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就是2008年底的毛振华，一个与宏观经济有关的经济学家，一个固执地要在某个学术领域发出自己独立声音的读书人，他腰缠万贯，不会为了日常生活放弃学术的底线，他有实践，有经验，所以也不太可能仅仅做一名象牙塔里的书呆子。
文|苏小和 摄影|刘大伟
1992年当然是一个有转折意义的年份。对于大多数有思考能力的年轻人而言，理想主义火焰被扑灭之后，物质主义就是他们惟一的去处了。这一年的春天，邓小平南巡，人们的内心有了波澜，那真是一个知识分子大迁徙的年代！一部分人选择继续留在体制内，另一部分人则去了市场，中国历史里又一个追逐财富的功利主义时代就这么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不过，仅仅只有功利主义的诉求是不够的，毛振华和更多的读书人显然并不想只是成为一个及时行乐的生意人。这个时候，政府新出台的政策挽救了他们。有两个重要文件在这一年面世：《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现在看来，这是两个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从此，真正的中国现代企业开始出现。而在此之前，中国没有股份公司，只有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四种企业类型。毛振华非常感激这样及时的政策，认为这两个文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相当于1978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历史里的地位，“它们掀开了中国企业进步的革命性篇章，真正地影响了中国企业未来的发展。”[1] 几年之后，一个新的企业家群体被总结出来，这就是“92派”[2]。他们显然是有点特殊意义的一代人，经历过盲动性的文革年代，经历过80年代激动人心的启蒙洗礼，能够从过去极左的思潮里进行自我否定，并迅速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兴思想。尽管这样的过程有痛苦、有失落，但他们最终还是放弃了空谈，放弃了意识形态对抗，转而开始实业救国，经济救国。一个时代的历史事件、文化变迁、经济转型和社会取向，迅速形成一种价值观的积淀，“92派”企业家群体的出现，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毛振华在这个群体里，属于既能行动，又能进行学术思辨的企业家。他是董辅礽的博士生，学的就是经济学，后来又读了社会学的博士后。这两种学术路径集合在一起，加上他的企业实践，确保了毛的思辨有意义。比如他曾经提出“北方派企业家”的概念，认为这一群企业家更多的是寻找行业空白点，迅速创造行业的先锋企业，然后带动行业的发展。这意味着，北方派基本上是靠制度发展带动企业和行业的发展，比如田源创立的中国国际期货公司是期货业的领导者，陈东升和毛振华创立的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是中国拍卖业的领导者。它们都是率先在行业里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是一个行业的先驱。 沿着这样的路径，毛振华对海归派企业家的评价非常高。如果说“92派”企业家群体在股份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那么海归派对中国企业最大的贡献则是把新的企业家价值和精神用一种产权制度来保证。中国企业家从此有了“创始人制度”和“创始人期权制度”这两个重要的概念。这样的理论价值非同小可，说明“92派”和之后的“海归派”企业家群体是新兴的财富英雄，他们没有原罪，他们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出了中国传统企业家的世界观陷阱和方法论陷阱。 现在我们认为，股份制架构和创始人制度、创始人期权制度是毛振华企业家生涯的出发之地。1992年，是毛振华在中南海政策研究室工作的第二个年头，在这个体制内一直都走得顺风顺水，从副科长到处长，每一轮都破格提拔的年轻人，在权力的金字塔面前，忽然有了退却的念头。他想实实在在做点事情。在如何为国家尽力这个事情上，他和他的同班同学陈东升看法颇为一致，一定要做一个中国没有的东西。[3] 毛振华要做一个中国的穆迪公司[4]。在当时的毛振华看来，偶尔看到或者听说这个公司只是在广播或者报纸上，这样的字句在他脑海里印象很深刻，“穆迪公司调高了中国政府的发行债券信用等级”，“穆迪公司调低了中国政府的发行债券信用等级”在当时毛振华心目中相当神秘的穆迪公司，由约翰·穆迪于1909年创立，总部位于纽约。1913年，穆迪开始对公用事业和工业债券进行信用评级。 尽管对于要做的事情相当懵懂，但毛振华并不孤独，那时候他经常骑着自行车，穿越高耸的电报大楼和民航营业大厅，大约10多分钟就到了陈东升西单的家，天南海北地聊，通常聊到凌晨三四点钟才睡觉，冲动而兴奋。 毛振华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学习《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他甚至照着报纸抄下了企业章程的每条内容，开始筹备创立中诚信。 创办公司的第一步是先有金融业务许可证。至于跟谁申请许可证，毛振华心里也很模糊。那个时候，他每天都从中南海骑自行车到复兴门中国人民银行总部，找主管的处长、司长，跟他们谈，约人，吃饭，反复跟对方说，自己要筹备的公司在中国是多么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这样，经过四个月坚持不懈的游说，中国人民银行给中诚信发了金融许可证。 因为体改委的两个文件，找钱又有了制度上的保证，接下来的事情对毛振华来说，相对容易些。毛振华给他的公司找了12个国资背景股东，第一期资本金2000万，第一部分到账时是500万，余下的三年后才全部到账。股东们基本都隶属于金融业，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国家机关单位等，比如，中国审计组管理的中国审计律师事务所，司法部管理的中国律师中心、中国证券协会…… 1992年10月8日，中诚信成立，一家从事资本市场信用评级与评价的独立中介机构宣告诞生。10月9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报道了这一消息。 看来，毛振华创造企业的方法的确有别于传统，他有清晰的事前制度设计，有准确的市场定位，他显然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之一。 不过缺陷也是明显的。和所有的中国人创业一样，毛振华仍然严重依赖政府资源，他本来就来自政府部门，有着不错的政府关系，毛需要这些，需要在体制允许的范围之内拓展，他不可能提着头发升天。他对“中国”、“国际”等字样始终抱有相当的好感，一方面，像他这样一直在国内接受教育的读书人，国家主义意识始终是他们的目的地，他需要一个由头，需要在为国家工作的名义下继续发展。所以，毛振华甚至希望自己操办的企业一定要带有中国字头，最好是体制认可的“局级单位”，这样，他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经营，而且天然地就好像是中国第一。 正是这种国家意识的诉求，构成了毛振华企业家生涯最大的软肋。基于政策的原因，那时候的毛振华在中诚信是没有股份的，尽管公司由他负责筹建，但他没有投票权。他像一个辛苦的职业经理人，把一个新生事物，用三年的时间做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1992年12月26日，公司在董辅礽、厉以宁、江平等几位著名学者的组织下，制定了国内第一套信用评级指标体系，公布了第一部《信用评级业务指南》。中诚信的业务涉及到信用评估和股份制改造。1992年到1994年上半年，金融领域的改革开始了；在国有企业领域，“抓住少数，放活多数”的思路也开始萌芽，并成为趋势。毛振华抓住了机遇，中诚信在这种背景下承接了许多业务：从为三峡工程设计融资方案开始，先后担任杏花酒厂、中国有色、武汉中百、伊利实业等众多企业改制和上市的财务顾问；山东华能项目成为中诚信第一个在纽交所成功上市的项目。 如此醒目的成绩，并没有改变毛在公司里的股权地位。1994年下半年，中国的资本市场走向低迷，中诚信的业务也随之陷入了低谷。毛振华遇到了创业以来的第一个冬天，股东们以国有企业的名义，投票决定公司的走向，这让没有股权的私人毛振华完全失守，他几乎就要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国家的宏大意义再一次试图遮蔽他。好在天随人愿，最后，国有股东们以微弱多数，同意毛振华继续留在公司经营管理。 这应该是股权缺失给毛振华最大的打击，此后，他去了香港，担任香港某上市公司的副总裁，一呆就是三年。去香港之前，他跟对方谈了条件，就是中诚信这边的职务他必须兼着。三年间，工资加奖金加期权，毛振华拿到了一千多万。正是这笔钱，成为他日后有能力把中诚信买回来的一个必要条件。 所谓时势造英雄，政策变化再一次成全了毛振华。1998年，朱镕基总理的施政承诺中有一项是“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他采用的办法是“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而实施的战略就是坚决地“国退民进”。在这种大背景下，中诚信的12个股东选择了渐进退出的方法，而毛振华则选择了一点一点买回中诚信的股权，从最初的10%，到后来 60%的股权。几年之后，中诚信终于理所当然姓毛了。这是2000年，毛振华开始大幅度发展自己的公司，将公司的资本由2000万增至8000万。[5] 不过等到增资扩股完成后，毛振华依然觉得很困惑，最初创办公司是想为国家做点事情，因为公司的资本都是国资背景的，觉得自己还是国家的公职人员，而现在，当公司的股权已经真正属于私人，他发现自己距离国家越来越远了。 看来，早年的国家主义教育再一次让毛振华前后彷徨。他忽然又开始舍不得离开体制，即使是做一名企业家，他都应该是国家的企业家，至少是可以流动的，因为国资背景的企业领导人和官员之间的身份转换很容易，他渴望着有一天他也可以这样流动，比如从一家企业流动到另外一家企业，比如从官场流动到企业，又从企业流动到官场，他等待着有一天再次回到体制中去。 正当毛振华觉得自己与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一盆冷水，浇了下来。 1999年，中纪委对毛振华进行了调查，对毛振华的“双规”正式开始。这是一个艰难的时期，毛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被软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理由当然还是与国有资产流失有关。这对毛振华构成了巨大的冲击，他开始思考，在中国做商人，太不安全，模糊的东西太多，他开始想，自己难道一辈子就做个所谓的企业家吗？ 某种程度上，从2000年到2008年，毛振华开始迎来他人生第二个转型。一方面，毛振华与穆迪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业绩受到了这家国际上著名的信用评级公司的肯定，毛的中诚信由此成为中国信用评级领域的领头羊。另一方面，他却萌生退意，他没有打算将中诚信卖掉，但却想抽出更多的精力，回到他早年的学术生活中去。在他的名片上，除了正面写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的头衔，名片的背面还有六个社会职务，唯一跟中诚信有关的职务是中诚信首席经济学家。[6] 由此，毛振华来了一个温柔的转身，他再一次回到书斋，成了学者。 对于这样的人生转型，毛振华的感慨很多，他曾经私底下说，“在中国现行的环境下，商人对自己命运没有主控权，中国企业家的死亡率太高了。中国不具备把企业做大的环境，特别是金融性的企业。我现在退出来，有一种解脱感。作为第一代创业者，企业发展了，而我也不是一个负面人物。” 不过他承认，“我带着十多年做企业的阅历转型，其实是有点悲哀的。” 这就是2008年底的毛振华，一个与宏观经济有关的经济学家，一个固执地要在某个学术领域发出自己独立声音的读书人，他腰缠万贯，不会为了日常生活放弃学术的底线，他有实践，有经验，所以也不太可能仅仅做一名象牙塔里的书呆子。不过他深知自己的局限，“我这一辈子不是最好的官员，只是当了一点小官；我也没有把企业做大的愿望，所以也不是最好的商人；做学者，起步比较晚，从基本功和文献功底来看，也不具备作一个最优秀学者的条件。”毛振华的谦虚跃然纸上，不过我们却从他如此的表述中，看到了一代中国读书人彷徨的身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毛振华天生就是那种具有国家使命意识的人，他想做事情，想尽力在时代与国家的交叉点上留下自己的足迹。可惜他刚好生活在这么一个彷徨、游移的时代，他的彷徨，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彷徨，一个国家的彷徨。不过好在毛振华还很年轻，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时代在渐变，国家也在渐变，未来的毛振华，应当是不可限量的。 金融风暴与我们的政策 亚布力观点：关于当下的宏观经济，有一种说法，就是认为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导致我们总是在失去良机。比如有人认为美国不应该让雷曼兄弟破产，如果政府救援雷曼兄弟，现在弥漫全球的金融危机可能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中国政府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况，政府总是在误判形势。作为研究宏观经济的经济学家，你怎么看？ 毛振华：的确，我们在做宏观分析的时候发现，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有点问题，一方面是对整个经济形势的误判。去年，政府对经济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认为中国经济过热，可事实是中国经济发展依靠的就是这些所谓的过热。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抑制了他们所谓的经济过热，但新的保证经济发展的元素又无法同步产生，为此我开玩笑说，中国应该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亚布力观点：这个转变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 毛振华：是的。现在，我们剔除掉了自己的优势，认为应该向更高级别进行转变，可现实情况是我们并不具备向高级经济形态转变的条件与能力。所以，面对去年的宏观调控，我认为政府没有对症下药，感冒的本质原因不是着凉，而是病毒，而我们现在所做的不是治病而是让自己感冒更严重。去年，整体经济过剩的主要原因是外汇引起的国际资本流，而不是整个市场中传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解决这一问题应该采取的措施是解除通货，而解除通货的核心是如果政府主要承担外汇政策制定，就解决不了外汇持金流和增发票值的问题。一直以来，我们的实体经济都比较贫乏，现在该控制时没进行很好的控制，该踩刹车时没踩刹车，这就致使中国经济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面临准备金的调整。这些措施犹如抛向中国经济发展的几把刀，其中最厉害的一刀来自人民银行，另外还有去年的其他措施，如《劳动法》、环保政策等。 亚布力观点：有时候可能是我们过于乐观了，而乐观导致我们的政策有些超前。 毛振华：中国经济发展起来的时候，政府所采取的一些政策本身就存在误会。去年经济的最高点肯定是高峰，自此经济开始下行，但政府认为高峰依然只是黄灯，而不是红灯，可经济的下滑怎么就不是红灯区呢？因此，今年三月我就指出，中国房地产遇到了巨大的问题，中国股票市场可以不救，但必须解救房地产市场，因为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这样的情况其实是很危险的，年初我提出今年一季度计划应该启用财政政策。国家的财政政策从90年代开始就没再使用，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只是纳税，而实际上财政所能起到的作用非常大，关键时候财政是最主要的应对工具。只是在中国，出台房地产政策、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的发展才刚刚开始，这需要国家、政府以及党的强大支持。 亚布力观点：那么，我们怎么看待现在中国面临的通货膨胀问题？ 毛振华：中国的通货膨胀是通胀成本推动型和国际传导型通货膨胀，不是那种需求膨胀。有一句名言，通货膨胀就是一个货币政策，这是正确的。市场上货币过多，就要用货币市场的办法来解决，这简直是小儿科，但是不对中国情况进行分析就妄下论断显然很容易出错，而出错的结果就是牺牲中国经济。只要人民币保持一个升值预期，以前是五块，现在是七块、八块，并且还不断上升，那投资者投入的每一分都会赚钱，而且毫无风险。所以中国是一个只赢不输的赌场，它的赢利性因此吸引着国际上的各类投资资本。但面对这一情况，中央在盈利能力周期的判断上总是不够准确，容易出现失误，此次外来动荡因素更是影响判断决策。所以，中国经济一般是这样的情况，好的时候最好顺风而行，出现问题的时候则一定要有所作为。 亚布力观点：现在紧盯美元的政策，以及处在国际产业链中的低端，似乎让我们的动作总是慢一拍。 毛振华：对，我们恰好在这个方面比较迟缓。我不是先觉者，我只是一个正常的研究人员。在此前半年，人民大学发布中期报告，报告表示中国经济正向下行，对此很多人不以为然，认为我们所说有误。当时，金融危机并未爆发，我们是第一个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向下行的研究机构。先行一步所做的经济预测还是很重要的。 现在除财政外，农村土地制度是最应该受关注的事情。农村经济拥有很大的发展机会，而农村经济改革也是碰到点上，是一个长期过程。1995年以后，农村粮食涨价幅度很小，这同样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如果粮食价格不上涨，农民就会进城打工，给企业带来廉价劳动力，从而使企业获利，这在当时是有利的一方面。 中国经济发展30年的主要动因 亚布力观点：在这样一个政策背景下，我们最需要弄明白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年中国经济会有一个清晰的发展？ 毛振华：这需要我们综合考量。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还不是资本发达的经济体，还是依靠剥削农民来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这就致使整个农业、农村、农民的大市场没有大发展。十几年以来，我都认为经济学没什么窍门，研究的就是供求关系，宏观上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微观上则是一般的产销关系。在供给与需求之间，现代市场的核心不是供给而是需求，竞争市场中，只要有需求，市场就一定会有满足需求的供给。为什么？因为市场会启发创造性来满足需求。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为什么会如此快呢？有两个原因，一是现实需求的空缺。最初，市场经济启动从票据开始，是短缺经济，从无到有，填补空档。但很快经济增长就上来了，这是惯性，也是第一步。由需求大于供给到基本平衡再到供过于求的过程，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基本完成了。一是超前消费。这是美国人发明的，整个西方社会都饱和使用。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看好中国经济，如果中国经济再维持20年繁荣期，那么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一张资产负债表。使中国人民负债，实现超前消费成为常态，从无到有，也是一个过程。 超前消费里有另外一个机会，那就是支撑经济的发展。当时因为这个原因，我估计这个需求力能保持中国经济的20年增长。而实际上，不用20年，很多中国人都负债了，我觉得每个中国公民都是正常负债表。 亚布力观点：个人资产负债表，这对于安全感不足的部分中国人，是个心理挑战。 毛振华：这就需要人们理解，我们的财富究竟来自哪里。市场负债表有两张，一是现金流量表，一是资产负债表。过去，中国人只有工资，所以只有现金流量表，现在出现资产负债，最后的结果是资产附加值比工资还重要。人们的财富主要来自资产升值而不来自工资，这是影响整个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这在我去年的报告《中国财富结构变化上的中国经济》有所论述。五年前，我认为这个需求可以支撑20年经济发展，但去年我就知道已经没有20年了。但这个需求对中国经济必定是很大的拉动，先用完现实需求，再透支未来需求，这是除体制改革以外的又一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整个经济就会出现较快的增长。 亚布力观点：你这样的表述让我忽然想到，事实上有一些新兴产业，也是基于一种未来消费，比如大家熟悉的互联网。 毛振华：对的，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萨伊定律，很长时间都备受批判，因为他认为供给能够自动创造需求。我认为萨伊定律也存在对的一面，那就是高科技，高科技背景下供给可以创造需求。比如原来没有汽车，汽车生产出来后人们才产生购买汽车的需求。 亚布力观点：由于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所以新的消费形式由此产生，新型供给催生了新型需求。 毛振华：对，我所从事的信用评估就是如此。 亚布力观点：互联网也是。 毛振华：当然，电子信息产业尤其如此。电子信息产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行业，它是最大的一次、影响最深远的革命。从消费上看，它也是最大的消费，每个人都有手机，包括农民，据统计，手机平均每八个月换一次。另外还有电脑，这是全民最大的消费品，现在，我们的经济形态正在通过消费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美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反周期增长那么长时间？克林顿时代银行经济反周期之后，就表现出下滑趋势，但这种下滑恰好被全球化电子新产品冲淡，所以美国经济反周期才能维持这么久，而自9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经济都没出现过那么长周期的增长。英国也是如此。这里传统的需求、未来的需求以及供给创造的需求共同支撑起所有经济体的发展，包括中国。 亚布力观点：具体到中国，你认为下一轮经济增长需要什么新的需求点呢？ 毛振华：现在，在中国这些因素都开发的差不多了，还有什么机会？那就是农村机会，农村市场还没有被开发出来，农村消费者数量巨大，而中国最大的问题人口问题在此时似乎也成为有利因素，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有它的局限性。庞大的人口基数提供了庞大的消费需求，从而创造出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日本国土面积虽小，但它不用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人口稀少的国家开发市场就能保证自身经济发展，为什么？因为它有着一亿多的居民，有着能维持经济发展的消费需求与消费市场。这意味着我们要改变传统的资源思维方式，比如，粮食有了很大的增长，现在袁隆平在搞吨粮田，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最紧要的问题，是农产品价格的调整。 亚布力观点：还有一块就是农民的土地问题。 毛振华：其实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四川地震后，灾区重建，农民冒着危险返回家园，一个香港人看后觉得很难理解，于是就来问我。我对他说，这是因为受到了中国土地制度的限制，农民一旦离开他所生养的地方就会变得一无所有，只有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他才拥有土地，而到其它地方后，他并不能通过买卖获得土地。在中国，土地是不流通的资源，不能私自买卖。对农民来说，土地是他们的最后保障，因此，他们只能一辈子留在生他的土地上。即使进城打工，他的土地、他的财产还在那里，因此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所提供的方案的第一步就是实现宅基地的私有化。宅基地私有化后不准再有新的增加，只能在老宅子的基地上建设，如果想获得更多的宅基地，就必须另外购买。这个时候，宅基地是可以买卖的，因为它已经不是农地，已经成功转化为住宅用地，这样农民就可以从宅基地的买卖中获得收益。 第二是进行农田所有权交易，有人说这是农村改革中的第二次革命。比如，价值20万亿的土地中的10%可以拿出来交易，通过其它方式获得收益的农民就可以因此购买更多的土地，那么农民用这些土地干什么呢？上市。通过上市，将城市中沉淀下来的不消费资金转移到农村，从而成为发展农村经济以及保证农村人消费的资金，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因为农民获得资金后，就会进城购房、买车，就会消费，从而释放自己的消费潜能。以前，这些人被称为流民，但那是在封建时代，没有市场经济、没有城市的载体。但现在不一样，农民在城市中存活下来并不难，全世界有很多大城市如墨西哥就有上千万的外来人口，其中不乏农民，城市有很大的容纳空间。如果将这些完全忽略，还像当年一样，将农民问题视为农耕社会中的农民流动问题，回到那个时代去考虑这个问题，那完全是错误的。 亚布力观点：自由迁徙的背后，是个人经济权利的提升。 毛振华：对，现在根本不会出现这样的风险。现在两万亿的农民消费者提供了巨大的消费需求，从而成为许多大产业发展的推动力。这是一个机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好机会，但我觉得，中南海似乎并不是这样考虑问题。 亚布力观点：关于农村问题，我也看了17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它给人的感觉是没有放开，有些束手束脚，欲抱琵琶半遮面。 毛振华：不是政府没有放开，而是首先对农村问题本身没有完全弄明白，其次还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的约束，所以那些关于农村问题的文件中总是存在一大堆的问号，老话、套话、废话连篇累牍。但其中的一个核心还是有用的，就是提及农民土地的流转，以及在哪儿流转，另外还有对省管县的制度探索。 亚布力观点：这个的确会产生一定的作用。 毛振华：是的，文件中提出的价格提升、支持农民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总体而言，这些文件都以废话为主，农业的重要性其实已经是一个久经讨论的话题。 亚布力观点：前不久，我看了一则消息，说农村的农地所有权不能转让。 毛振华：是的，所有权还是集体所有。全世界的土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所有权国有，一类是所有权私有。即使在香港，农地的所有权都是国有。 亚布力观点：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的所有权不能扭转的话，那它能够催生的市场空间究竟有多大？ 毛振华：其实，在中国它的所有权跟使用权是一回事，使用权涵盖在所有权之中。比如，我们的住宅用地使用权最初是50年、70年，那70年后怎么办？这个土地是谁的？现在搞明白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自动续期，土地还是你的。其实在法律上，它只解决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自动续期。个人住宅用地就是私有，但产权还是归国家所有，个人通过自动续期获得的只是土地使用权证，没有土地产权证，土地还是国家的。在农村，土地都是集体所有，而集体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所以其实土地也是个人的，因为你已经拥有了70年的使用权限，也就相当于永久不变了。 亚布力观点：你刚才说的很对。土地一旦有交易，有流通，就会有价格，我们的房子虽然只有70年，但它可以流通，流通就有价值。 毛振华：这个也是可以做到的。 亚布力观点：如果农民的土地能像城里人的房子那样能够流通，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毛振华：它也是一样的。土地承包后政府也会下发一个使用权证，这个使用权证的期限也是70年，70年后也会出现很多变化。可70年后都到哪个年代了，是不是？ 亚布力观点：现在，似乎还没有明确提出宅基地的私有化。 毛振华：是的，还没有明确提出来。当然这种私有化没有我说的那么彻底，将宅基地完全变成可以自由买卖的资源，还没走到这一步。 我们面临着199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亚布力观点：刚才你讲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动因，市场的空缺、超前消费和供给创造需求，另外还有农村的未来及发展空间。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的吗？ 毛振华：我是从国内的需求来进行分析的，没有涉及到国际。国内主要就是从这四个方面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连续进行，其中第二步与第三步交替进行。 亚布力观点：正好是踏上这么一个高潮。 毛振华：有人说农村新政策催生的市场价值可能是20万亿，即使打一折，也是2万亿，这是未来消费加上产业增长带来的最大的需求，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会创造更大的经济高峰。这是我们的机会，下一步如果遇到困难就必须依靠农村市场，房地产市场也要靠农民支撑。 亚布力观点：历史似乎又回到了起点，1978年的时候也是如此，农村拯救了整个中国。 毛振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市人口只有1亿，剩下的全是农村人口。 亚布力观点：现在这个数字差不多已经到了两亿。 毛振华：不止了，现在中国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口占到总人口的一半左右。 亚布力观点：这个一半里面肯定也包括了流动人口。 毛振华：问题是，那个时候的人都不怎么流动，因为这个流动也是需要设施的。现在，城市人口差不多占总人口数的40%，未来还要发展，发展到70%甚至更大。所以所有的城市人都是由农民转型而来，无论是通过何种渠道、何种模式，最终都有农民的身份。由农村户籍转为城市户籍，或者不转户籍而留在城市的人，我们都将他们视为城市人口，那就形成了中国巨大的需求。 亚布力观点：那我们可以展望一下，如果你刚才说的四个动因尤其是农村市场完全开发后，我们的企业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发展，企业的整个态势会是怎样？ 毛振华：对未来经济发展的研究我还没那么细。刚才我所讲的都是国内需求，但反过来看另外一面，其实从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中国经济的运行环境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独立封闭体制。在登上一个高峰以后，中国经济为什么依然能创造再一个高峰？就是 WTO。 亚布力观点：就是我们所说的全球化。 毛振华：中国进入WTO，实现经济的全球化之后，大家才发现经济全球化的两大得益者是中国和美国，中国是第一号得益者。因为在加入WTO之后，中国可以完全发挥自己的优势，从而赶上全球经济发展的浪潮。所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全球化，当然全球化也是一柄双刃剑。高度全球化后，当世界经济形势转弱的时候，我们也会成为受害者。在过去，我们可以说世界经济跟我毫无关系，但现在的情况是，它出问题我们也会随之出现问题。 亚布力观点：全球化是一个整体。 毛振华：我们看到，现在我们对世界经济的依托度已经太高，超过1/3，这么大的经济体，这么高的依托度都是非常罕见的。邱晓华当统计局长的时候，我们聊过，他曾私下说，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其实根本不止对外所公布数字。大家都知道，出口、投资和消费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其中出口所占比例最大，但我们对外的口径是三架马车差不多，这其实是经过包装的。 亚布力观点：出口其实是最大的，我也同意这个观点。 毛振华：这个比例有40%多，而不是30%多。面对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很多国家感觉到了威胁，因此总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攻击我们，这里就是一个国际关系问题。而我们所公布的数字不是统计出来的而是算出来的，而计算指标可以根据国家利益进行包装。所以这个问题出来之后，我们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从而使得经济外向不稳，面临很大的压力。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前景不够明朗，但问题是不好的前景已经来临。当经济增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所有保证经济增长的要素全部有利于中国，如全球低膨胀高增长的国际环境、我们的低成本、国内的消费需求、人民币外汇管制方法和人民币币值等，所有的经济形势或政策都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但现在，情况完全颠倒了，《劳动法》出台、环境压力上升、全球性进口需求下降、外汇升值导致经济力下降，我们的经济增长空间在一点一点消失。一系列的有利因素反过来都成为负面因素。去年，国家曾将外贸升值平衡作为一个战略，什么意思呢？通俗一点说，就是我们的出口太多了，要出口少一点，这完全是错误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对这些问题本身的预见性。 亚布力观点：完全是一种误判。 毛振华：周其仁有一个讲话，跟我们的看法差不多。他认为，中国就那些本事，而在其它本事又不具备的情况下，将这些本事弃之不用无疑非常不理智。现在，中国经济面临几个大问题，第一是出口型经济，这个肯定是不行的。第二是装备制造业。过去，我国传统的制造业包括机床制造、船舶制造等，也就是制造中间产品为经济服务，制造业为什么会如此繁荣呢？那个时候国企非常困难，可一旦经济转好，人们的投资欲望增强，中国经济也就迅速发展，很多国企因而成为该行业中的佼佼者。相对来说，国企有一大特点，就是盈利所得并不放入个人口袋，而是投入再生产，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比如，造船行业获利后继续投资造船，进行更大规模的再生产，形成更大的产能，因而也就会出现更大规模的负债。这样市场一旦萎缩，整个企业就会陷入困境，所以从经济上看，中国的大制造业都面临着破产的问题，因为在加大投资、扩大产能之后，销售量却出现极度萎缩。现在的生产是因为有三年的订货单，可三年之后怎么办呢？现实是，中船股票即使由每股300元降至每股20元左右照样挣钱，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在新的形势下，这批国企有可能会重新成为困难国企。只有那些处于垄断地位的国企不会面临这样的困难，特别是通讯行业、服务行业以及基础行业，而其它一切处于竞争行业的企业都可能面临这样的问题，重新成为困难企业，这是一个很大的现实压力。 现在，企业生存与发展面临的困难非常多，房地产业、汽车业都遭遇市场寒流，这些尽管引起了政府的重视，但如果采取的措施不到位，起到的作用也不会很明显。如今，房地产受到的影响还比较小，老百姓依然保持观望的态度，依然在等待着可能的房价下调，老百姓跟政府调节是逆向的，你越打击我越买。因此，如果政府不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底线，整个房地产市场就不可能走出低迷，整个市场也无法走出困境。这样社会失业人数就会增加，因此这两年毕业的学生会很困难。过去欣欣向荣的服务业也会出现问题，所以整个经济面比较严重。 所以，从整个经济形势上看，基本上我们面临着199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这个判断不会错。这也是中国在搞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进行的一次经济调整，形势非常严峻，而究竟中国人在多大程度上伤了元气、出了多大的问题，现在做结论还为时尚早。许多问题或许还会进一步深化，现在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在最初看来也没多大，可发展到今天就复杂了很多。为拯救整个市场，美国拿出7000亿美元，德国拿出5000万欧元，英国拿出5000亿英镑，中国的国有企业则承担着国家所有的银行体系风险，因此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感觉肯定比我们深刻得多，当我们还没搞明白的时候，人家早知道怎么回事了。 现在，各国都宣布进入全球经济。因为在一些国家，其国内经济发展空间相当小，国内消费问题比较大，而中国则不同，面对经济全球化，我们的主力部队会受损，甚至会消亡，而支撑经济发展的新部队又无法适时出现。因此，中国的经济体系会受到很大的损害，出现很大的问题。今天，中国已经成长为一个大惯性的经济体，整个体系的需求已经无法调整，因此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开始产业结构、地区结构以及收入结构的调整。 亚布力观点：有人说这次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国内经济的问题，其实，立足国内看，我们的危机爆发点其实还有很多。 毛振华：是的，中国经济还会出现很多具有中国特殊性的经济危机爆发点，而在过去这些都被掩盖了。中国的城市建设马上就会出现问题，现在每个城市的负债额少说几百亿，多则几千亿，城市建设中修马路、架桥梁等不挣钱的项目都依靠贷款完成，可完成建设后拿什么来还贷款呢？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可以通过出售土地还清贷款，可现在的情况是没人购买土地了。在中国，有些城市成立了好几家专门负责贷款的公司，有城市投资公司、城市控股公司、城市建设公司和城市发展公司，四个公司做一件事，就是进行银行贷款。城市形象工程建设、公共设施建设、绿化建设等等都由他们负责，而这些工程都不创收，不能带来效益，那么谁来偿还贷款呢？政府没想过偿还，也没能力偿还，因此从总量上看，这个包袱相当大，风险也很大。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一是由政府财政买单，一是银行将之视为坏账自行销毁。不然能怎么办呢？人们都以为地方财政很有钱，但事实是它们并没有多少钱，它的发展依靠的就是银行资本。在过去，中国政府就是一个超级老板，中央也相当于一个大公司、总控股公司，每个地方政府也是公司，书记就是董事长，市长则是总经理。现在就不是这么回事嘛，现在它们没有任何收益，今年8、9月份以后的所有收入只剩下中央财政的税收。因此，现在面对经济问题，我们不能太乐观，要相信未来的现实肯定比想象中的更难。当然，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很多问题都不成为问题，因为它迟早会被解决，但我们所要思考的是这段时间怎么过？ 亚布力观点：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开始减速，这对整体经济来说是一个打击，但也可以说是一个救赎。 毛振华：由于经济发展减速，国内物品需求迅速减小，中国铁矿石市场、钢铁市场都受到了很大的挤压。在这样的形势下，投资巨大的现代化钢厂、造船厂该怎么办？它们都会成为呆资产，都会如当年的调整期一样成为一堆废铁。中国的投资高峰期已经成为过去，而这个世界也永远不再需要那么大的产能。这里就存在一个浪费严重的问题，同时如果完全按照供求规律运行，我估计产品的价格会在现有价格的基础上下降一半。现在石油的价格已经跌破70美元，上半年我就说石油价格破70是肯定的，迟早的事情，只是我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而这个价格也可能突破50美元，OPEC产生以后的愿望就是让石油价格稳定在25美元左右。在矿产方面，中国的煤、电价格都开始下行。 所以，明年根本不是通货膨胀，而是价格负增长。明年不具备通货膨胀的可能，只具备通缩的可能，有点温和的价格增长，或者是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绝对不会是大的增长，这个增长能达到2%就非常不错了。因为今年的通货膨胀一直保持在高位，明年与今年相比肯定会下行。从这些可以看出我们准确判断整体经济形势能力的缺乏，更何况我们处在一个全球经济形势出现问题的大环境之下，因此，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我们总是无法透过假象发现问题的本质，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 亚布力观点：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从表面上看，金融危机在美国、欧洲来势汹汹，但实际上这些国家的实体经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毛振华：不完全是这样的，市场经济下金融危机的蔓延是很厉害的。因为现代市场经济，金融就是血液，你的血液已经出了问题，还能说你没病吗？肌肉会萎缩的，骨头也会松弛。现在美国连续四个星期没有IPO，没有债券，这是多少年历史上的第一次。企业正常的渠道，正常的负债率拿什么来补资本？银行不贷款，拿什么来救企业？起码得死掉一批。有的企业靠长期债务市场，但债务市场萎缩了，企业怎么生存。同时，金融危机之后，人们的财富缩水，失业增加，消费降低，造成经济大萧条，这就是实体经济，怎么可能说没问题呢？ 中国企业太依赖政府
亚布力观点：有一个说法，美国的经济所谓的危机，是发端于金融，蔓延到实体经济。但是中国的企业有点不一样，先是实体经济有问题，比如我们现在大量的中小企业倒闭，我们的企业包括国企，处于竞争行业的国企竞争力迅速下降。可能我们是先看到实体经济出问题，回过头来可能蔓延到金融体系。这和美国是反向的。 毛振华：对，因为现在中国的金融业跟美国的金融业是不一样的。中国的金融业基本上是界定为一个垄断性的政府领域。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一个为实体产业服务的产业。美国的金融业是一个独立产业，他有金融服务业，他自己就是一个制造业，他制造自己的金融产业，在那儿生产、买卖。我们这里就是给你服务，比如说，我们投资银行，只搞中介，帮你买卖。美国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到AIG出事，那是什么呢？你的东西卖给我，是我买的，我是投资银行，跟你锁定利率，锁定贷款，接着我又卖给他了，不是把你卖给他了，是我发明一个新的金融产品卖给他，涵盖了你的东西，那我就成了一个中转站了。这个中转站不是说我把你卖给他，是我买你一个东西进来，我再打一个新的包，是用我的名字打的，我再卖给他。这个中转站就是一个负债主体，所以只要没有人再给我钱，你找我要钱的时候我拿什么给？ 亚布力观点：对，金融衍生品的链条太长了，可能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错误。 毛振华：所以，在雷曼兄弟的问题上，美国政府是有失误的，以为就是雷曼兄弟一个企业的问题，结果雷曼兄弟的交易把病毒传染到了所有金融领域，可以说，是一个雷曼兄弟就把美国经济给打垮了。所以美国当初要救雷曼兄弟就可能全摆平这些问题了。不过，美国的财长保尔森是个英雄，他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在高盛做过，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拼命来求美国政府出资7000亿美元救市。他说他还没有找到最后的防线，最后的防线是布朗找到的国有化。这个社会的信用渠道，最后崩溃的时候，最后的防线就是国家，所以英国把银行收为国有，最终彻底稳定了人心。美国金融机构还要深化，还要出问题，美国就持续来收购银行。 亚布力观点：对于信奉自由主义的西方人而言，这样的决定其实是很痛苦的。 毛振华：所以说，布什讲话，他很痛苦做这个决定，因为他是一个最崇尚自由市场和私有经济的人，所以这对他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是一个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选择这种道路。这是很痛苦的一个选择，完全背离了他的价值观。 亚布力观点：所以，现在有一种说法，说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模式受到挑战，凯恩斯的理论，或者说重商主义回头，中国人借此为国家驱动经济模式找到了自信。 毛振华：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也不全然。凯恩斯主义之后，是批判凯恩斯主义，后来又有货币主义、自由主义这一套。其实西方经济从来就有两条路在斗争。整个西方经济是产权制度，产权制度是私有的，就是崇尚自由经济。凯恩斯时代是因为危机的时候产生的，不是常态。所以在常态下美国经济都是这样子，你出了问题它还会来凯恩斯主义，还会来财政政策，还会来国家管制经济。跟战略措施和危机措施是一样的，所以这样讲两样同时都存在，绝对不是说有了自由经济就没有政府，或者说靠政府，就不靠自由市场。 亚布力观点：的确，我们不要陷在简单的二元判断中。 毛振华：不过要看到，中国的情况的确不一样，比如我们宏观政策的调控，就是直接操刀，就是说“我是国企”。我开一个玩笑说，中国很特殊，中国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过去叫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资本市场经济，我们搞了一个社会主义经济而已，这是中国人的智慧，所以有人说，中国人分两半截，上半部分叫社会主义，下半部分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你喜欢上半截你就搞上面，你喜欢下半截你就搞下面，一些人在搞社会主义，比如宣传部，意识形态部门在搞社会主义，经济领域的人在搞市场经济。 亚布力观点：但必须承认，现在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力度太大了。 毛振华：的确太大。政府控制了一切资源，不是调控，是管制，是直接拥有。 [1] 本文写作之前，笔者与毛振华先生有过一次系统的访谈，文中所引毛振华语，均来自访谈录； [2] “92派”概念可能由陈东升首先提出，陈东升，泰康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中国嘉德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经济学博士，董辅礽先生的学生，毛振华的同学； [3] 参见《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9月上旬文章《92派毛振华》，作者薛芳； [4] 穆迪公司，全球最有权威的金融评级机构； [5] 参见《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9月上旬文章《92派毛振华》，作者薛芳； [6] 毛振华主导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每季度出台一次，被认为是国内最有学术价值的报告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