，约有5亿具有劳动能力。 根据中国学界观点，大约1.5亿劳动力就足以应付农业生产劳动。也就是说，农村富余劳动力至少有2亿—2.5亿。毫无疑问，中国有如此庞大的劳动力“储备”，几乎不用担心劳动力稀缺问题。 那么，农村劳动力到底是不是有大量富余？城市是否会因农村富余人口的涌入，出现大量失业人口？读者们要理解这一问题，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首先，中国实际情况，不能用国际标准来简单衡量。若从国际标准或发达国家标准来看，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确实惊人。但有待说明的是，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中国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农村都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和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占比并不高。 其次，农村人口由于谋生需要，早已背井离乡，中国户籍制度并没有反映这一农村人口的大迁徙，尤其是未婚青壮年，他们早就来到了广东、浙江、江苏和福建等沿海省份务工。瑞银研究团队统计，中国大约有9500万—1.2亿劳动力，在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 中国城市务工群体，无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比例，都远高于亚洲邻国。但若扣除上述人群，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已并不算多。从当前务工人数来看，能够到大城市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基本都是年轻人；从人口年龄来看，绝大多数都低于30岁。而农村人口的日益老龄化很难为以后提供更多年轻劳动力。根据瑞银研究团队判断，未来10年，农村18—28岁劳动力人数将不断下降。 最后，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农民工存有的旺盛需求，农民工基本谈不上失业。在诸如孟买、加尔各答和墨西哥城等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有绵延不绝的贫民窟。在中国城市的秩序井然有序，贫民窟无处可见。 我们上面提到，大量农村劳动力正不断涌入城市，那为什么没有贫民窟？ 有观察家认为，原因在于中国严格的户籍制度。但这不能解释，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农村劳动力能够有序地转移到城镇，但为什么只有中国做到了？惟一的解释就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后，确实有事可做。相比而言，其他国家的农民进城之后，很难找到工作，造成社会关系紧张。 中国充裕的私人储蓄，空前规模的投资和发达的出口，创造出了城市上千万个就业岗位，适合农村劳动力。从城市化进程来看，中国也非常接近当年“亚洲四小龙”的模式。 之所以认为中国企业对农民工的实际需求在增加，其依据是工资增长。从2000—2004年间，低端制造业工人（农民工数量最多）的工资增速为3%—4%。2004—2007年间，制造业工人工资增长还在提速，增长率达到10%—15%。即使整体农民工工资增长率没那么高，也接近10%。企业愿意支付更高的工资，意味着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非常强劲，农民工自然很少有失业。 综上所述，中国农民工不会影响到城市就业率。也正是基于此，许多国际观察家研究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失业问题时，并不考虑农村富余劳动力，而只是专注于城市失业人口。 富余农村劳动力并非都进城 中国务农人口的境况到底如何呢？他们突然涌入城市，会破坏城市就业结构吗？ 尽管农村富余劳动力远超出农业种植需求，但富余劳动力并非无事可做，他们既可从事农业生产，也可从事副业，这些副业对于农民增收非常重要。近年来，他们生活水平有显著提高。 那么，中国农民收入究竟怎样，相比亚洲其他国家又有多大不同？每一个读者都很关心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但要真正弄清楚，却并非易事。 我的粗略算法有两种。第一种算法是第一产业的GDP除以农业人口数。我计算得出，2006年中国农村年人均GDP产值为500美元。这与西方农业年人均产值要小得多，但和亚洲邻国相比，中国要低于泰国和菲律宾，但要好于越南（年人均GDP刚刚超过200美元），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 第二种方法就是详细计算中国农民收入，加总后，再除以农业生产人数。其结论和第一种方法计算结果相差并不大。 因此，我的最终结论是，中国农民收入放在亚洲并不算少，且比邻国要强出不少。 除收入有优势外，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分配要平均得多。中国只有3%的农业产值是由国有农场创造出来，其余都由农村家庭创造出来。 在中国，每一个农村家庭掌握的土地数量尽管有限，但比其他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农民要强出许多。在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只有越南和中国的土地分配制度相似。农民掌握土地，让农民有了最后的退路，如果不愿意到城市务工，还能靠着土地生产来维持生活。 中国农民的收入也在不断提高。中国政府过去几年不断推出惠农政策，无论是农民，还是农民工，经济状况都有较大改变。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农民收入正处于长期结构性增长之中；未来10年，农业人口和农民工收入都还会继续增长。 几个迹象提供了证据。中国谷物和其他农产品价格2003—2004年出现急剧回升，2004年中期的粮食平均价格已经超过1997年水平。尽管2005年农产品价格上涨有所回落，但2007年和2008年，都可以看到农产品价格的飙升。 农产品价格的飙升，让务农人员享受到收入的增长，即使扣除通胀因素之后，他们现在的真实收入已经超过了1990年代的最高水平，而且2007年，务农人员的收入增幅首次追平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 国家财政加大了向农村转移支付的力度，大大降低了农业生产的赋税，政府还直接对农村教育和卫生事业给予补贴。 更重要的是，政府2004年再次确认了农民对土地承包权和管理权利，这有助于增加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农业投资。
2000—2004年，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如火如荼，同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投资增长率只有10%。自2004年，农民明确未来土地使用权后，尽管当年中国总体投资水平大大回落，但农业投资增长前所未有。根据统计局数字，过去三年，中国农业投资一直保持30%。 因此，随着农民收入大幅提高，他们就会继续留在家乡，而不是迫切地涌入城市务工，农民工供给的数量也就减少了。因此，劳动力供给过剩不太可能出现。 高素质劳动力缺口 总而言之，中国失业率并不算高，随着经济增长，还在不断下降。同时，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也并没有某些观察家认为的那样庞大。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经济会不会重新遭遇一次硬着陆，中国还能否继续创造大量的就业需求呢？ 我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初步结论是：至少在未来几年内，中国经济不可能发生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的硬着陆。 过去10年，中国平均每年有700万—800万新增劳动力涌入就业市场。我们测算，2010年前，中国平均每年还会有500万新增劳动力进入就业市场。2010年后，中国就业人数会保持平稳增长势态，然后出现下降。新增就业人数主要是由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执行，人口增长趋势发生了改变（如图2）。 我总结一下对就业市场未来趋势是，千万不要以为中国劳动力会出现过剩；恰恰相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找到素质足够高的劳动力，来支撑起中国经济增长的需要。 （作者为瑞银集团新兴市场分析师，本刊记者齐忠恒/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