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Huffington Post要做“第一份互联网大报”，直接将竞争矛头指向《纽约时报》网络版、CNN、AOL和雅虎。它真是报纸的未来吗？
◎陈赛
最近，美国最著名的政治博客Huffington Post频频出现在媒体头条。 根据尼尔森在线的数据，2008年2月，Huffington Post的月独立访问量达到370万，第一次在流量上超过美国第一博客“德拉吉报告”。 不久，《卫报》评选“50个最有权势的博客”，Huffington Post排第一位。 《时代》杂志评选“25个最好的博客”，Huffington Post同样排在第一位。 在博客搜索引擎Technorati的链接数量排行榜上，Huffington Post仅次于Techcrunch。 《纽约客》刊登了一篇封面文章，题目叫《绝版:美国报纸的生与死》，文中一幅漫画令人印象深刻:一个咄咄逼人的女人得意地掐着一个惊慌失措的绅士。这幅漫画带点悲哀的意味，报业黄金时代一去不返，在互联网的压迫下苟延残喘。画中那个女人既是互联网，也是阿丽安娜·哈芬顿（AriannaHuffington）。 阿丽安娜·哈芬顿，HuffingtonPost的创始人，57岁，美国女作家，富婆、政界名流。生于希腊，在剑桥大学受教育，曾是剑桥大学辩论社社长，研究希腊哲学、毕加索和女性主义，前夫是亿万富翁、加州共和党国会议员迈克尔·哈芬顿，她本人则与阿诺德·施瓦辛格竞选过加州州长。美国的传媒对她褒贬不一，有人说她只会对着摄影机夸夸其谈，也有人说她聪明、有原则，是严肃的思考者和社会活动家，还有人骂她是纳粹。2006年，她被《时代》杂志评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 3年前，阿丽安娜开始写博客，她猛烈抨击布什的伊战政策，炮轰《纽约时报》对军事和外交事务的报道。虽然报界对她本人的新闻专业素养十分怀疑，但因为她在政界的知名度，HuffingtonPost很快引起主流媒体的关注。为了“汇集各种有趣的声音”，她开始邀请她的“朋友”与她一起写，名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布什的御用撰稿人大卫·弗鲁姆、好莱坞明星黛安·基顿、纪录片导演迈克·摩尔都是她的“朋友”……现在，HuffingtonPost的800名博客中，多半是激进政客和好莱坞自由派名流，大都因与阿丽安娜的私交而加入，HuffingtonPost逐渐成为他们发表反布什政府言论的大本营。虽然身为“新媒体”，但HuffingtonPost的壮大过程充分说明了，在传媒界，旧的游戏规则仍然有效，比如名气、金钱、铺天盖地的宣传。 现在，HuffingtonPost突然改了口号，自称要做“第一份互联网大报”，直接将竞争矛头指向CNN、AOL、雅虎和《纽约时报》网络版。他们邀请《纽约时报》的资深编辑梅林达·赫尼博格主持政治板块的原创报道，增加娱乐和商业的内容，体育和图书板块也在策划中。 从规模和实力上看，HuffingtonPost其实不足以与美国任何一家大报相抗衡。尽管经过最新一轮的裁员，《纽约时报》编辑部仍然保留有1200名核心员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各自有800名和900名员工，而HuffingtonPost只有四五十个乳臭未干的小编辑，甚至都还买不起一辆车。《纽约时报》在巴格达的分部每年要300万美元支撑，而HuffingtonPost则基本没有原创报道。但是，HuffingtonPost认为自己重新改造了美国报纸。 2005年，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一次演讲里，默多克谈到报业在互联网时代遭遇的困境，他警告这个行业顶级的编辑和出版人，新闻的本质改变了。新闻由少数编辑控制的时代彻底结束了，报纸正失去对内容的控制权，尤其是对“头版”的控制权，而这正是报纸权威性和社会价值的基础。没有读者会再像接受上帝福音一样听你告诉他这个世界怎么了。今天的读者按需索取新闻，按自己的标准重组新闻，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态度重新设置“头版”，他们要在一个更广阔的语境里使用新闻——谈论、辩论、质疑，与那些不同政见或相同政见者直接交锋。3年后，HuffingtonPost证实了默多克的预言。在新闻的呈现方式上，它采取24小时新闻聚合＋名流博客评论。他们没有职业记者，新闻绝大部分转载自传统媒体，并且不避讳挑选新闻，尤其是政治新闻时的态度和立场。博客，包括名流博客的功能是围绕这些新闻写评论，与读者一起参与讨论。编辑的角色则从一个“守门人”转变为一个“调节者”，主要责任是活化社区，运用一切技术手段刺激社群之间的对话，让读者最大限度地参与到新闻的生产和编辑过程中。 “互联网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知道，什么故事能吸引读者，刺激评论、共享传播，并激发他们Google的欲望。我们越来越发现，关键不是压倒‘德拉吉报告’，而是怎么利用我们的社群。新闻必须是编者与读者之间的共同事业。” 去年10月，HuffingtonPost启动了一个叫OfftheBus的项目，募集“沉默的大多数”共同参与总统大选的报道。他们将一个采访任务，比如跟踪奥巴马在十几个州的拉票过程，分给50到100名普通人，每人每天花上一个小时，就能完成一个记者两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他们只要填写统一的表格，并写上自己的观察，然后将素材统一交给OfftheBus的编辑，最后写出一篇完整的报道。这与新闻界以往的“通讯员”制度很相似，只不过这个过程是完全透明的，在HuffingtonPost上能看到全部源素材。还有志愿者为这个项目设计了维基页面，提供候选人的各种背景信息。阿丽安娜·哈芬顿把OfftheBus称为“分布式新闻”，以群众智慧来制造更活泼的新闻。 《绝版:美国报纸的生与死》中，作者提出，报纸与互联网之间的这场“控制权”之战，在80多年前就已经埋下伏笔。20世纪20年代初，一场关于民主与媒体的辩论战发生在美国著名报人沃尔特·李普曼与哲学家约翰·杜威之间。当时年轻的李普曼一连写了3本书，探讨民主与媒体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人们对民主的期待和人的现实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民主理论要求公民对身处的世界有清晰的认知，但事实是，绝大部分公民并不了解也不关心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在一个国家里，一个普通公民只是“局外人”，就像体育赛季时坐在后排的聋哑观众，身处一个他看不见、不能理解也不能主导的世界里。一件很复杂或者微妙的事件，必须被归结为某种类似情节剧的冲突或简单的故事，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因此，不如直接将了解世界的任务交给一群社会精英，让他们接触所有的信息，代替大众来判断和监督政府的行为。他由此建议将新闻业提升为一种更受尊敬的职业。约翰·杜威并不否认李普曼对新闻和人性缺陷的论断，但他认为李普曼开出的药方只会让一切更糟。因为在他看来，民主的基础不在信息，而在对话。而且，他批评李普曼对精英的过分信任。这场辩论的结果影响了美国新闻业在之后80多年的发展方向。很显然，20世纪的新闻模型是建立在李普曼的处方之上的。报纸力争政治独立，标榜不偏不倚的客观立场，代表公众利益，扮演不同政派之间仲裁者的角色。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而言，报纸是“局内人”，而读者是“局外人”，他们的权利被压制到最小。直到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平台，使信息的发布和社群的组织变得如此简单、迅速、零成本。人们由此绕开大众媒体的机制，得以在一个志趣相投的社群内展开对话。这意味着在对“新闻”本质的理解上，杜威重新挑战李普曼。
现在，几乎所有报纸，尤其是严肃大报，都在力图让自己适应这个被技术彻底改变了的世界。他们试图理解和利用这些技术，构建社群，让记者都去写博客，做视频报道，给读者提供与编辑对话的机会。《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在裁减平面人员，增加网络上的投入和报道深度。但对大部分新闻从业人员来说，要从李普曼式的“局内人”情绪中走出来，却并不容易。 很多人仍然认为，博客只是在“嚼新闻的残渣”，是报纸的寄生虫。作为博客的代言人，阿丽安娜说:“我们不是嚼，而是吐出新的新闻。”她对主流媒体奉为圣经的“专业精神”和“中立立场”不屑一顾，认为报纸甚至不是被博客打败的，而是被自己打败的。因为早在博客产生之前，主流大报，包括《纽约时报》就已经辜负了大众的信任。在监督社会、揭露丑闻上，博客甚至比专业的记者做得更出色。《纽约时报》记者杰森·布莱尔丑闻、CBS主播丹·拉瑟丑闻、美国参议院前多党派领袖特伦特的垮台都不是被专业记者发现的，而是博客。美国司法部长阿尔伯特·冈萨雷斯因窃听丑闻下台，不是由《华盛顿邮报》揭发的，而是TalkingPointsMemo，一个自由调查者的博客群。 根据《纽约客》的文章，Huffing-tonPost预期年广告利润能达到600万到1000万美元，但它并不付给博客们一分钱，虽然阿丽安娜美其名曰“没被金钱污染的新闻”，但多少说明了它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因此，也有人猜测她可能会在美国大选结束之后就将HuffingtonPost卖掉。 事实上，几乎所有报纸在网络上都没有商业模式。在2006年在线出版协会的一次会议上，《纽约时报》网络新闻总监马丁·尼森霍尔兹这样总结报纸在数字时代遭遇的双重困境:“广告商想按点击量付费，消费者则根本不想付费，在这样的世界里，你怎么指望我们生产高质量的新闻？” 美国著名学者尼克拉斯·卡尔写过一本书叫《大变局:重连世界，从爱迪生到Google》，探讨数字技术变革中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的新经济模式。他认为，传统报业的问题不是它的读者在减少，或者广告利润在缩水，甚至不是物理形态的消亡，而是支持整个报业系统运转的经济模式在瓦解。 当报纸从平面转到互联网，最关键的变化在于内容的“松绑”。一份日报提供大量的内容，国际新闻、国内新闻、地方新闻、娱乐、文化、技术、评论、意见、专栏、照片、股票和各种分类广告……报纸把这样一个捆绑好的内容卖给读者，再将读者卖给广告商。整体是最重要的，整体大于局部之和。但是，当报纸到了网上，内容自动“松绑”了，读者直奔他们感兴趣的内容和主题而去，很多技术手段可以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点，搜索、RSS聚合、Googlenews、Digg……他们不再关心版面，甚至不会意识到这则新闻出自哪家报社。这时候，报纸作为整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局部。每篇文章必须以独立的个体参与市场竞争，独立统计成本和收入。 因为没有读者愿意为网络新闻买单，所以，一个故事的成功与否，广告利润成了唯一现实的评判标准。一篇关于抑郁症新疗法的文章是好的，因为抗抑郁药物的广告商愿意为它买单，但一篇关于政府腐败或非洲疟疾的长篇调查报道却不会有大的经济效益，即使它能吸引读者，但读者并不为它付费。 因此，报纸内容的“松绑”，意味着一个复杂、隐形的津贴系统会迅速瓦解。在网上，硬新闻会变得很难生存，因为分类广告将不再负担它们的费用。如果你是报社老板，当你的报纸转移到互联网上，你能怎么做？雇用更多的调查记者，还是电子消费品的软文写手？ “报纸不可能再回到50年前的黄金时代。但新闻不再印在报纸上，这个社会不会损失什么，不过是一个过了时的经济模式而已，真正应该忧虑的问题是:在一切旧模式分崩离析的环境下，怎么维持调查新闻的传统？”这是纽约大学教授克莱·肖基的忧虑。 在他看来，既然报纸内容的“松绑”不可避免，真正值得拯救的是调查报道，因为聚合和意见是廉价的，而调查报道是昂贵的。这个社会需要有专业的记者，去做长期、深入甚至枯燥的调查，否则政府会退回到过去的腐败状态。 事实上，调查新闻的衰落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缩减调查新闻的开支。去年，《华尔街日报》的前执行总编保尔·斯台戈受两位亿万富翁的委托，主持一个非盈利的独立调查新闻项目，这两位富翁据说不愿意眼看着调查新闻传统就此没落，因此承诺每年为这个项目投入1000万美元。但是，克莱·肖基认为，这样的特例并不会扭转调查新闻整体衰落的趋势，报纸现在需要的，是少一些怀旧，多一些新媒体的实验，才能找到更好的办法延续调查新闻的传统。比如著名的战地记者凯文·赛兹靠读者的捐助到伊拉克采访，然后在博客上免费发布自己的战地日记;SmokingGun善于从法律文件和法庭卷宗中挖掘新闻线索;OfftheBus利用成员的分布式观察以获得更广泛的报道;Wikileaks以维基百科的模式把上千万读者变成调查新闻的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