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书店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和判断构造出一个思想的、意义的世界。这是书店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
撰稿·何映宇（记者）
在上海，季风书园的名气也许比不上“新天地”响亮，却也是颇受瞩目的文化地标。许多人说起它时，还会提到台北的诚品、北京的万圣书园…… 走进每一家季风书园，摆在最显眼位置上的多是新近出版的政治、哲学、历史等严肃读物，非常醒目，而那些在市场上知名度很高的畅销书却没有受到多少追捧。 这正是季风书园董事长严搏非的眼光与立场，与他的个人经历有着微妙的关系——经商之前，他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做过十年的哲学研究。1997年，严搏非创办季风书园，从书刊亭到只有40平方米的小店，如今上海开出了8间季风书园，多在人流摩肩接踵的地铁沿线，其中还有静安寺地铁站的艺术类主题店。这里定期举办读书沙龙，一杯咖啡或清茶，就能让作者、读者消磨一个下午的时光，严搏非也常常参与沙龙一起交流。 “独立的文化立场，自由的思想表达”，这是季风书园、也是严搏非本人一直追求的经营理念。他的学术理想并没有因为经商而中止，也正因此，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卖书，2003年初，上海季风图书有限公司与合作伙伴共同组建了“上海三辉咨询有限公司”，和新星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等出版机构合作从事图书策划工作。严搏非策划了大量在国内外学术界赢得很好口碑的学术文化著作。曲高难免和寡，严搏非多少有些无奈地说：“这些书基本上不能盈利，这体现了思想的衰退。”但他从未放弃，这种对畅销书的淡漠与对学术的热情，在上海文化界乃至整个中国图书界都显得卓尔不群。 书店构造的世界 《新民周刊》：书店用“季风”命名，是不是希望书店能为城市带来清新空气？季风书园挑选的图书你是否都过目，还是有人专门负责这项工作？ 严搏非：“季风”的名字出于偶然。注册企业要到工商局查名，若有重复就不能用了。当时很多名字都通不过，最后一次报上去，大概也有三四个名字，其中就有“季风”。这两个字还是我太太建议的。结果，最后通过的是它。当时选的每一个名字都想过，这个名字也一样，季风是大洋气流，随气候变化，生生不息，就像近代中国的命运。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出，开始现代化进程，对外部世界的吸收和抵抗、融化和变构从此就成为它的命运。 季风的立场不是从第一天就有的，而是逐步形成的，当然是因为先有人的立场才有了书店的立场，所以几年后，在总结的时候，我说了“独立的文化立场，自由的思想表达”这句话，并把它写到书店的介绍上。 这个立场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书店是一项与其他行业很不同的生意，就像媒体的利益来自于它的公信力，书店的商业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也等价于它所构造的文化价值。从这点出发，图书的选择（包括采购和陈列这两个环节）就成为书店的核心业务。在书店刚起步的很多年里，我花在选书上的精力是很多的，此外主要是大量阅读，寻找面对当下的文化和社会问题最有价值或比较有价值的思想资源，然后反复推荐。同时也慢慢有了一支小队伍，现在，主要是由我们这支采购队伍做第一轮的采购，我自己还是会不断去看，但不像早几年用那么多时间了。书店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很像媒体，它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和判断构造出一个思想的、意义的世界。把思想和意义、问题和争辩，通过图书呈现出来，就是书店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 《新民周刊》：你曾说：“我们有个好班子，这么多年没有分裂。这在民营企业中是少见的。”这个班子是怎样的？ 严搏非：我们有个董事会，大部分董事你不知道，读者了解的应该是何平（小宝），我们的常务董事。80年代的时候，我们曾是同一个学术圈子的。何平的文字很有功夫，有了书店以后，他写了不少书评，当然完全是个人风格。我也写些书评，也是个人立场。 我们的天真与悲观 《新民周刊》：地铁开通后，你是否马上就想到了在地铁沿线开设分店？ 严搏非：先是做了些书报亭，一年半后才开出第一家书店，就在现在我们陕西路店（总店）的外文部，40平方米，是家小书店。 《新民周刊》：季风书园已经开了十年，现在场地租金不断提高，是否面临经营困难？ 严搏非：我们的总店（陕西路店）今年年底租约会到期，一般来讲，续租应该不是问题，我们原来的合约就规定了优先权。但租金多少就很难说了，希望地铁公司能够体谅我们这个行业，这个行业的利润不但微薄，而且随着经济增长反而在下滑。一座城市总要有些让人挂念的去处，尤其是文化和思想的去处，我们多少做了一些事情，虽然财政上一直不宽裕。 《新民周刊》：你曾说季风的成功在于它规避了同行所犯的错误，具体而言，这些错误是什么呢？ 严搏非：我曾在北京盘桓，对王炜的风入松书店了解得多一些。当时我看出他在经营的基本结构上有些严重问题。比如他当时竟有1400多万的库存，这是一定会造成现金流全面阻塞的。然而王炜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也没有认真地去寻找有效解决的办法。他对学术的热情误导了他对书店和采购的看法。当时他常常做这样的事情：将出版社的一些重要学术书一次拿光，像上海三联的《海德格尔选集》，他告诉我“风入松”一次就进了2000本。我问他能卖掉吗？他有点自信却又不是很有把握地说：一年卖200本，10年就卖完了。这个天真的王炜！再好的销售，也经不起这样的囤积啊！但当时的风入松，像这样单品库存量上好几百的有很多。 那几年是书生们办的民营书店经受商业历练的几年，失败的例子有好几个。除了风入松当时的库存危机，广域的成立和解体也在那两年。我的这些勇敢可敬的朋友们，在一个政策、资金、规则和经验都极其短缺的阵地上，用自己的失败为后来者探明了道路。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就是在这些经验的帮助下造就的。当时在回上海的火车上，我一夜没睡，决定了好几件事情，其中第一件就是：不建或只建最小的仓库。这是王炜用他的困难告诉我们的。 《新民周刊》：就我看到的三辉图书的书目，还是以学术为主，你开书店、做出版是为了实践自己的学术理想？ 严搏非：三辉图书已经出版了200多种书了，我很感谢几家合作机构，它们一直容忍我的固执，陪着我一起做这些目前还看不到盈利前景的思想学术类的图书。做这些书与我个人的学术兴趣自然是相关的，但同时也有其他的考虑，主要是与我对未来的悲观想象相关。今天人类终于进入了一个物质主义的消费世界，当所有的神圣事物都不再与我们的世俗生活相关的时候，所有的个人都将成为孤独的失去理想的个人，再无某种终极关怀将他们连接起来，这是自轴心文明以来没有过的，是世界性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时的人类将不再能应对大危机，社会一旦发生崩溃将无法重建。而我们现在正走向这样的时代。我所想的，只是为这个未知的世界留存一些思想，尽管很微不足道。 《新民周刊》：这些书是否能够盈利呢？或者说，如果季风书园能够盈利，你是不是就不必太在意三辉公司的盈利状况？ 严搏非：这些书基本上不能赢利。这也说明了思想的消退，尤其是人们对公共领域的思想话题的兴趣在减弱。不过如果我能将库存书即使以比较低的价格销售出去，公司还是能够持平的。所以我应该特别谢谢当当网和李国庆，国庆最近帮助我消化了一部分库存，是为了支持三辉这样的学术出版。三辉是一间独立公司，在理论上它是不能占用季风的资金的。 《新民周刊》：做大的民营企业几乎都走过这样的道路：老板制——少数股东制——内部股份制——内外部参股公司——上市公司。季风和三辉现在属于哪一种？ 严搏非：季风和三辉都是有限责任公司，有若干股东，有董事会。在经营上，都是总经理负责制。 我不研究畅销书 《新民周刊》：我想开公司总是想盈利，希望能扩大再生产的，你对近十年中国的畅销书是否有过研究？在中国，畅销书是否有规律可循？ 严搏非：我没有研究。 《新民周刊》：陈寅恪的书一度销得不错，高端的学术书或文化类书籍达到一个不错销量，与媒体有多大关系？ 严搏非：思想类的图书其实是有需求的，如果言论环境能够更自由些，更多的公共问题可以公开直接地讨论，许多思想类图书的销售是可以成倍增长的。但现在，很多学院里的知识分子都回到专业中去了，对公共问题的关注，比几年前弱了很多。当然，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包括物质主义盛行。 《新民周刊》：教材教辅一定是销量的大头，可是在季风书园只能很少看到这方面的书，是否也是刻意拒绝这样的书来破坏书店的格调？ 严搏非：我们是拒绝的，主要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做所有的东西。 《新民周刊》：思考乐书局和南京东路新华书店两家非常大的书店相继停办，在人文类小书店里，卡夫卡书店、博尔赫斯书店和左岸书店等较有品位的书店都难以为继，你觉得危机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严搏非：这几间店的停办原因都是不一样的，思考乐当年停办是因为大股东抽资金，使书店负债过高从而倒闭。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应该是租金问题，当年南京路改造后一度也传出要停办的消息，但当时汪老（汪道涵）在，汪老说了话，保了下来。现在那里的房子产权已发生变化，就很难保了。一家书店，生意再好，也无法接受南京东路的房租水平的。你知道，中国的大城市近年来地价是成倍上涨的，但图书的销售，连续六年按销售册数计算是下降的，平均书价的上升，近五年来也不过25%左右。城市中心的书店，除了“新华”还有些自有房产可以坚持外，要是全都按市场规律，都只好搬到郊外去了。即使新华书店，若从利润考虑，也应该将房子出租，那样会有更多盈利，但如果这样做，市区就将没有书店了。这是一件需要政府考虑和干预的事情。那些小书店的关门，我不了解具体原因，至少，还有很多小书店仍在坚持。 《新民周刊》：有人提出，民营书业应该更开放地接受其他行业的合作，您怎么看？ 严搏非：我很同意，但很难。资本一般都嫌贫爱富，所以很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