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张江男现象是一种现代产业病？
撰稿·金姬（记者）
虽然“张江男”远离传统意义上的上海中心城区，但中心城里的一些学术名人似乎对他们早有印象。比如，对浦东和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发展颇有研究的复旦大学历史系顾晓鸣教授，就“固执”地认为“张江男”现象是一种现代产业病，我们的谈话从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开始。 记者：我采访的部分“张江男”自己也承认，他们干的是看似脑力活的体力活。这让我想起卓别林１９３６年的电影《摩登时代》中的情节：卓别林自如地穿梭在机器中间，不停地在拧螺丝，拧啊拧，在他眼前除了螺丝，别无他物，人成为流水线的一个部件。 顾晓鸣：的确，张江高科技园区还没形成自身的文化。“张江男”与《摩登时代》中的人物很相似，只不过以高科技方式重现罢了。而高科技产业内部更加细分，像“张江男”那样的技术人员，如果只是做生产流程的一个部件，别无所长，人生被镶嵌到一个ＭＡＴＲＩＸ（矩阵）里，如果自己又不自觉，很可能就成为现代化过程中的“废弃的生命”，这在发达国家已作为理论问题提出来了。 记者：我和“张江男”接触后发现他们都很优秀，也很善良，您的这种说法让我有些难以接受。 顾晓鸣：我理解你的心情。年轻的“张江男”普遍都很单纯，但其实这是从学校到企业“短路”过程中造成的幼稚。而张江作为集中的科技园区，远离完整的社会生活和都市环境，这些人在其中往往过着长不大的生活。没有足够的社会交往让他们去获得应有的的个人经验，他们也无法融入复杂的城市生活。工作和生活融为一体的简单生活，科技上的追求和竞争，使他们无法体验人生深层次的需求。“数字鸿沟”的说法已经广为人知，我觉得“张江男”现象的产生，是“生活知识鸿沟”的一种体现。 记者：何为“生活知识鸿沟”？ 顾晓鸣：我是指现代人生活知识的匮乏造成的人际落差。当一个人缺乏美学教育时，他就不能真正感受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也无法产生更深层次的追求。同样，生活的能力、激情、趣味也需要有复杂的机制养成，如果在人生环节中缺了这样的养成过程，“张江男”就有可能成为“ＩＴ动物”，他们既缺乏享受生活的时间，也对生活乐趣很无知。他们的生活圈子窄了，便逐渐会产生了惰性。“张江男”也许会懒得去认识女孩子，或是懒得去参加活动，似乎电脑满足了他们所有的需求，其实这是一种“身心无能”的表现。
记者：您似乎在批判“张江男”？ 顾晓鸣：我只是对这一现象做出一种解读，我们更不可以把在张江工作的人武断地概念化为“张江男”。我认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张江男”，是特指或多或少患有社会自闭症的高智商、低社会能力的人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缺乏与社会的接触，导致这批高学历人群人格情感缺失，从而又对社交产生恐惧感，造成他们木讷和粗糙的个性。这样的男孩子并不招女孩欢迎，即便他们收入不错。也就是说，“生活知识鸿沟”导致情感体验鸿沟，再引发人际交往的障碍。 记者：您认为“张江男”现象的起因是什么？ 顾晓鸣：我认为“张江男”现象，是学校教育、企业文化以及两者之间的桥梁出现问题的综合结果。我们目前的应试教育体制，以分数挂帅，极大限制了学生对全面生活的参与和感知，导致大批高学历人才不懂生活。而我们的企业或迫于竞争，或管理观念陈旧，从而缺乏人文关怀，有意无意地把人才仅当作工具。我在ＭＢＡ讲课时，一直主张企业内部的ＨＲ（人力资源）应该改为ＨＤ（人力发展），前者感觉是在利用这份“资源”，而后者更是考虑到了人才的自身成长。 此外，像类似张江地区的企业，都是智慧密集型企业，高薪职位也带来了人与人的区隔和压力。这批高学历的“张江男”如果在企业的层级中没有发言权，他们的高强度工作在磨去他们棱角的同时，也在钝化他们的青春活力。张江建立高科技园区已有１６年了，我们现在关注“张江男”这一特殊群体还来得及。 记者：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顾晓鸣：其实美国硅谷自上世纪７０年代发展以来，那里也有类似的“硅谷男”现象。美国３０多年来都没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也是一种“资本的异化病”。但我们可通过使学校教育和企业文化相衔接，尤其通过创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技园区文化；同时，为年轻知识员工创建“生活知识补偿”环节，从而对处理现代化过程中的人和人才的问题，作出更有深度和前瞻性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