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陈晓萍 据专门研究人类幸福的组织——蓝色区域（BlueZone）最近的一项研究报道，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是丹麦。在丹麦的街上随便拉住一个行人，让他们就自己的幸福感在１０点量表（１表示最不幸福，１０表示最幸福）上打分，一般人都会给出８到９的数字。再问他们为什么感到幸福，答案多半是生活稳定有保障，自己可以选择去做任何自己喜欢做的工作，社交活动丰富，人人安居乐业。最有趣的是，很多人选择工作的标准不是工资的高低，或者“地位”的高低（地位这个概念在丹麦很淡薄），而是工作本身的性质以及工作时间的长短。比如有人选择开垃圾车的工作，因为这项工作每天只需五个小时，而且都在清晨完成，余下的时间就全部属于自己，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开垃圾车，他也受到人们的尊敬，别人对待他的态度与对待国王无异；因此这项工作带给他很强的幸福感。 这项研究的另一个结果是，在亚洲国家中，最幸福的国家是新加坡。在新加坡随处可见的食铺随便问一个人，他们一般也都会给出８分左右的数字。但与丹麦不同的是，新加坡是一个对自由有限制的国家，比如吐痰，嚼口香糖都是违法行为，而且对“社会地位”有很强的意识。更有趣的是，在问新加坡人有什么能使他们更幸福的时候，许多人的答案是“钱”。具体地说，有“五个Ｃ”决定一个人的幸福感：Car（汽车），Cash（现钱），CreditCard（信用卡），Condominium（公寓），CountryClub（乡村俱乐部）。而且，这“五个Ｃ”还不是在绝对意义上的，比如，光有了汽车还不够，还必须知道自己开的车比别人的要更高级才行，否则幸福感也很难产生。因此，新加坡人从小就养成很强的竞争意识，刻苦学习，努力向上。那儿甚至有给小学生开设的时间管理课程。 从同样感到幸福的丹麦人和新加坡人对为什么感到幸福的不同答案来看，决定幸福的因素实在可以相距十万八千里。价值观不同的个体，对同一件事所感受到的幸福程度就不同。比如说“钱”这个因素，肯定对人的幸福感会产生影响。但是不是钱越多的人越幸福，答案就比较复杂了。《撞上幸福》一书的作者丹尼尔·吉尔伯特表示，钱只有在同时满足了三个条件的时候才会使人感到幸福：（ａ）钱帮你买到了你想要的东西，（ｂ）你拥有的钱本来就不太多，（ｃ）但你觉得自己还挺有钱的。再说“工作”这个因素，也一定会影响人的幸福感。但是，做什么样的工作会使人产生幸福感与社会文化价值观也有着强大的关联。在强调等级的社会里，三教九流、蓝领白领都被划分得清清楚楚，明明自己喜欢“低级蓝领”工作比如看大门、扫大楼，因为上班不需动太多的脑筋，下班也不需再操心工作上的事，个人有许多的自由，但是因为被打上了“低级”的标签，做这个工作就不再有幸福感。相反，明明自己讨厌“管理别人”，但是因为“管理人员”是社会崇尚的职位，结果自己当上管理人员后也就感到了成就和“幸福”。 心理学家注重研究个体差异，他们通过精确地测量个体的大脑对不同事件做出反应时的脑电波图形，发现有些人拥有一个“幸福大脑”，而另一些人则拥有“不幸福大脑”。也就是说，一个人能否经常产生幸福感与先天的大脑类型有相当的联系。比如，对今天下雨这个事实，在拥有“幸福大脑”的个体看来，可以是一件开心的事，因为下雨，就可以看见雨雾蒙蒙的城市风味，可以看到在雨中撑起的各种各样漂亮雨伞的风景，另外，雨还可以洗刷街道的污垢，净化空气，而且还有可能看到彩虹。但是，对于拥有“不幸福大脑”的个体，下雨就可能使他们神情沮丧，他们会认为这个世界总是灰暗，这是灾难降临的前兆等等。
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虽然先天因素能解释５０％左右人能否感知幸福的变异，另外５０％的原因则与外界的环境和自我的修养和控制相关紧密。也就是说，即使是具有完全相同的遗传细胞的同卵双生子，他们对幸福的感知和期望也可以相当不同，主要与后天所受的教育和经历有关。近年来美国非常流行“积极心理学”（PositivePsychology），向大家灌输“正向思维的强大力量”（thepowerofpositivethinking），受过这种教育的个体就更可能对事物有积极的态度。此外，个体的人生经验本身也是影响其“幸福导向”的重要原因。最有意思的发现是，大脑的幸福程度可以被后来的经验所影响，也就是说，原来拥有“不幸福大脑”的个体，通过更加积极的人生经验积累以及自我控制，其大脑可能会更向“幸福大脑”的特征靠近，从而更能产生幸福感。而在使大脑变得更具“幸福大脑”特征的活动中，每天静坐静思三十分钟最为有效；在控制思维的活动中，感恩最为有效；这两种活动对具有不同文化价值观的个体诱导幸福感的效果相当。 由此可见，如果幸福是你追求的人生目标，那么不论你有多少钱，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其实都可以达到幸福的境界：只要你能够“吾日三省吾身”，只要你对自己已经拥有的怀抱感激之心。 2008年1月于美国西雅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