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今年41岁 41岁,才知道父亲是柏杨



     1943年,流落重庆的柏杨与崔秀英相识,两人生下一女崔渝生,乳名毛毛,因时局动荡,父女天各一方。2008年1月3日、4日,身处西安的崔渝生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专访,63岁的崔渝生将她与父亲柏杨的故事娓娓道来。

    撰稿·贺莉丹(记者)

  我是1945年出生的。我41岁时,突然知道自己在台湾有个亲生父亲。

  之前我对(亲生)父亲完全没有了解。我不知道父亲还健在,母亲(崔秀英)也没跟我讲过。因为当时中国大陆的形势,我想,母亲可能是为了保护我,没告诉我真实情况;再一个,好像我母亲也不知道父亲在什么地方。

  以前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后来从父亲的回忆录里看到:我父亲、母亲和我,一家三口回到我姥姥家河南息县,后因城门关闭,他就没带我们走。当时自己很小,对父亲没什么记忆。现在父亲常跟我讲,他走时我只会拍着凳子叫“爸爸,坐”。后来我读到这段回忆录时,心里很难受。

  1976年母亲就去世了,病逝之前,母亲没跟我说什么,她始终没跟我讲(亲生父亲)。我母亲是很好面子的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讲,她不想让我知道这么多。

  因为我压根不知道我父亲在哪,所以在当时那个“要向组织忠诚”的年代,我倒没因为父亲而吃苦。

  1984年底,我父亲把信写到河南息县台办,息县有位乡亲通过很多关系最后找到我。因为父亲当时非要确认,经过来来往往,我拿到信件已到1985年初。看到这封信,我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很意外。信上署名也不是“柏杨”,是父亲原来的名字“郭立邦”(此为柏杨最初的名字,后改名郭衣洞,笔名柏杨)。

  我有个姑姑,就是我继父的妹妹,姑姑跟我母亲的关系较好,我母亲有些话会跟她讲。后来我回家问,我继父、我姑姑他们都知道,才把一些情况告诉我,说真有这事,而且姓、名都对。“郭立邦”,我继父、我姑姑都知道;“柏杨”,他们反而不知道。我才知道我还有一个父亲。

  后来父亲的信转给我,我看那个信笺上头有行字,我就想,怎么是用美国的公司信笺写的信?也搞不清楚,稀里糊涂的。因为父亲那封信上写有美国地址,我就把回信寄到美国。

  (后来知道)当时我父亲到美国参加爱荷华(大学)写作会,他利用那个时间写信回来,开完会后他又回台湾。但这个信当时不能直接寄到台湾,是通过美国他的朋友转的;所以我们每次把信寄给美国朋友,美国朋友把信拆开、重新写信封,再寄回台湾,然后父亲再这样寄回来……就这样通信,取得联系。

  在河南息县和武汉时,我都跟母亲姓崔;到西安后,我改随继父姓张,叫张渝生。1984年底,我父亲寄信到河南,河南有位乡亲找到我后建议我说,“父亲在外这么多年,失去妻子、再失去女儿,他心里会很难过,你还是恢复原来的名字比较好”。我接受了他的建议,恢复到原来的姓,姓崔。

  第一次见面在香港

  1986年7月,我和父亲柏杨在香港第一次见面。当时我们一家四口都去了,也见了张香华阿姨。当时去还是“特批”的。父亲说“你们全家都来”,发有邀请信,我报了4人;后来西安市没批,说最多只能去2人,我把2个孩子撤了下来。过了几天,陕西省公安厅有个女同志到我单位,说我们属于“特殊情况”,“你们什么时候想去、去几人都可以”,叫我赶快把2个孩子报上去,这样,就一块去了香港。

  事先父亲有寄照片给我,所以在香港火车站下车后,我们很快认出他。可能还是血缘关系吧,没感到陌生。我站到他面前,他说,“你是毛毛吧?”一把把我搂在怀里。

  我河南的姐姐冬冬先到香港,我第二天到。父亲告诉我,我有个姐姐冬冬。这时我才知道,也蛮吃惊的。姐姐现在68岁,也退休了,她是中学教师。我跟姐姐联系不多,也打电话。

  在香港,我们只待了4天。这4天里,父亲让我们住最好的、吃最好的,每天都和我们在一起。我之前也没去过香港,在那个年代,好像做梦一样。

  珍藏43年的老照片

  1988年底父亲到了西安,当时我家很小,4口人住30多平方米的房子,当时那房子相当不错了。父亲住的是宾馆(西安人民大厦),他只是到我家去了一下,他把我的床揭开看一看、用手摁一摁,我们那时没有床垫,铺的木板、木板上铺棉絮;又打开冰箱看一看。但他什么话都没讲,他只是看了看,就坐在那一言不发。我也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他在宾馆时,从自己贴身的口袋里取出一个钱包,从钱包里取出一张照片,给了我,说,“这是爸爸保存下来的,送给你吧。”这张照片,是在我百天时,我母亲抱着我在重庆照的,我是重庆出生的,叫渝生。这是黑白照片,一点都没皱,平平整整的。当时我没讲话。我确实感触很多。

  父亲的经历确实很坎坷,他离开我们,又到台湾,在台湾两度进监狱,家庭变故……经历了这么多事,他能把这张照片一直保存着。我不知道他怎么保存下来,而且保存得这么完好的。我心里非常激动。我就想,不管怎么讲,他心里还是有我们的。原来临去香港前,他寄来照片,我觉得他生活得挺不错,也不能说我心里没怨恨,我也想起我们的生活,我那时就跟要饭小孩一样,生活非常不好。我看到这张照片后,所有的怨恨,都没有了。我觉得,在当时,出于那样的社会环境,父亲也是身不由己吧。

  我去过台湾好几回。1996年,我和我先生第一次去台湾,那时父亲伏案工作时间很长,他身体挺好,他和我们聊天或出去的机会很少,那时他好像还在写书。

  2000年我父亲80大寿时,我们五姊妹第一次团聚。那时父亲状态还好,能行走,他还出去演讲,但他这时的身体和我们前几年见他时,当然差一些。

  我最近一次去台湾是2006年底。那时因为我父亲住院,我在医院照顾他,当时他住在荣民医院,他腿不好,我见他时,他走路已不方便,要坐轮椅,但头脑非常清楚。那次他身体不太好,但他很有信心要恢复,他老问,“我怎么会这样?”有时我劝他,现在是冬天,老人比较难过一些,过了冬天、到春天,就好了。他那时相信自己还会好起来。但现在我跟张阿姨通电话,听她讲,好像父亲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

  “父亲希望孩子到跟前”

 父亲今年41岁 41岁,才知道父亲是柏杨

  我父亲非常关心我阿姨(张香华)。有一年我去台湾,他讲到,“我要不在了,你阿姨怎么办?”阿姨如果出去的时间长、没回来,他就很操心她,“赶快打电话问!怎么回事?”他说,阿姨是很能干的人。

  张阿姨也很辛苦,儿女不在我父亲身边,全凭她一人照顾父亲,她还要忙父亲的事业,她很不容易。她对我也蛮关心。我觉得她很有宽容心,我们非常感谢她。

  我觉得,父亲跟一般老人一样,他真希望孩子到他跟前。每次我走的时候他还问,下次什么时候来?就好像预约一样。我上次刚回西安家里,我给他打电话,他接着就问,“你什么时候再来?”他很需要孩子在跟前,尤其是人到年老时,我想,他可能也会想很多。今天子女不能相守父亲身边,确实是多种原因。我觉得,孩子们的工作也是一个实际问题。

  父亲缺少亲情,我觉得父亲本身也有原因吧。子女和父母也好、朋友也好,还是要来往,有来往才有感情交流。我们见爸爸的时间实在太少,我们和爸爸在一起的日子太少,这个感情好像没联络起来一样。我觉得这也不光是孩子们的原因吧。我想说的是,不管我们离父亲多远,我们心里永远惦记着他。

  我先生昨天还在讲,你赶快跟阿姨联络,能过去照顾爸就赶快过去吧,确实时间不多。主要是两岸交流问题,每次只签一个月,忙来忙去也就一个月。2007年底,父亲住院时,我跟阿姨提出过在医院照顾父亲,阿姨觉得还是不要去。阿姨确实照顾我的身体,觉得我身体不好。所以看阿姨安排吧。(本文按采访录音整理。感谢本刊实习生赵倩倩对本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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