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贫穷的农民更加渴望增产增收，远虑的政府一直都在担心粮食安全，跨国农业巨头也期待获取新的商业利润，于是在那片祖祖辈辈耕种的农地上，映出了一个个工业倒影
□记者 吴金勇
初秋的晨曦拉开薄雾，一片片玉米田闪着金黄的光亮，村民们三五成群地在地里忙着掰棒和脱粒，远处的小学校不时传来孩子的嬉笑。九、十月份本来就是这块耕作于世界三大玉米黄金带上的农民们的节日，9月23日，处于黄金带腹地的吉林长春双阳区崔家村就更加热闹。 孩子的眼睛和农民的信心 村里小学的操场上,100多个身着白衣蓝裤、手持绿色气球的孩子们，正在参加“我家喜丰收”儿童摄影比赛的庆祝活动。《勤劳的奶奶》、《绿叶耀红心》、《玉米娃娃》等孩子们自己拍摄的玉米题材的照片挂满学校走廊的一面墙。孩子眼中的玉米世界可能比大人更为多彩，照片上那些撮玉米喂鸡的老奶奶和啃玉米棒子的小男孩，笑的真诚而开心。 11时左右，作为活动资助方代表的杜邦中国集团公司先锋种子事业部中国区总经理刘石向获奖的孩子颁奖，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培养更广阔的视野。衣服和手中气球上印着“Pioneer先锋”字样的孩子们则向刘石表示感谢，并演出节目。 1926年成立于美国的先锋良种国际有限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玉米种业公司，目前占据着世界玉米种子市场20%以上的份额。2006年，先锋公司在中国自主研发的杂交玉米种子先玉335和420进入中国春玉米主产区东三省。今年秋天，是先锋公司的种子在崔家村的第三个收获季。“资助当地小学，是先锋公司创造共赢社区环境的一部分。”刘石对《商务周刊》说，“我们立足于市场的长期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将市场基础和社会责任的工作做好、做细。”刘1993年到2001年服务于另一家跨国种子巨头孟山都公司，此后在先锋公司任职，至今已与中国农民打了15年交道。 先锋公司的举动也深深地打动了小学校长刘大勇。据他介绍，崔家村小学共有6个年级6个班，11名教师和114个孩子，是一所“薄弱”的乡村小学，当城市里的同龄人在打篮球、学钢琴时，崔家村的孩子只能玩泥巴、在野地里跑。他一直希望学生们能全面发展，为此寻求企业帮助，来扩充教育资源。先锋公司在得知他们的困难后，主动提出帮助。 刘大勇向大家讲话：“我要表扬参与这次活动的孩子们，奖项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们要学会发现、学会思考、学会珍惜、学会感恩，懂得孝敬辛苦的父母、懂得回报社会！”孩子们使劲鼓掌，也许他们并不太明白什么是感恩，但他们确实清楚自己的父母很辛苦。 在孩子们节日般热闹的同时，他们的父母正在田间计算先锋公司先玉系列玉米的收成。今天的测产活动是由杜邦先锋的经销商组织的，村民被分成三组，每组测量出20平方米内的玉米棵数、棒数、粒重和玉米总重，然后测算每亩的数字。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工作，三组最后的测产结果分别为：平均每亩产量2600斤、2553斤和2640斤（未折算标准水分含量的亩产量）。 目睹测产全过程，上百名种了半辈子地的村民兴奋了，纷纷向先锋公司的经销商预订明年的种子。村民武广林抢到了第1号购种卡，高兴得脸红红的，“我仔细算过了，尽管先锋的先玉420比我去年的种子贵了一倍，但它是单粒播种，如果芽率真能达到95%，还是合算的，再则说去年先玉系列的玉米收购价确实比其他品种的贵，一亩能多收200元。” 村民张景武的大嗓门吸引了一大群人围过来，张前两年种的就是先玉系列，“实话和你们说，它说芽率95%，我发现是100%。有的那小不点种子都发芽，苗还壮。”张景武说:“我的话你们都记住，不出两三年，它能把所有玉米种子全代替。” 人群又是一阵轰动。贫穷的农民渴望着现代种子工业带给他们梦寐以求的增产和增收。 外资破局 有数据显示，过去百年的农业进步，60%的因素是由种子技术产业化带来的，因此种子行业的健康发展直接关系到农业的未来。然而自2006年以来，由于各种子企业盲目扩大制种面积，国内玉米种子行业供大于求的矛盾突出。一般而言，国内一年玉米需种量为10亿公斤左右，然而，2007年生产和库存的玉米种子却多达19亿公斤。这自然致使各家公司销售价格下降、利润空间缩小。2007年和今年上半年，几家主要种业上市公司主业均有较大萎缩，甚至出现亏损。 刘石的判断是：“从发育程度来说，中国种子产业仍处于中低级阶段。”中国目前有7000多家种子公司，其中仅玉米种子公司就有2000多家。中国最大的种子公司市场占有率为5%，前10名加在一起也不足20%。 “中国种业过度分散的现状导致了科研力量和投资规模不够，推广和服务体系不完善。”敦煌种业先锋良种公司总经理邓联武说，相比之下，玉米面积比中国还大的美国只有300多家玉米种子公司，“因此，进一步整合，进一步市场化，是中国种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敦煌先锋成立于2006年12月，是先锋良种国际公司和先锋海外公司与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合资成立，其中先锋海外拥有49%的股份。敦煌先锋位于甘肃酒泉，种子基地就在河西走廊上，这里是中国最主要的种子产区，国内几大种子公司均在此地拥有制种基地。先锋公司另一家合资公司山东登海先锋种业公司的制种基地也在酒泉。登海先锋成立于2002年，主要生产夏玉米杂交种。 2007年，敦煌先锋销售收入9625万元，而登海先锋的销售更不同凡响，仅先玉335一个品种的销售收入就达到1.34亿元。从先玉系列种子70%以上的营业利润率来看，先锋公司与它的合资公司在过去一年的经营业绩震惊了整个中国种业。这也使得众多国内种子企业更加羡慕美国工业化农业的力量。 事实上，美国农业的发展是以集约化、专业化为特点的工业化过程，种子、化肥企业、粮食贸易加工商很早就成为农业产业的组织者，他们不仅控制了美国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而且还左右了农业政策和农业金融。每年美国政府的高额农业补贴也绝大部分落入这些公司手中。而中国几千年延续来的小农经济，与集约化、专业化分工完全相反，他们的劳作方式和思维形成了这块土地上特有的阶层和文化。一定程度上讲，如今中国土地上的一切传统文明都源于这种小农传统。 但显然，传统农业也必须向工业化农业转变了。 单从种子的角度来看，中国摆脱传统农业模式向工业化的迈步，至少有30多年历史了。“这可以从1970年代后期杂交种子大规模推广开始算起。”敦煌先锋总经理邓联武对《商务周刊》说，“工厂生产的杂交种子不可以留种，第二年农民还要向种子公司购买，这显然改变了中国农民世世代代保留常规种子的习惯。”中国的杂交玉米之父李登海就是1972年开始研究紧凑型玉米杂交种的，他现在是山东登海种业股份公司董事长。而世界上的杂交技术，正起源于美国先锋种子公司的创始人华莱士。 由于工厂化生产的杂交种子比传统常规种子提高30%—40%的产量，二三十年前的中国透过强大的农技系统在国内迅速推广了杂交种子，今天中国是世界上杂交推广的领先国家，其中杂交水稻面积世界第一。“事实上，正是杂交技术的推广才使得中国现在能够很容易的养活13亿人。”邓联武说，“东南亚许多农民现在仍在年年留种子，那里水稻的杂交化才30%，技术是太落后了，产量可想而知。” 大力推广杂交技术的头20多年里，种子的生产和销售一直由国营的种子公司负责，直到2000年。当年12月《种子法》的实施被认为是中国种业发展的分水岭，该法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科研单位、学校、科技人员研究开发和依法经营、推广农作物新品种和林木良种，并允许单位和个人申请领取种子经营许可证。 与杂交种子工业化生产一样，中国种业的产业化整合同样也是从国外借鉴来的。1990年代是国外种业的一个发展分水岭，这之前种子公司大都是独立运作。由于世界主要化工企业纷纷研究转基因技术，1997年，作为投资生物科技战略的一部分，美国杜邦收购了先锋良种国际公司的部分股份。当年，另一家以制药起家的化学公司孟山都更加疯狂，先后收购了W.R.格雷斯的子公司艾格瑞斯特生物技术公司和雅士哥公司，又以30倍高于市场价格的巨资收购了霍尔顿种子公司。 也正是在这一年，先锋公司在北京设立了业务代表处，并于一年后在辽宁铁岭成立研发中心，开始进行春玉米和夏玉米的育种、杂交实验，为在中国的商业化推广开展研究。事实上先锋的中国探路要再前溯到1983年，当年先锋在北京农业大学院内建立了一个联络站，把美国的一些玉米品种在中国进行试验和测试。整个试验过程一做就10多年，直到1996年先锋才找到适合中国自然条件的种子，这时才开始考虑育种和投资。 1999年杜邦全资拥有了先锋良种国际公司，而孟山都也收购了印度最大的种子公司马哈拉施特拉杂交种子有限公司的巨额股份，并建立起孟山都-马哈拉施特拉杂交种子的合资公司。 这股种子公司全球整合浪潮与《种子法》打开的制种产业市场化大门同时涌入中国。2001年后，国内各类性质的种子公司纷纷出现，传统半事业单位的基层种子公司被初步整合。在玉米种子方面，上市公司有登海种业（002041）、敦煌种业（600354）、丰乐种业（000713），而较大的民营公司则有河北三北种业、山西屯玉种业、北京奥瑞金和德农种业，其中德农种业是新疆德隆系掌舵人唐万新一手创立的公司，德隆帝国崩盘后，与万向集团和黑龙江上市公司华冠科技合作，后将业务并入华冠科技，并更名为万向德农（600371）。 万向德农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玉米种子生产销售企业，2007年玉米种子销售收入5.8亿元。“国内种子业整合的概念应该说是从德农开始的。当年唐万新较早看到这种趋势，并付之行动。”邓联武介绍说，2002—2004年，德农曾大规模整合国内中小种子企业，但后来由于多种原因没成功。 2002年，先锋公司的第一批先锋杂交玉米获准在中国进行商业化。当年底，先锋公司与山东登海种业合资成立山东登海先锋种业公司，生产夏玉米种子，2004年正式上市销售。 此时，这场由国内企业发动、由外资企业破局的中国种子产业市场化、规模化之路行至中盘。 公司与农户的效率共识 贫穷的农民更加渴望增产增收，远虑的政府一直都在担心粮食安全，跨国农业巨头也期待获取新的商业利润。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自然成为共识。事实上，各方的愿望也正在实现。 为提高中国农业的生产率，先锋公司在种子质量下了很大功夫。“在中国开拓市场，关键是让千家万户的农民得到实惠。只有中国农民赚了钱，我们才可能赚到钱。”刘石说，“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必须提供最高质量的种子。” 1998年后，先锋在吉林铁岭和河南新乡先后成立两个研发中心，分别研发春玉米和夏玉米种子。这两家研发机构每年要从美国进口上千份不同的自交系，然后研发人员将它们进行组合、测试，发现其中的规律和趋势。由于玉米原产于美洲，所以美洲的玉米自交系资源远比中国丰富。除去种质资源上的优势外，先锋在过去80多年中还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研究方法体系和数据资料。 在种子的生产过程中，先锋公司也有严格的程序。首先是田间质量管理控制。在酒泉，先锋公司拥有的1万多亩制种基地严格执行300米空间隔离，并在种植前公司与当地农户签协议，然后公司将父本和母本交给农民，并由60多名技术员指导农民种植。为了保证亲本的高纯度，先锋公司通常通过电泳图谱来鉴定种子纯度。其次是加工和实验室质量控制。入烘干仓前全部人工手选杂穗，采用独特的果穗烘干技术，确保较高的发芽率和发芽势，使用零破损的进口搓式脱粒机，以减少机械损伤。最后一道工序是单粒包种衣剂，所有包装袋均具有随机的防伪码，每袋一码，这样可以全程追踪种子质量。 目前，先锋公司良种业务在中国市场已经有19个杂交玉米品种上市，并致力于研发玉米、大豆和水稻的新的生物技术。 先锋公司科学高效的生产和销售体系，使得其产品在中国迅速发展。今年9月，登海先锋在酒泉的生产加工基地三期工程完工，达产后年加工能力将达到1.6万吨,加上敦煌先锋每年2万多吨的加工能力，2009年估计能占国内玉米种子市场的4%左右。 种子的高质高效，满足了农民对粮食生产的效率需求。吉林扶余县从清朝中叶就已是全国闻名的粮仓，素以“松嫩乐土、粮食故里”而著称，近年来一直是“全国玉米五强县”之一。该县近两年来种植的先锋公司先玉系列种子规模较大，2008年先玉335的播种面积约40%。 “无论是先锋公司的先玉335还是国产的郑单958，都是杂交品种，事实上，现在大部分农民早就不记得自家留常规种子的事了。”扶余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鲁凤城对《商务周刊》说，“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大家看的是产量和效益，未来的关键可能就是国外企业和国内企业抢夺市场份额的事。” 扶余县肖家乡王家村是玉米种植“先峰化”的典型村落。2006年王家村开始种植先玉335，种植面积约为230公顷，占全村可种植面积的一半多。到今年，全村玉米可耕种面积的99%种的都是先玉335。
据村里的种粮大户杜占军介绍，自2006年开始试种先玉335玉米，当年平均亩产量即达到1400斤。在看到明显收益后，去年他在自家的4公顷土地全部种了先玉335。杜的勇气很快获得了回报。在去年因大旱全县亩产大幅减产到533斤的情况下，他的庄稼平均亩产达到了惊人的1200斤。 由于先玉335属于低水分含量的优质玉米品种，杜占军只是简单的自然晾晒，其收获的玉米水分含量就达到了国家干粮收购入库的标准（14%水分含量以下），共收获干粮7.2万斤。2007年，杜占军卖玉米收入5.57万元，每亩干粮收购价格当年为0.774元/斤。而按照当年扶余县普遍玉米品种潮粮（水分含量25%左右）0.58元/斤的收购价格，杜占军当年出售玉米干粮收入达到929元/亩，高出扶余县当年平均亩收入200%。 鲁凤城向记者透露，目前先锋的先玉335在扶余县的市场占有率为40%。“农民种地是看头一年，明年购什么种，他要看今年的收成。”他说，“这两年种植先锋的种子确实显示了许多优越性，由此看来，2009年它的用种量还会增加。” 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共同追求，让中国农村的耕种习惯发生着加速改变。外资农业巨头的榜样作用，无疑将引领中国农业如同工业一样，逐步向资金、技术和管理领域挺进。这必然会给中国乡村社会带来远比“多收三五斗”更为深远的影响。 “经营模式的转变比所谓的种子技术更重要” ——访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先锋良种事业部中国区总经理刘石 《商务周刊》：先锋公司资助小学，开展社区活动与开发中国市场有关系吗？ 刘石：与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先锋更看重在中国的长期发展，包括业务发展、公司人力资源的发展以及与当地社区的和谐共赢发展。当初我任职时，总部明确告诉我，5年内不需要我们在中国赚钱，而是希望能在中国打好市场基础。 事实上，我们开展各种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市场长远的发展。在酒泉那里的种子基地，有许多农民都靠天吃水，他们在池塘中攒雨水来喝，这是很不卫生的。先锋公司就帮助他们打很深的机井，这就是创造社区环境的一部分。另外我们还为一些大学提供了奖学金，并资助了一些科研单位的项目。 当然从本质上讲，公司做事是要回报的，只是我们寻求回报的方式不一样。资助小学生、大学生，做一些社区活动，对短期财务没有任何正面影响，销售也没有变化，从长期来看，影响能有多大，我们也很难预测，但我们有信念，要坚持做下去。我相信先锋公司的行为可以带动这个行业的其他企业也更多投身到企业社会责任和共赢社区这类事业。 《商务周刊》：先锋公司是否会借鉴中国的杂交种子技术，你们与登海种业和敦煌种业的合作是否涉及技术转让内容？ 刘石：应该说中国本土也有一些自己开发的较好的自交系组合，如黄早4系列等。如果双方交流对彼此会更有利，但目前由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还有待提高，我们担心产生纠纷，所以先锋在中国的研发都是自主完成的。两家合资公司主要是在生产和商业销售上合作，不涉及技术转让。再说种子技术本身也不是特别高深的，先锋公司与国内企业相比，主要的区别不在技术高低，而是在管理的方法和理念上。举个简单例子，生产奥拓的汽车厂，即使拿到了奥迪的关键技术，也不能马上生产出合格的奥迪来。许多理念和体系的转变不是有了资金和技术就可以解决的。经营模式的转变比所谓的种子技术更重要。 《商务周刊》：孟山都和先锋在种子生物技术上有许多领先甚至垄断性的技术，当你们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政府对你们有没有什么约束？ 刘石：中国政府的心态是开放的，因为在一些农作物的种质资源上，中国不如国外丰富，那么中国的种业未来就要受限，所以，政府也希望外资企业能带来这些资源。目前，中国的种业发展还是滞后的，对于整个农业发展有一定的制约。这时我觉得政府也应该多一些开放，少一些限制。如果国外公司与国内公司共同发展这个产业，会使这个产业规模化，专业化加快。另一方面，也不排除一些人会想到外资会不会控制中国农业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的看法是，中国地域非常广大，气候多样，几家公司就想控制也不太可能，它必然是多元化的产业格局。现在杜邦、孟山都、先正达，世界种业前三名都来到中国了，可现在没有出现外资独大的局面，反而是中国本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种子公司。尽管印度种业更分散，并导致了孟山都在当地发展很强势，但离垄断还有很大的距离。 因此，中国的种子产业应该更开放，现在中国是进口粮食开放了，但种子产业还不够放开。从产业链上讲，这是本末倒置的，我们应该试图改变这种思维方式。其实，多年来，外资种业巨头给中国的相关产业是带来了很大利益的。 《商务周刊》：您曾说过，孟山都曾经帮助中国棉花业走出困境，当时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刘石：1997—1998年，中国出口连续下滑，棉花和服装业低迷。当时正值孟山都在中国推广抗虫棉技术，并使这一技术（包括中国自有技术）在短短几年内推广到超过中国棉花总种植面积的50%，有效防止了中国的棉花种植业持续下滑，促进了下游服装业的发展。这个社会效应是巨大的，该案例被列为哈佛商学院的新技术推广成功案例。当年中国农民种的是毛籽，一亩用种5公斤，孟山都运用脱绒技术，把种子变成了光的，外加包衣，每亩的用种量惊人地降到1公斤。孟山都是赚到了一些钱，但与这些社会效益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同样道理，先锋公司也一样，一些人只看到我们的种子贵，看到我们赚到一些钱，但没有想一下，这个技术和模式把中国玉米种植水平提到一个新高度，这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 《商务周刊》：先锋公司的玉米种子市场，会不会像当年孟山都的棉花一样被国内公司挤占？ 刘石：这个可能性不大，孟山都的转基因棉退出中国有许多特殊情况。1995年，孟山都将抗虫棉技术引进中国，1998年开始销售。当时在中国成立两家合资公司，在河北销售的公司叫冀岱，在安徽的叫安岱公司。棉花的转基因通常只能以常规种子为载体，也就是说不仅可以留种，而且其他育种单位可以轻易地得到并复制，或将基因转移到当地的其他品种中。由于孟山都没有及时申请专利，所以使得它的基因流失，得不到有效保护。 另一方面，当时国产抗虫棉也发展起来了。孟山都在中国推出抗虫棉之前，中国农科院的郭三堆研究员一直在搞抗虫棉，他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连总理都到他的实验室去看望过他。郭与他的学生就住在试验室里，没日没夜干，终于在1999年，他们的种子也推到市场上了。 这两个因素导致孟山都的市场大部分丧失，冀岱公司关闭，安岱公司的销量降到只有100吨。因此我一直强调，中国种子市场这么大，谁都不可能独大的。 我本人是在国内受的基础教育，国内学生从小就学习政治经济学，而不学市场经济，许多问题习惯于从政治经济来考虑问题，但市场经济是讲供需关系的。未来的棉花和粮食的需求越来越大，我要考虑怎么来满足需求，这比研究谁是否垄断和独大更重要。我是美国公司的雇员，但我做的事是让中国农民赚钱，我只是想把中国这块市场做好。这是我们想问题的出发点。 《商务周刊》：可是事实上，我们也确实听说过一些跨国公司的所谓市场行为，恰恰恶化了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生存状态？ 刘石：首先，我们得承认跨国公司可以提高当地的技术、管理水平和产业层次，这是不可否认的。如果跨国公司不能促进这些落后地区的发展，他们在世界的产业格局中会越来越落后。在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跨国公司赚了很多钱，但当地农民没有得到相应益处，但据我的了解来看，即使这样，他们也是比许多本土企业更负责的。一旦出现了这种问题，我觉得作为政府，不是不让跨国公司进来，而是要研究怎么规范化的更好。 《商务周刊》：先锋公司在中国是否直接或间接地游说政府？ 刘石：谈不上游说，仅是沟通而已。我们进入中国成立合资公司要通过商务部和农业部，合资公司成立后，还要有国家级和省级的产品批准程序，这些都要与各级政府打交道。如果公司全球总裁来到中国，我们当然希望他拜会一下国家领导人和农业部官员，表达我们公司参与中国农业发展的愿望。另外，我们公司会有专门负责技术方面的人员与农业部保持沟通，做一些不定期的技术交流。我也听过中美商会等组织会有一些活动和向中国政府建议的白皮书，但我本人在过去的四年确实没有参加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