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陈建斌说:“自从我结婚有了孩子以后，对世界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我突然觉得，有时候生活‘慢’一点也挺好的，为什么我就非得一部接一部不停地拍呢？那样可能会给我带来名和利，但是如果不能得到心灵的满足，名利再多也没有用处。”
◎孟静
陈建斌从位于北京亚运村的五洲大酒店走出来，虽然棒球帽低低压着，还是有两个门童在他身后小声议论:“那是‘成长’吧？”“‘成长’是谁？”“陈建斌呀！我偶像。” “成长”是陈建斌在成名作《结婚十年》中的角色，一个自私、飞扬跳脱，却又不断在“成长”的男人。这也是让陈建斌的知名度“成长”的第一个角色，总有许多人把陈建斌和成长、和《乔家大院》中的乔致庸对号入座，认为生活中的他也是“那样的”。哪样的呢？从媒体上的文字就可以看到:酷，有着不同凡俗的婚姻观。实际生活中的陈建斌说:“成长、乔致庸不是我，老有人说我变了，是他们有错觉。《结婚十年》是我找了两个朋友的形象做参考，他们才是那样的人，我还真不是。” 相反，他温和、谨小慎微，拍戏时总到得最早，还有点多愁善感。“自从我结婚有了孩子以后，对世界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我突然觉得，有时候生活‘慢’一点也挺好的，为什么我就非得一部接一部不停地拍呢？那样可能会给我带来名和利，但是如果不能得到心灵的满足，名利再多也没有用处。正好这时候，《天朝1900》剧组找到了我。我喜欢排话剧的生活方式，它就跟上班似的，每天早晨出去到剧场排练，晚上你就回家，这跟拍电视剧、电影都不一样，挺享受的。” 这些天都很有规律地去国家大剧院演出。陈建斌有一次把车停在故宫门口，看游人放风筝:“我每天从亚运村出发，经过安定门，芹圃就生活在安定门国子监，右边是鼓楼、钟楼。我从平安大道走地安门，正对景山公园，过去就是故宫，走到长安街，到国家大剧院。这100年改变的是什么？比如天空也很蓝、树也很绿，也有人在故宫角楼放风筝，风筝很大很漂亮，你只要把衣裳换了，车改成马车。我们评论祖先，我们能否认他们一样怀有热血，奋斗、挣扎过？你觉得芹圃可笑，因为他被展现在舞台上，不是，有些事我们自己做不到，他至少刺了仨字，他至少是爱国的，你连这个也做不到。到底是什么出现了问题，让那段历史像个噩梦。就像我学历史课本时到清朝，很别扭，就开始签条约、割地，作为中国人，怎么那么不舒服？赶紧过去吧。到底是什么？这是最重要的。从‘五四’以来，鲁迅他们不断在拷问，是什么使你过上在外人看来如此荒诞的生活，这是值得讨论的。” 他说起戏来滔滔不绝，不仅仅限于角色上，而是伸向更辽远的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你熟吗？他被送到刑场，最后一分钟，沙皇特赦令到了，后来他写的东西，眼光全变了。我们写过一小段，人散尽了，芹圃疯了，以为自己是岳云、岳飞，因为长度所限，把那段去了。”陈建斌是新版《三国演义》唯一签约的演员，确定的角色是曹操。导演高希希说:“陈建斌把能买到的、关于三国历史的书都通读了。” 首演前一天，陈建斌的鼻子红肿得厉害，他觉得丑，没出来见媒体，台下的观众无法忽视那颗晶莹发亮的鼻头。等到鼻子消肿了，陈建斌却建议化妆师继续化红鼻子:“挺好的，挺适合这人物。” 1986年，16岁的陈建斌和乌鲁木齐其他几百名文艺爱好者，最爱去的地方叫群艺馆，就像《立春》、《站台》那些带有小城气息电影里所展示的，唱歌、跳舞、诗朗诵，你总能找到你热爱的，当然也包括表演。1988年，陈建斌看了两部电影，一部叫《红高粱》，另一部是特吕弗的《最后一班地铁》，“后者是讲‘二战’时抵抗组织在剧院里的事，特别有意思，这些人的生活真好玩。我就想，我要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多好”。如果说《最后一班地铁》的冲击来自于特殊情境，《红高粱》触动他的却是人。“上中学时我是忠实影迷，经常逃课看电影，散场时一出来，天是亮的，故事里的人都去哪儿了？特别惆怅，如果能变成电影里的人多好？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演员和现在的不一样，男的都是浓眉大眼，只有那样的人才能演戏，他们演戏的方法和现在不一样，按现在话说有点假。我以为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像我这种长相不能演戏。直到看到姜文，这个人长得跟我也差不了多少，也不是双眼皮大眼睛，表演挺生活的，说明我也有可能成为一个演员。这事我也能干。” 很巧的是，陈建斌的老师何秉珠曾经教过姜文。多年后，姜文找陈建斌来演他的《科诺克或医学的胜利》，排练时姜文问:“你为什么不看我的眼睛？”陈建斌私下里对别人说:“他是我的偶像，我不敢正视他，恐惧。”胆小的陈建斌尽管交了钱，报了表演班，仍不敢想象自己的明天。高考落榜，待了两年业，他开始自己写剧本、筹拍电视剧。“但是拍电视剧得有资金，我们没钱。我们几个朋友就想了一个办法，要不然先开一个饭馆，通过这个饭馆挣的钱去拍这个电视剧。但是开饭馆我们也没钱，要怎么挣到开饭馆的钱呢？要不就先卖烤红薯吧。”有一天他姐姐看到报纸上中央戏剧学院在新疆招生的消息，拿给他看。那一届很特殊，是个新疆班。“从乌鲁木齐到北京要三天三夜，18岁前我从没有出过门，如果不是‘中戏’去招生，我就没勇气和其他考生一样闯北京、住旅馆。”这其中多少有运气的成分，陈建斌不能否认，混群艺馆的几百号人，除他外，再没有从事演员这一行的了。 新疆班是定向分配，所有人毕业后必须回到新疆话剧团。当时已经流行“北漂”这个词，同学们如李亚鹏、王学兵把所有物品寄存在北京的熟人那里，随时准备杀回北京。只有陈建斌，把所有行李一件不落地带回乌鲁木齐，“我要回北京一定要堂堂正正地回来，我不要当盲流”。其实他也不知道怎么能堂堂正正地回来，甚至也根本没朝那方面想。那一年他过得浑浑噩噩，“彷徨算不上，完全无所事事，连痛苦都谈不到。傻了呗，4年大学，回到原点，什么都没改变，麻木，一筹莫展”。他已经计划将来开个饭馆，或者上个班，结婚、生孩子。眼看着同学们一个个回北京、向剧组自荐，“我缺乏勇气，我做不到，我不敢回来”。那时，他的同班同学兼初恋女友也离开了他。
1995年之前，考研还没有成为一种“热”，神奇的是，中戏的表演系研究生10年没招生了，原因是根本没人报名。老师给陈建斌打电话，让他回来考研。想再看到红墙碧瓦的他求之不得，但是他的英语成绩很不好，考试时所有选择题都蒙着填了B或C。“我考上完全侥幸，运气、时代，关键学校也需要招一个，我专业很不错。”稀里糊涂他当上了研究生，第二年考研大军激增，他的同班同学英语比他好得多，再报考同一专业都落榜了。 不过，上了研究生的陈建斌更痛苦。“生活给你机会，周围都在演新戏，可我没机会，才会有痛苦。如果没考上，连痛苦都不存在，研究生3年没有任何事，给你提供一个住的地儿，就是读书，从图书馆借剧本看。”4年大学期间他也看剧本，也排演那些剧本，演是演了，可没往心里去。长日漫漫的研究生生活让他顿悟了，“万尼亚舅舅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这个戏重要的命题是生命被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那时他50多岁，生命已无可挽回，他对叶连娜说:‘我希望大雨过后，明天有个新的开始，让我做的一切事情有个新的变化。我能够重新开始，而不是浪费在琐碎无聊的事上。’万尼亚觉得自己被埋没了，原本他是可以成为屠格涅夫的，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慨，我原本可以成为另一个人。我很痛苦，我的价值应该体现在塑造有意思的人物，那样更能施展我的抱负、才华，所以一下午我就能理解这个剧本的本质”。 另一种痛苦来自于物质，上研究生时他已经25岁了，还在伸手向家里要钱。不能自立让他很难过，某次有个电视剧组让他演一个副官，他已经到了外景地北普陀，忍不住给何秉珠老师打了个电话汇报一声。何老师让他立刻回来，说:“你现在的任务是学习，不是拍乱七八糟电视剧。”说完把电话递给她的爱人林兆华。陈建斌对着电话激动地说:“大导（林兆华），他们给我1万块钱哪！”林兆华说:“1万块钱不算什么。”虽然不舍得那1万块钱，陈建斌还是听话地辞演了。 1997年，孟京辉的《爱情蚂蚁》找到陈建斌，他在这部戏里并没有找到感觉，“茶壶里煮饺子，满肚子的话说不出来”。第二次合作《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就有力量了，孟京辉给他找来了达里奥·福的表演录像带。“我们话剧的最高水准是《茶馆》，‘人艺’那个也不错，但它是最好的一种，不是全部，还有各种可能性，那一霎得到解放，天性中某种东西得到了自由。”这时有几种戏的因素交集在一起。一次是他去东北，花了几块钱观赏的二人转表演，别的观众嗑瓜子哈哈笑，陈建斌泪流满面。“我是个演员，不是普通观众，当一个人把自己搁到这么一个程度，你不能不动容，你别管演技高不高超，别管内容高不高级，他们不是在演出，是在玩命。”另一个玩命的演出是来自日本的新宿梁山泊剧团表演的《人鱼传说》，“日本演员那劲儿，演一次好像没有明天一样，我演完就死了。我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艺术家拿生命塑造角色”。 “我在话剧上运气特别好，一出来和孟京辉合作，毕业大戏是徐晓钟导的，我和大导合作过《三姊妹》、《等待戈多》，我和赖声川合作过《千禧夜，我们说相声》。我演的都是顶级话剧，但在电影方面运气没那么好。”一心想拍电影的他自己写了个剧本《菊花茶》，北影厂和西影厂都相中了，派了艺术顾问和他谈，他觉得西影厂的想法更靠谱。电影投资很少，拍出来反响也不大。孟京辉又来找他演话剧，但是陈建斌毕业后租了筒子楼，每月要付800元房租，当时他已经弹尽粮绝，他要拍电视剧去了。“第一次我刚跟孟京辉一说，他‘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就走了，我也能理解他特别痛苦的那种感情。” 前不久陈建斌看到一个网友为他总结的履历表，吃了一惊:“我都拍了些什么乱七八糟呀！”但他又承认:“这是个挥之不去的过程，你确实拍过，正是在拍烂戏过程中一点点进步。”《结婚十年》第一次找到他时，也是个烂本子。等到高希希接这部戏时，陈建斌依旧在犹豫，当时高希希也毫无名气，可是陈建斌看到了女主演是徐帆。“徐帆已经是超级大腕，我看了她的《阮玲玉》，我得考虑。”他那时的女朋友也劝他演。“高希希有好导演的天赋，他知道如何调动演员的创造力，有的演员让做什么就做什么，有的演员有自己的理解，如果调动好，会超出想象。徐帆是个非常好的演员，环境特别轻松，演出来我很吃惊，有很多闪光、鲜活的东西，和虚假的夫妻不同。”陈建斌就是那种很喜欢用自己的理解去改戏的演员，为了改台词，他和在《乔家大院》中饰演角色的蒋勤勤吵过嘴。 陈建斌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试论演员的理解力》，这也是他热爱改戏的由来。“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不管你做哪个行业，你要做到顶端，势必对你所从事的事情有和别人不一样的理解，才能成为佼佼者，演员也如此。这种能力哪里来？获得非凡判断力、理解力的途径有两种:间接或直接经验。看片子属于间接经验。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有些人没上过什么学，生活阅历帮助了他，比如卓别林、赵本山、周星驰，阅历与天赋结合，对世态人情有深刻理解。有些人要通过读书，比如我，没有丰富阅历，从学校到学校，怎么办？通过读书。如果演员把两样都掌握好，他的理解力一定比别人深刻、生动，表现出来一定与别人不一样。这是对好演员的要求，不是对一般演员的要求。”在《天朝1900》里，有一幕是芹圃被抓走了，抬腿时还划着台步过戏瘾。这个动作明显借鉴了葛优在《霸王别姬》中的神来之笔，有人提醒过陈建斌，但他不在乎:“这个无所谓，关键要适合于这个人物，他是个票友，准备自己办票社，他一切按戏曲标准要求自己。”阅历不丰富的陈建斌靠看大量的电影充实自己，有小道消息说，他在追求蒋勤勤时，问她一部很生僻的电影有没有看过，蒋勤勤还向周围的人求助应该怎么回复。对于陈建斌，演戏是个不断印证的过程，“武侠书里小伙子练成一身武功，不交手就一无所知，必须行走江湖。如果对手是高手，打败了，他会获得很大自信。越大的戏、越复杂的人物，越能印证我到底怎么样？印证过程中你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自信”。 29岁才主演第一部影视剧，成名似乎来得太晚，但踏上成名的列车后，这速度又似乎飞驰得太快，从2002年的《结婚十年》开始，陈建斌凭两部电视剧就进入了一线演员的行列，可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催熟的，他说:“我没经历过‘超女’那样的一夜成名，不能比较什么感觉。像我们这代人，先开始演边边角角的角色，从小戏到大戏，从没有戏到演上戏，再演主角很愉快，再到有选择地选人物，在过程中你得到满足。在这个圈子里，不存在一个人是天才被埋没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