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徐浪走出赛车，来到最前面被困在淤泥里的赛车前协助拉车。拖车绳断裂，强力击中徐浪左眉骨上方的头部。”在驾驶汽车参加穿越东方马拉松越野赛从马拉科夫至波哥泽的第5赛段时，一个极其偶然的意外将徐浪永远留在了从马拉科夫出发的73.28公里处。组委会医疗队给出的现场结论是:颅骨正面顶部开放性破裂、脑组织缺损。作为国内赛车界的老车手和徐浪的朋友，王睿如此解释徐浪遭外界质疑的“不戴头盔的不职业行为”：“头盔有两个作用，一是安全防护，一是传递信息与领航员沟通。拖车的时候，戴着头盔是无法与身边人沟通的。那样更危险。”王睿更愿意这么评价徐浪：“他是目前国内赛车界最有天赋的选手。他对赛车的投入和热情，无人能及。”
◎李翊
“问题青年”的飙车青春 在徐浪的老家浙江武义，他开车出了名的胆大。“二驱车能干掉别人四驱车。”朋友黎庆红说，“他外号很多，好听点叫‘飞车王’，‘砂石无敌’，难听点叫‘拼命三郎’。”这种凶悍的开车方式好像是他与生俱来，从摸方向盘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形成的。 1976年，徐浪出生在浙江武义县白洋街道白溪口村。在他十一二岁时，父亲徐叔华买了一台铃木100摩托车，徐浪常常会在父亲午休的时候，悄悄地潜进父亲的房间，从父亲的裤袋里，轻车熟路地“偷”出车钥匙，再悄无声息地把摩托车推到离家几十米外的地方发动起来，出门过过瘾。就这样，徐浪无师自通地学会了骑摩托车。 初中毕业后，父亲觉得儿子玩摩托车太危险了，就给徐浪改了年龄让他去学开汽车(后被查处重考)。“我那时在当地被公认是最快的。”徐浪曾很自豪地回忆说。徐叔华的好朋友鲍杰说，只要一听到摩托车“轰、轰、轰”的声音，武义的老百姓就会奔走相告，“木浪又上山了”。木浪是当地人送给徐浪的外号，武义话里，“木”是“憨、杠”的意思。在当时小县城人看来，不爱读书，整日在街道上把车开得飞快，有一个担任村支部书记兼氟石矿矿长的父亲，又是家里4个孩子中年龄最小的唯一的男孩，徐浪身上具备了一个纨绔子弟所应必备的一切条件。 因为担心儿子和社会上的小混混儿来往学坏，徐叔华把徐浪托付给了在县公安局担任办公室主任的鲍杰，徐浪因此成为公安局车队里的一名驾驶员。刚开始，徐浪还觉得这份工作蛮刺激、蛮好玩。经常要到各地去办案，每次出车，徐浪都很积极。这让鲍杰深感欣慰。可没过多久，上至领导，下至普通办案人员经常向鲍杰告状。“他把车开得太快了。武义多山路，即使再险峻的山路，徐浪照样把车开得飞快，而且不管什么路段，徐浪都敢超车。有一次开兴奋了，他丢了方向盘，把双手举了起来。回来后，跟他同车的人就跑来跟我告状，说，坐徐浪的车不是被甩得头晕眼花，就是被吓得脸色发青。”就连鲍杰自己，在被徐浪的捷达车拉着，感受了一把在小县城拥挤狭窄的街道上以60公里的时速绝地狂奔后，从此死活不坐徐浪的车。 除了爱开飞车，徐浪还经常迟到，用鲍杰的话说是“干活不怕累，但是自由散漫、无拘无束”，为此，徐浪没少挨“主任”批评和被罚写检查。鲍杰说，“主任”是徐浪对自己的称呼，即使2年后徐浪离开了公安局，即使他后来成为全国最知名的职业赛车手之一，每次见到自己，徐浪依然会尊称一声“主任”。
偶尔，徐浪也跟同事们开开小玩笑。鲍杰说，有一次全办公室的人去徐浪家吃饭，大家正陪着徐浪的母亲喝酒呢，传呼机此起彼伏地响起来，然后所有人一个挨一个去电话机旁边回传呼，电话却总是占线。折腾了半天，大家才发现，每个人传呼机上留的电话号码正是徐浪家的电话，于是恍然大悟，被徐浪给捉弄了。 在公安局车队被管束了2年后，徐浪去了当地最有名的三美化工公司当司机。1993年，19岁的徐浪就有了一辆北京吉普。这个时期的徐浪，按照自己对速度的理解在小县城里开着飞车，为人大方，讲义气，或许还有一丝青春的迷茫。 直到1998年，徐浪在电视上看到港京拉力赛的比赛画面，他感叹，“原来车还能这样开！”2000年3月，徐浪瞒着家人到石家庄参加了中汽联一个只有3天的赛车手培训班。“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有人能在砂石路上把车开成那样，就和电视里差不多，我非常兴奋。”徐浪当时对朋友如此感慨。 回家后，徐浪又是瞒着家人买下了一辆捷达。鲍杰说，徐浪是个孝顺孩子，但是决定了的事就要做，家里谁也阻拦不了他。很多当地人说徐浪是败家子，而对于已经23岁的徐浪来说，“如果再不去试一下赛车，那这辈子可能都没有机会了”。 依葫芦画瓢给捷达车做了防稳架，加装了灭火器等最简单的安全改装后，徐浪通过了全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大会的车检，2000年6月，他和一位朋友就驾驶着这辆改装后的捷达车赶到了福州，以个人车手的身份，自费参加比赛。 徐浪现在的领航员潘宏宇如此介绍：2000年，中国的汽车运动还处于起步的原始阶段，国内赛车80%以富康、捷达、桑塔纳老三样为主，只有少得可怜的进口车，汽车运动真正开始发展起来是在2002年以后。 拉力赛:农民拖拉机的舞蹈 一位中汽联的官员曾经说过，“中国的赛车挽救了很多‘问题青年’”。职业赛车手王睿对此深有同感。2000年，徐浪刚开始参与到赛车运动中来，而一汽大众车队的车手王睿已经是赛车界资格老、水平高的职业选手了。 那一次比赛，平时怎么开的车，到了尘土飞扬、几十辆车前拥后挤的赛场上徐浪还怎么开，不管是砂石路面，还是翻越高坡，他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一贯精神发扬到底，只是一个劲地往前冲。结果，第一次参加比赛的徐浪就获得了N2组第二名。没有经过什么专业训练，没有厂家支持，没有教练和助手。徐浪就这样懵懵懂懂地冲进了中国赛车界，因速度快得到圈子里高水平赛车手的认同。 李微回忆起对徐浪的第一印象是，“长得太难看了！很凶悍的样子，一看就不像个好孩子”。而王睿印象中的徐浪是一个“很胖”的“问题青年”，“江湖气，社会气很重”。“如果不是赛车，他走的可能是另一条路。”赛车运动，为徐浪无处安放的青春和对极限运动的热爱找到了一个方向。 2001年初，接触赛车不到一年的徐浪成为上海大众333车队的职业车手，开始代表车队比赛。“刚开始成绩不理想，不稳定，经常出现一些问题。”队友王睿说，徐浪曾自我解嘲说，他就是靠体力吃饭的。“但是他很谦虚，会向老队友请教，可以这么说，在全国所有车手里面，他花在赛车练习上的时间最多。他对赛车的热爱，少有人及。所以他进步最快，短短几年时间，他就成为这个圈子里一流的职业车手。” 事实上，赛车并非是个简单的体力活。在这个圈子里，天分加努力是成为一个顶级职业赛车手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曾于上世纪80年代三次取得巴黎—达喀尔拉力赛汽车组冠军的瑞梅杰在徐浪去世后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徐浪跟所有人都能融洽相处，是他最喜欢的也是最有实力在拉力赛上与世界好手对抗的中国赛车手，他很欣赏徐浪勇敢的驾驶风格。 目前正从事汽车运动培训的赛车手李微如此解读“天分”：“一个人对车辆，对极限运动匹配的程度。通俗地说，就是是否是这块料。像我现在做汽车运动培训，面对很多爱好者，讲到赛车技术知识的时候，天分的高下立决。天分高的人听了很快就能领悟，然后在练习时能很快做出来。”而这对于徐浪而言，只是一部分能力。“作为一个车手，最怕你永远快不起来。徐浪武义老家附近有很多盘山道，他能经常在山里练车，胆量大，速度快;对这项运动，他很执著，愿意在时间和金钱上无限投入;还有他对车的掌控能力，普通人只能开到时速220公里，他却可以开到240公里，普通人时速60公里过弯道，80公里就会翻车，他却能以80公里的时速顺利过弯;他应变能力强，开出一点失控的动作，一般的车手很可能会撞车，但他能很快挽救过来接着跑，到什么程度知道该怎么做。” 徐浪在无名车队的队友兼合伙人之一黎庆红说：“他敢于尝试别人不敢尝试的东西。极限内的挑战不叫竞技，要赢别人，那么别人时速70公里过弯，你就得75公里过弯。所以徐浪开始练赛车的头几年，经常出事故。但是，翻也会翻出经验。”这种经验是很难通过外界培训获得的。李微举例说，前轮平角调多0.5度，气压加多0.5公斤，刹车皮温度的控制等等，需要你以时间为基准在不断测试练习中获得的经验帮你在众多排列组合中选出一个适合你的最优组合，而这能决定你以怎样的车速前行，完赛。 “这就是赛车的乐趣。如果说最开始的时候迷赛车，是迷恋那种速度带来的刺激，很炫，很酷，那么开车到一定程度，那已经不是主要的。而是内容，技巧，小窍门，不断突破自己。” 许多中国车手都是在场地赛、拉力赛两线作战。但徐浪却一门心思跑又脏又累的汽车拉力赛，尤其酷爱砂石路。他曾说:“我是农民！农民就是要走没有路的地方。开场地赛我会找不到方向的，两边没有树，没有沙石，我很不适应，连拐弯都不会了！”他经常带着朋友回武义练车，去“弯道多、幽静、砂石路”的后树岭练车，负责那里路面维护的老头一看到徐浪就头疼——练完车，路也毁得差不多了。徐浪每次都要给老人一些钱表示歉意，一来二去，关系处得还很好。久而久之，对于经常出没于此的徐浪、韩寒等名人，当地人也见怪不怪了。 一直跟随徐浪、负责他车辆维修的杨小兵说，徐浪不参加场地越野赛，一是觉得要过障碍物，伤车;二是在徐浪看来，场地赛老是转圈，如果没有好车，他是不会去的。 徐浪在2007年的一篇博文中以他一贯的调皮如此形容拉力赛：“拉力赛如果说也有这么好的舞台（乒乓球比赛）在上面表演的话，那就太爽了！因为拉力也是一门艺术，简称‘农民拖拉机的舞蹈’。” 李微依然是从技术层面来评价酷爱的拉力赛：“实际上拉力赛就是把车开到一种不稳定状态，但全程中你要把这种不稳定变为稳定。这就好比要把一个鸡蛋立在杯子口，保持不倒。你需要找到那个维持平衡的点。” 在外人看来，达喀尔拉力赛意味着艰险、困难，但对徐浪来说，达喀尔就意味着“梦想”。2005年，多次拿到国内CRC比赛年度总冠军的徐浪通过层层选拔第一次参加达喀尔汽车拉力赛。 在比赛的前半程，徐浪一直在4名中国车手中处于领先位置，但最后只得到第44名。“2005年赛前有很多人来跟我说很多东西，但我根本听不下去。”徐浪当时说，“第一年很想拼，但达喀尔很多时候不是靠拼的，要靠稳定发挥，拼的话车和人都会受不了。”2006年，徐浪再次征战达喀尔，并创造了第19名的佳绩，这一成绩也平了周勇在2005年创造的19名的最好成绩。但就在外界一阵惊叹之时，徐浪却说，“10名之内才有意义”。徐浪说，“我们都在积累经验，有一个非常长远的计划，我希望有一天我站在最高的那拨儿人当中”。 鲍杰说，在徐浪步入职业赛车手行列后，他明显感觉到徐浪成熟了。“他经常跟家里人说，赛车是一项很安全的运动。一般来说，只要做好一切安全防护措施，不会有生命危险。像他那个朋友黎庆红，曾经在2007年六盘水比赛中翻下70米深的山谷，滚了18圈，车虽然摔坏了，但是人没一点问题。他说现在正常行驶不会开那么快了，因为赛车手知道在哪里可以把车开得最尽兴，最有驾驶乐趣。”但即使如此，他还是不敢坐徐浪的车，但他会怂恿别人坐徐浪的赛车。项国斌曾经在徐浪参加场地赛练车时冒险坐过一次，结果是“刚开始坐上去的时候很兴奋，车开起来的时候，虽然徐浪在旁边教得很热心，但是已经不能说话了。下车的时候，说不出有什么感觉，就是下了车很长时间，腿肚子还在抽筋”。 天堂里有没有车来车往 徐浪在赛车圈子里的好人缘让人难以想象。在圈内人看来，这个如今国内顶级的赛车选手既有社会主流上进青年“善良、真诚、执著于理想、环保”等诸多优点，又保留着曾经属于社会边缘的“问题青年”独有的“做人爽快，对朋友好，对兄弟够义气”。这中间的转变因为徐浪的离去而失去了解读的依据。 黎庆红和徐浪成为朋友，源于2006年六盘水的比赛。当时徐浪效力于“红河”，已经是“中国车王”，在贵州开阳有个小车队的矿业老板黎庆红带着9岁的儿子去看比赛，孩子想跟“车王”照相。黎庆红觉得徐浪名气这么大，未必会搭理一个普通的车迷。但还是硬着头皮带着孩子去找徐浪。“叫他的时候，他看了我们一眼。完全没有我想象中的高傲，反而很单纯。照完相，我邀请他9月份来开阳参加拉力赛。后来成为朋友。”“他不光教我开车，也教我做人。”黎庆红说，“我有一些坏习惯，比如吃饭的时候不听人讲话，徐浪就会跟我说，这样很不礼貌。” 因为黎庆红，沈鑫结识了徐浪。“去年，黎庆红和徐浪想搞一个自己的车队，但是资金不够。黎庆红来找我一起去昆明考察徐浪和他的维修团队。那天昆明下雨，我们找了山路试车。有一个细节特别打动我，因为在那待了一天，烧水自己弄东西吃，留下很多垃圾。离开的时候，徐浪和他车队的朋友习惯性地把所有的烟头、矿泉水瓶子和垃圾装好带走。”回贵阳后，沈鑫当即表态，同意成立无名车队。其中沈鑫出资1400万元，黎庆红出资几百万元，徐浪以技术入股。 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徐浪也吹吹牛，“在这个圈子里，我是很有名的。但是我们要低调，永远当做开始，不靠拉赞助。所以我们叫无名车队”。黎庆红说，在一起玩车后，原本跟自己关系最铁的沈鑫更喜欢徐浪了，这让他有点“吃醋”。 徐浪对自己的朋友毫无保留。杨小兵说，徐浪试车的时候，韩寒经常坐他的车。每坐一次，技术上就要提高一次。在云南嵩明比赛的时候，徐浪拿了N4组冠军，韩寒则拿了N2组冠军。以前不能跟王睿赛车的韩寒现在也可以和王睿拼了。“他是唯一一个赢了比赛后，会把奖金分给维修队兄弟的车手。”潘宏宇说，“他的日程表排得很满，经常一天要飞两三个地方。除了比赛，兄弟们有什么事，一个招呼，他就坐飞机来了。他跟我开玩笑说，每个机场的厕所在哪里他都很熟悉。” 这个曾经游离在社会规则之外的大男孩在进入赛车轨道后，却比任何一个人都遵守最基本的游戏规则。 在徐浪的博客里，分别在2007年5月3日和11月15日提到了两件事。5月3日的比赛中，和2006年东川泥石流穿越赛一样，他的赛车再次被人暗算——涉水器的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被人钻了一个洞。虽然如此，在经过检修后，他依然保持了稳定的发挥，比该赛段第二名车手快了近2分钟！在文章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我觉得，如果单纯是为了夺个冠军，就这样来下黑手，实在是有悖体育道德，也会被所有人所鄙视！如果你有本事，就到赛道里去拼！这样取胜的话，又有什么意思？！”而在11月15日龙游的比赛中，拿到年度总冠军的徐浪同样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在最后的赛段有人放石头在弯心！很大。还好，都躲过了。我真的希望有的车队不应该做这种事！这是犯法的事。是不道德的。中国的赛车走到现在还真的不容易。不应该就为了自己的一点点利益而把中国的传统美德都给忘了。”徐浪也有自己的困惑和迷茫。“有时候，我很单纯地在提高驾驶技术和争取参赛机会上，一个人很努力很努力;身边的朋友也总是对我说:加油，人生需要有目标;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有所成就是很幸福，所以继续努力吧！长到这么大，经历很多人事，有些不理解我的人，初次接触，会觉得我这样很自我;现在的我，有时候也会迷茫，也有很多问题困扰我，也会让我偏离自己的目标，但我想趁着年轻的时候小小的执著一把，总归也不是一件坏事吧！所以我想我还是会执著于自己的赛车，执著于不断的练习和参加比赛，更执著于自己参加全年亚太拉力赛和WRC的梦想……” 为了这个梦想，徐浪过着简单而健康的生活:早上6点准时起床，健身，练车，学英语。朋友来了，就秀秀自己的茶艺。因为他相信，“没有一副好身体，是无法成为一个好车手的”。为了赛车，就连最喜欢但也是很容易受伤的山地车速降运动，徐浪也忍痛控制到最少次数。但是，他很忧虑，为了这一站比赛结束后，下一站比赛要等多久才能开始。 让他犯愁的还有筹钱的问题。“记得有一回与一位汽联的官员饮茶，聊起了我的收入问题，问我一年有没有100万元的收入？其实我，作为一个车手的收入一年还不到30万元。我又要出国比赛，又要买车，又需练车，花了将近200万元，所以说作为一个想要快的车手，除了健身、练车，还要有能力去筹到所需要的钱。所以，今年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找到真正的赞助商，筹到更多钱，就会有更多的比赛，当然也会更快。” 虽然有父亲和叔叔企业的资助，但是对于想要征战WRC赛场的徐浪来说，这样的物质基础远远不够。潘宏宇说，赛车是个烧钱的运动，单靠个人和家庭的力量，玩一两站或许可以，但是仅靠这一两站的成绩，无法积累起与其他世界顶级车手抗衡的资本。然而，专业经纪人的缺乏，国内赛车市场的不成熟导致赞助商的缺位，使得像徐浪这样的国内顶级赛车手很难到国际拉力赛上和那些欧洲冠军们抗争。2007年的达喀尔拉力赛徐浪就因为费用问题没有成行，好不容易等到2008年，又因为安全问题达喀尔拉力赛被临时取消。错过了达喀尔的徐浪很自然地选择了2008年的穿越东方马拉松越野赛。 事实上，在国内赛车界，徐浪的状况算是比较好的。“像徐浪这样的顶级车手，车队有激励付费，拿了冠军每站都有5万到10万元的奖金，赛车损坏了可以不用赔偿。对于二流车手来说，虽然也有最基本的付费标准，万一赛车损坏，车手需要赔偿40%。三流车手需要赔偿的比例更高。”黎庆红说，“这就是国内赛车运动的现状。” 就在参加穿越东方马拉松越野赛前，徐浪还在忙着做一件他认为有意义的事——协助家乡武义设计一条赛车道，今年10月份在武义办一站比赛。对于以“汽摩配件”产业为支柱经济的武义县，依靠名人效应搞赛车运动是县里刚定下的经济发展规划之一。徐浪的去世，使这一规划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徐浪的出事让王睿开始重新认识赛车手这个职业。“我一直认为车手很安全。以前从没有车手发生过这样的意外。这几天我在浙江做一个赛车培训，有辆车撞坏了，在拖车将它清除出赛道时，我特意跟身边的人强调，离绳子远点。在以前，我可能不会在乎。我开始重新认识自己所做的事情，这是个危险的职业。” 王睿还记得，徐浪开车不怎么样时，曾经带自己去武义练过车。“有一次出了事故，他的车挂在悬崖边上来回晃，我的对讲机里传来他发抖的声音：‘赶紧过来拖车，危险啊！’”过后，我们一直拿这事嘲笑他。“其实，谁不害怕死亡呢？但是，不因为这一次危险而放弃，而是永远寻求突破，这才是一个好的车手应该具备的素质。” 杨小兵和潘宏宇一致认为，徐浪的开车风格，对胜利的渴望和对赛车运动全身心的投入，很像他的偶像柯林·麦克雷。他们认同韩寒的说法：“徐浪可以在另外一个世界和麦克雷、伯恩斯一决高下，那里应该有着同样快的赛车，而且永远没有故障。他也是中国赛车的英雄，他是中国最好的职业车手，他死于他最喜欢的事业和理想，死在了他热爱的赛道上，这也是除了安然老死之外最好的、最英雄的一种死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