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贺梅听到这个决定后一愣，然后明确地问道：“我们能留在美国不去中国么，我习惯在这里，这里有很多朋友。在中国是不是女孩子的地位很低，犯了错误就会被吊起来打？”
撰稿·李泽旭（记者）
“在中国是不是许多人都骑自行车？”“在中国有电视机么，可以买到网球鞋么？” ２月１０日的夜空中，从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飞往北京的一架客机逐渐接近中国大陆，机舱里一个９岁的中国女孩在不断用英语向旁边的中年男子询问，一双童真的大眼睛里透出新奇、迷茫、畏惧。 虽然她是第一次乘坐飞机飞往中国，但提供本次航班服务的美国机组人员和机舱内的许多乘客对于这个小女孩并不陌生，围绕着这个小女孩的抚养权，曾经经历了一个长达７年的诉讼，被许多中国人、美籍华人以及美国人长时间关注着。 她就是贺梅，她旁边的中年男子就是刚刚获得她的抚养权的亲生父亲贺绍强，这是贺梅一家五口第一次无人缺席地飞回祖国之行，对于贺梅来讲也是一次不小的人生转折。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３日，美国田纳西州最高法院就贺梅抚养权案做出判决，决定推翻上诉法院的判决，将案件发回谢尔比郡初审法院，并尽快转至该郡儿童法庭，以发布法庭指令使贺梅与其亲生父母团聚。 一个轰动中美两国７年多的抚养权案终于画上句号，贺梅的亲生父母贺绍强夫妇在得知判决结果后说，“经过近８年的法庭官司，我们已身心疲惫，我们准备从美国回到中国，而不管怎样，我们都会把自己的亲生骨肉带在身边。” 半个多月后，正处在浓浓春节氛围中的中国迎回了首次回家的小贺梅，大红灯笼、春联……北京的街头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紧紧拉着贺绍强手的贺梅稚嫩的脸上逐渐被感染上那发自心底的笑容，时刻关注着贺梅的贺绍强夫妇暗自松了一口气，具有深深中国文化背景的他们这时讨了个吉利——这也许是一个美好新开始的好兆头。 安家
清晨的重庆，天刚蒙蒙亮，贺梅已经按照平时的习惯起床了，洗了个澡，穿好衣服，准备吃过早饭后上学。 贺绍强夫妇带着３个孩子已经回到中国１个多月，经历了开始的激动、兴奋，一切似乎都平静下来，贺梅一家开始按着一条新的轨迹平静地生活。 平静中，贺梅的脑海中时常还会浮现起这一个月时间在中国经历的桩桩件件。 ２月１１日，贺梅随着父母和弟弟妹妹第一次回到重庆的外婆家，２月１６日，全家飞向长沙，２月１７日终于回到贺绍强的家乡湖南邵阳。 眼前的一切都变了，下了车，离家１０年的贺绍强迷路了。他正准备给大哥打电话，街道旁迎来了一群人。 “强伢子你们回来了啊”走在最前面的是他８６岁的母亲，紧随其后的是贺绍强的哥哥、姐姐、外甥、侄女和街坊邻居。贺梅的大姑妈一下冲上去将她抱起来，一家人紧紧簇拥在贺梅四周。 在邵阳市城北路曹婆井福湘大厦四楼贺绍强的父母家，贺梅仍带一丝惊慌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四周，贺绍强看着看着感叹一声，“回家的感觉真好”。 贺绍强父母家的客厅里挤满了人，所有人的脸上布满笑容，贺梅也笑了，她偷偷问妈妈：“这是爷爷奶奶的家？” ９１岁的贺顺意终于从人群的包围中拉过孙女贺梅坐在一起。老人端详着孙女，笑得咧开了嘴，并从口袋里拿出红包，塞到贺梅和她的弟弟妹妹手里。不甚理解的贺梅学着弟弟妹妹的样子打开红包，看到了她刚刚认识不久的中国货币。她举着两张崭新的２０元的人民币，开心地对爷爷笑了。旁边的贺绍强不断教着贺梅用邵阳话谢谢爷爷的红包。桌子上摆满了糖果、橄榄、花生、橘子……贺梅兴奋地剥开一个橘子，突然将橘子塞到爷爷口里。老人凑近贺梅的耳边，“吃糖，吃啊，爷爷最喜欢你了。”还不会几句汉语的贺梅一句都没有听懂，但是从她的笑脸中贺绍强看得出，聪明的贺梅理解了这份浓浓的亲情。 看着这一大家子人，贺顺意不断重复着，“看到他们都回来了，真的又年轻了几岁啊。” 贺绍强的三姐贺又群感叹道，这是她７年多来第二次看到年迈的父亲露出开心的笑容，第一次是贺梅被美国田纳西州法院判为贺家所有的时候。 晚餐，对于贺家而言，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团圆饭。４个儿子、２个女儿，以及他们各自小家庭的所有人员、远房亲戚全都到齐了，３０多人聚在一起，吃的是家乡菜，流动的是浓浓的亲情。 夜晚的邵阳四处响起了鞭炮声，第一次听到鞭炮声的贺梅惊慌失措地用询问的眼光看向父亲贺绍强，贺绍强用英语不断安慰着贺梅，并解释起鞭炮是什么和春节放鞭炮的来历。不一会，弟弟妹妹手中拿着红红的鞭炮和家族中的同龄孩子跑过来，拉着贺梅的手向外面跑去，楼下响起了阵阵鞭炮声，跟在后面的贺绍强看着贺梅捂着耳朵惊奇地凝视放出的五颜六色的烟花爆竹。 “去吧，你也去放一个，感受一下中国年的乐趣。”贺绍强分别用英语和汉语向贺梅说道。 对于贺梅来说，一个全新的生活开始了，有着美国国籍，在美国生活了９年，从语言和生活习惯上早已打上美国烙印的贺梅能够适应么？ 这是许多关心贺梅的人心中共同的疑问。 融合 “我们能留在美国不去中国么？”“我们什么时候回美国？” 接回贺梅并作出回到中国的决定后，一直到回到国内的前半个月，贺梅时常会向贺绍强夫妇说起这样的话，并深深地刺痛着贺绍强的心。 贺绍强回忆起他与妻子将回国的决定告诉贺梅的那个美国之夜。 贺梅听到这个决定后一愣，然后明确地问道：“我们能留在美国不去中国么，我习惯在这里，这里有很多朋友。在中国是不是女孩子的地位很低，犯了错误就会被吊起来打？” 听到这些，贺绍强夫妇感觉到心里在流血。 短暂的安静后，贺绍强坚定地说：“首先，我和你妈妈现在不适合留在美国，这一点你是清楚的。另外，中国是爸爸妈妈的故乡，那里很美，你会很快习惯并喜欢上的。至于是否以后能到美国定居，明确地说，我们不能肯定，但是能保证的是，会让你经常到美国来看看朋友。你说的女孩子地位和挨打的问题在很久很久以前是存在的，但是现在的中国发展得很好，也很重视人权，这些现象已经不存在了。” 这些话，似乎对于一个９岁的孩子来说很难理解，但是贺绍强知道，对于已经初步具有美国式思维的贺梅，必须尊重她，不能用善意的谎言来欺骗，同时，极为聪明的贺梅也会听懂这些话。 贺绍强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贺梅在长时间考虑之后，赞同了父母的回国决定。 能够取得这样的结果，贺绍强很高兴，回忆起几个月前将贺梅接回来时候的场景，贺绍强似乎还很难相信这些是真的，他真的获得了与贺梅的父女亲情。 贺梅出生仅仅几个月就开始在美国人的家庭中生活，与父母的长时间隔绝，使得贺绍强在接回贺梅的时候担心，贺梅能否很快融合到这个中式家庭当中。 事实上，这种担心真的发生了。 面对新的家、“新”的父母，贺梅一开始选择的是抗拒，抗拒说话、抗拒吃饭、抗拒睡觉……她认为“新”的父母是将她从美国的“父母”手中硬抢夺回来的。 法庭充分考虑到这点，指派了两名专业工作人员进行疏导。 几个月的沟通与生活，贺梅逐渐明白，贺梅的亲生父母并不敌视她的美国养父母，取得她的抚养权也是法律上的正当行为。但是，她仍然很难融合进来。 “一次，我偶然发现，我的电脑经常被贺梅偷偷地使用，她在和养父母的弟弟妹妹们用邮件相互联系。”贺绍强回忆，“我很生气，并正式地将贺梅叫到跟前说，‘我并不反对你与养父母和养父母家的弟弟妹妹沟通、联系，我生气的是你偷偷摸摸地做这件事情，你还是不信任爸爸，认为爸爸会阻止你与养父母家的联系。你的想法是错误的，你可以用我的电脑和养父母家联系，我也会安排你的养父母到家中来，希望我们能彼此信任、交流，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让我们帮助你。’这件事后，贺梅进一步信任了我们，我们也在回国前多次安排贺梅和她的养父母见面。” 回到国内后，生活平静下来，贺绍强开始为家庭生活考虑，因为贺梅的语言问题，贺绍强用高于普通国内学校上百倍的学费，将贺梅送入由外国人办的重庆国际学校，准备用一个月的时间让贺梅初步适应国内的语言环境。 贺绍强则独自一人来到了长沙，受聘于湖南科技职业学院。贺绍强告诉记者，“我决定回国，最先想到的就是长沙。之所以有毅力能打完这场７年时间的官司，湖南家乡人给了我有力的支持。现在我正在联系住的房子和孩子没上学的学校，虽然收入还很少，但是我会想办法，以后一切都会好的。”说到这，贺绍强自豪地说：“贺梅已经真正融合到了这个家庭，融合到中国也不会太久了。这个孩子很聪明，她曾经说过我如果当教授，她要做我的助教，她的英文很好，刨除年龄的问题，我觉得她还真的可以做到。” 争论 贺梅出生后，与她相关的纷争就一直围绕着她，至今，人们还在“跟随亲生父母是否有利于贺梅最佳利益”、“贺梅回到中国是否合适”等问题上纠缠。 这一切的争论都来自那段贺绍强美国生活的意外转折。 １９９８年，贺绍强在曼菲斯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时，被控性攻击一位女生，他被学校开除，这一官司一直打到２００３年；１９９９年贺梅出生后不久，贺绍强官司缠身处境困难，将贺梅托给美国人贝克夫妇临时监护。后来贺绍强夫妇向贝克要回贺梅遭拒，进而引发这场备受瞩目的官司；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２日，美国法官以贺绍强夫妇情绪不稳、４个月未与贺梅接触已构成遗弃为由，判决贺绍强夫妇丧失监护权。贺绍强一周后向田纳西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 这是一个基于爱产生的案件，在西方，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立法，早已从“家本位”、“亲本位”转向了“子女本位”。各国立法上都把重点从强调父母的权利义务转变为强调父母的责任。《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３条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在美国，贺梅的养父母对于领养的孩子和自己的亲生孩子是一样对待的，有深厚的感情。但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孩子是属于父母的，贺绍强和妻子作为孩子的亲生父母，一定要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才有了这样一场官司。 由于时间跨度长、影响大，几乎所有的美国主流媒体都大幅报道过贺梅案。一些人士认为，是中美之间的文化冲突导致了此案变得如此复杂。 孟菲斯大学法学院儿童保护研究所主任克里斯认为，上一任主审法官钱德斯将两家父母的财力和生活环境作为判决的比较基础，是不对的。他说，我们无法选择自己降生的家庭，而物质条件不能代替亲情，成为判断一个父母合不合格的标准。 对此，田纳西州最高法院这次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判决书说，“在判定父母和非父母之间监护权的争议中，经济优越性和富裕的环境不能作为一个考虑因素。”而在上一次的判决中，法官认为将贺梅留在富裕的孟菲斯更符合贺梅的利益，而不是送回中国。 贝克夫妇的律师佩瑞斯当时说，“这个孩子在中国的生活质量会是什么样子呢？常识告诉我们，把一个孩子从她已稳固生根的地方带走，是最后的毁灭。” 美国的部分民众也认为，“贺梅留在美国符合她成长的最佳利益。” 但来自台湾的一位华裔林女士认为，亚洲人不能理解贝克家的物质财富何以能够战胜母亲和孩子间的血缘关系。这位６２岁的林女士说：“一些美国人认为，他们有钱，能够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环境，但中国人把亲情和持久的关怀看得更重。” 在记者采访贺绍强的时候，贺绍强对于这些争论给出的态度是，“对于贺梅来说，和亲生父母一起生活才是贺梅的最佳利益。” 贺梅已经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回到了中国，关于她的争论也许还会持续下去，但愿这些争论不会影响到贺梅的正常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