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济“冬天”为什么把你吓住了？
在新的章节开始之前，我们再来做一道思考题：你打算怎么应对全球经济的“冬天”？ 这问题，大概是见仁见智，各人看法不同。在我们身边，常有一些技术型的专家，给人们指点迷津，说遇到如何如何情况，可以如何如何应对。他们说得都不错，但是，看经济大势不能这么看。 要有望远镜的眼光，会看几千年，那么看透未来几年肯定不成问题。 要有夜视镜的眼光，看问题看到本质里去，那么看清楚未来几十年也没问题。 做人不能做“乒乓球员”，只会推挡；要做“国际象棋手”，会看棋路。 据说北京、广州的白领，目前掀起了“一百元”运动，也就是一周只支出一百元。 这是为什么？恐惧！ 可是，令人恐惧的情况，能因为你恐惧而消失吗？不能。 你恐惧了，你的困境就能减轻一些吗？也不能。 那么恐惧还有什么用？ 反正以你自己之力，已经没法改变现状了，那还不如多花点时间来做一件事： ——沉思。 《沉思录》的作者马可·奥勒留，是古罗马的一位皇帝。皇帝日理万机、戎马倥偬，尚且有时间想问题，我们平头百姓就更应该想问题。 上帝把人类的脑容量打造得这么大，就是要我们用来想问题。 你想想，贝币的出现、金属货币的出现——这些新型货币的出现，都是什么时候？ 都是在新旧经济形态的转型之交，都是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崛起、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成熟之际。 贝币，是商人阶层从农民阶层里彻底脱离出来时出现的。夏朝没有资料，但商朝肯定有了专职商人。《尚书》里说，商朝有一批人“牵着牛车到远方去经商”，各地互通有无，靠的就是这些专职商人。 金属货币，是西周“权贵经济”衰亡、春秋战国“平民经济”崛起时出现的。到了西周灭亡，东周列国崛起的时候，商王朝留下来的土地国有制——“井田制”全面瓦解，土地私有制——“私田”遍布天下，诸侯国开始向私田征税，正式承认土地私有合法化。由此，开始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春秋战国时代。 那么今天，电子货币刚刚兴起，正是信息时代新经济革命方兴未艾的表征，怎么可能有一个漫长的经济“冬天”来临？ 所有的这一切，只不过是局部降温，高热气候还在后面，而且说来就来。 所有的问题，都出在新旧交错中旧的那一部分。垮掉的，是为新崛起的让路。 预言资本社会就要灭亡、就要崩溃的次数太多了，哪一次也没应验。再说，就算是资本社会要消亡，也是先从它内部生长出一个更强大的经济形态，来渐进式地取代它。怎么可能一朝崩溃，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沉思录》说：“所有的事情很快就过去了，变成仅仅一种传说，完全的忘记亦不久就要覆盖它们。”
是的，经济“冬天”也会很快就过去。它不过是要洗一次牌，洗掉无数的经济“近视眼”，为先知先觉者开道。 当“冬天”变为过去的传说之后，能仰天大笑的，只有“沉思者”！ 钱从一开始就是“老大” 好了，还是先讲古吧，我们现在已经从西周来到了东周。 至于西周是怎么灭亡的？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周幽王为了博得宠妃褒姒一笑，闹出个“烽火戏诸侯”来，失信于天下。结果犬戎后来攻破了首都镐京（今西安附近），西周玩完。 第二年，周平王即位，把都城往东移到了洛邑（今洛阳），东周开始。不过东周的周王室可没那么大权力了，诸侯列国，征战不休。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生气的春秋战国时期。 东周时，商人比以前更牛，有的大富豪还控制了国家政权。比如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的管仲、鲍叔牙，就是商人出身，从政之前两人曾一块儿做过生意，算是一个合伙公司的。 东周时期的商业也更加发达了。齐国的临淄当时是商业中心，繁华得产生了中国最初的交通拥挤问题。著名纵横家苏秦说，走在临淄的大街上，只见“马车轮轴相撞，人肩膀挨着肩膀，大伙举起袖子来就成了帐幕，一挥汗就如雨”，这还了得吗？ 商业发达，货币的流通量也就加大，贝币不够用，金属货币——铜币，于此正式登场。 那时候的青铜铸造手段已不成问题了，各国都能自行铸造。不过诸侯国太多，铜币没办法统一，形制不一样，流通范围不一样，货币体系也不一样。 那是一个古代货币 “百花齐放” 的时代。 首先我们要讲一个问题——今天人们常挂在嘴边的“钱”，就是在东周时期出现的。 钱为什么叫“钱”？说来话长。铜质货币已经不是自然物了，是人造物，那么它究竟应该采取什么形状为好呢？不同地域的古人，思路几乎一样，就是选用了生产生活工具的样子。 首选是农具——铲子。 那时候有一种铲子叫“划”（读作“摇”），铸成这种铲子形状的铜币，一开始也叫“摇”，后来转音为古音相近的“钱”。这就是“钱”的来历。 “摇”——“钱”，真是不摇不来钱啊！ 看来，古代人民还是朴实的，知道是劳动创造了财富，铸造货币还不忘做成劳动工具的样子。 钱，从一开始就是“老大”。谁有钱，谁就比你大一级。 为什么这样说？有典故。 我们把比自己年长的同胞兄弟叫什么？叫“哥哥”，古人也叫做“家兄”，是吧。 好，我告诉你：这个“家兄”，原本不是指哥哥，而是钱的别号。因为哥哥在家中为大，弟弟妹妹都要恭恭敬敬地对待他，就像对待钱一样，所以古人就把哥哥称为“家兄”。 还有一个说法，咱们姑妄听之，就是哥哥原本也不是指兄长，“哥哥”也是钱的别称。 根据何在？你看，繁体字的钱，是写作“錢”。这里又要考你的智力了，看出来什么没有？ ——把“錢”字的三个偏旁部首拆开，念，是什么？ 金、戈、戈！金哥哥！ 过去用贝币，称呼心肝宝贝的人就叫钱。现在用铜币，称呼哥哥也叫钱。 钱，你的确是老大！ 从钱型上也能看出楚国人最有才 自从世界上有了钱，钱就同时成了幸福和苦恼的源泉。成语说：“韩信将兵，多多益善。”钱也是，越多越好，世上没有嫌钱多的人。 可是取之无道怎么办？有的文人想钱想疯了，就制造出美丽神话来，起码可安慰一下自己。 西汉初年，淮南王、也就是汉武帝的叔叔刘安，找了几位门客，一块儿编了一本《淮南子》。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说是远古南方有一种水虫，叫“青蚨”，又名“鱼伯”。形状像蝉或蝶，个头儿还要稍大一点，翅膀就跟蝴蝶一样，颜色鲜艳。 把这种虫子的子母各取相等的数量，放在瓮中，埋在背阴的东墙下，三天以后再打开，一母一子就时刻相随了。 然后，你就可以变魔术了，把母血涂在81枚钱上，把子血也涂在81枚钱上——把这钱拿去买东西吧。 用钱的时候，或是把子钱收好，用母钱；或是把母收好，用子钱；不管用哪一种，凡是用出去的钱，都能自行回来（以其钱更互市，置子用母，置母用子，钱皆自还也）。 这会飞回来的钱，好吧？领一个月的工资，永永远远也用不完了，所以古人叫它“神钱”。后世把钱叫做“青蚨”，就来源于此。古时候商人们都愿在钱柜上贴个红纸条，上写“青蚨归来”，好图个吉利。 不过，再好的神话，一到当代也就都不灵了。你要是把钱不问青红皂白投到股市或基金里，一多半的“青蚨”就再也飞不回来了，不管上面涂了多少你的血汗！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知道凡是神话，都有现实基础。比如这个把虫子血涂在钱上的神话，就有现实的根据。因为这时候的钱，已经是一枚一枚的铜板了。上面有文字和花纹，凸凹不平，往上涂血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要是贝币就不行，过水不沾，古人就是再聪明，在贝币时代绝想不出这样的神话来。 铜质钱虽然大部分都是铜板，但形状很不同，可以归纳为四大类。在某一个地区，以其中的一种为主，与其他的种类交错使用。 布币在铜币中这一种出现得最早，西周就开始使用，不过很粗糙，也就是金融学上所说的“原始布”。这个“布”，就是铲子，古代把铲子叫“鎛”，后来转音为布。还有另一种铲子前面说过了，就是“钱”。 到了春秋战国，这个形状像铲子的钱，变得非常精致了，上面还真的有个装木柄的库，这叫“空首布”。发展到后来，形状变得抽象一点了，全是扁平的了，这叫“平首布”。 刀币 这种钱的形状，就像个切菜刀。那时候渔猎和手工业发达地区，有一种小刀叫“削”，刀币完全就是“削”的样子。那时候齐国的国力强盛，铸造的“齐刀”最为精致。 圜钱 圜（huan）钱也叫“圆钱”，这个钱型来自纺车上的轮，样子基本上与后世的铜钱一样了。圆形的，中间是圆孔，后来演变为方孔。钱的边缘，原来是秃的，后来有凸起的边儿。 这些钱上面都有字，有的是国名，有的是产地名。 此外还有一种，是楚国的铜质货币，样子最为奇特，这就是—— 蚁鼻钱 这钱的体积非常小，只有西瓜子或者衬衫纽扣那么大。样子呢，实际上就是微型的铜贝币。 为什么人家的铜钱样子都变了，楚国的单单不变？这时因为，楚国离海南近，贝币来得容易，还在广泛通行，因此铜币必须做成贝的样子，才有权威性。不过楚国的造币部门也很聪明，把铜币造得小小的，节省成本啊！ 这种小钱，上面也有字，不过却是“阴文”，也就是凹进去的字。花里胡哨的，像人脸，因此俗称“鬼脸钱”。 另外，其中有一种上面写着篆文“各六朱”，写得像个蚂蚁，又像人脸上两个大鼻孔，因此称为“蚁鼻钱”。 那时候楚国的疆域非常大，最大时占有现在的川、鄂、湘、赣、皖、苏、浙、豫、陕、鲁等省的全部或部分，几乎是半个中国了。所以它的蚁鼻钱发行得就多，分布得也广，今天还能经常从地下挖到。 楚国真是个浪漫之国，不单是楚辞写得好，连钱币也做得这么漂亮。所以我老早就有个想法：楚国没有统一华夏，那是华夏民族的一大遗憾！ “黄金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 一部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把东周之初到秦灭六国的500年，写得波澜壮阔。 春秋战国时代，也确实如他所写，群雄辈出，思想活跃，人性和人的能量充分释放，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如果说，每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黄金时代”，那春秋战国就是咱们的“黄金时代”。 而且黄金这种贵金属，作为货币登场，也是在这个时代。 ——名副其实，怎么论都是！ 在春秋晚期，最早用黄金铸币的，就是浪漫的楚国人。 楚国是南方大国，从西周时候算起，到它被秦国灭亡，一共雄踞南方800年。它的影响到现在也没消失，起码咱们现在还有个民族节日，就是发源于楚国的——纪念屈原的端午节。 楚国地大物博，盛产黄金，所以由它来开创“黄金时代”，是理所当然。 楚国的金币成色相当足，为93%到99%。形状有的是金饼，有的是一整块金版，可以切割，估计就跟巧克力似的，用一块就掰下来一块。 金币上一般都有方形印记，写的是“郢爰”两个字。郢是楚国的国都（在今天的湖北江陵）；“爰（yuan）”是重量单位。因此，现代金融学界就把这种金币叫“楚爰金”。 在《战国策》里，曾多次提到过黄金，说是“多少多少金”，或者“多少多少斤”，这俩概念是一样的，都是指一斤黄金。不过古时候一斤没现在多，大概有五两的样子吧。李白说“千金散尽还复来”，其实只花掉了五百两。 楚国的黄金矿藏很多，不亚于现在山西的煤藏量，一直就没挖完。在楚国亡国1100多年后，唐代大诗人刘禹锡被贬到楚国旧地的朗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南常镇，还能看见有淘金女在忙活。他写的诗句“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江中浪底来”，写的就是淘金。 不光是那时候，就是现在，也还有剩下的金子。在湖北宜城县有个“散金坡”，一下暴雨，土坡上就能捡到金屑。据说这里原来就是楚国制造“爰金”的作坊。 看来到了春秋战国，金子就比“宝贝”更牛了，后来凡是好时代都叫“黄金时代”。 不过要注意的是，金属货币特别是黄金，虽然流通的历史远比贝币流通的时间长，但是贝币流通时，正是汉字形成期，因此汉字里带“贝”字偏旁的，大多都跟“财产”、“财经”有关，而带“金”字旁的，多数只跟冶炼、武器和金属有关，跟财产反而没多大关系。 这就叫文化传承，不管你再怎么拜金，也不能把文字都改了！ 至于在全球范围内，究竟是哪个国家最先铸造金币的呢？ 一般公认是小亚细亚的吕底亚国（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546年）。这个古国早就灭亡了，要不是咱们太爱黄金了，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听说它。它位于今天土耳其的西北部，就在爱琴海边上。 吕底亚国是一富国，首都萨第斯宏伟壮观，富得流油，堪称远古“第一牛”都城。这个古国大约在公元前660年开始铸金币，可是咱们的楚国，大概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铸金币的。因此谁是“金币老大”？还不一定呢。 这，有待你们大伙去考察吧。 秦始皇究竟是谁的代表？ 说到这里，不知各位发现一个问题没有？春秋战国时代，钱币的形制“百花齐放”固然是好，符合自由精神，但是，这里面隐含着一个极大的不便，就是币制太复杂了。 你们看，光是铜币，就有四大类，有的两三种在同一个地区平行使用，互相间就要有个兑换率。 不同国家的钱币，也不能自由流通，又要兑换。 这时候除了唱主角的铜币之外，同时流通的，还有珍珠、玉器、贝币、金币、银饼、锡块，它们和铜币之间，都要有严格的兑换率。 战国时期，甚至还出现了少量银币。在河南省扶沟县的古城村，就发现过18枚银质的布币。虽然出土银币的案例极少，但说明那时候已有银币。 同时布匹也作为实物货币在继续流通，诗经《卫风·氓》里的“氓之蚩蚩，抱布贸丝”，说的就是拿布匹去买东西。而且各国的布匹多宽多长为一匹，都不统一。 这样一套复杂的兑换率体系，恐怕仅仅长一个脑袋都记不住！ 那时候的国君，甚至也有在货币兑换上做文章的。魏国著名的改革家君主魏惠王，在首都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以后，就发行了一套特殊的“外贸币”，比国内发行的铜币分量要轻，专门用于“国际贸易”和边境贸易。 这种特殊的外贸货币，不仅重量比面值要轻，而且含铜量也低。 大梁那时候是商业中心，商誉很好，不怕各国商人不来做贸易。魏国在进口商品时用外贸币支付，货币成色不足，就等于压低了人家的价格，占了人家的便宜。 这样混乱的货币状况，再加上关税壁垒、战争频繁，那时候做国际贸易的商人，一不小心就可能赔个底朝上！ 历史证明，凡是经济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一定要有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出面来解决。 最后解决了这一瓶颈问题的政治人物，就是秦始皇。 “秦王扫六合”，现在一般都把他的动机解释为代表“地主阶级”，想建立大一统帝国，以促进生产力。其实，他不消灭六国，“地主阶级”也照样从事农业生产，而最急于打破诸侯分割局面的，莫不如说是商人阶层。 早在春秋时，商人就已经很有政治影响力。《左传》上说，晋国的商人“能用金玉装饰车辆，衣服上有好看的花纹，能向诸侯行贿”——官商勾结，早已有之！ 越国的范蠡在弃官经商之后，“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当时人都尊称他为“陶朱公”，后人更把他尊为商人的祖师爷——这是商界的孔子。 孔子的弟子子贡，往来于齐鲁之间经商，所到之处，国君都和他行平起平坐之礼——可见有钱就是大爷。 那时候的群众，也就是所谓的“小人”经商的更是遍地都是，连孔子都肯定了他们脑袋瓜聪明，说“小人喻于利”。这里的“喻”，是通晓之意，他是说：“人民群众真懂得赚钱哪！”到后来，不知怎么的，人们竟把它理解成一句贬义的话了。 这样大的一股群众力量在推动，500年间水滴石穿，最后终于接近了目的。统一只是时间问题。谁来统一只是历史选择的问题。 请问，是谁把秦始皇的父亲公子异人护送回秦国去登王位的，是谁辅佐年幼的秦始皇坐稳了国君宝座的？是谁在秦始皇扫灭六国过程中出了大力的？是大商人吕不韦！ ——这是偶然的吗？ 一刀砍掉了所有的“外汇” 中国有两个开国皇帝，长相上可能有点对不住观众，一个是朱元璋，一个就是这横扫六国的秦始皇。要按《史记》的描述对他画张像，那简直比通缉犯还难看，司马迁说他是塌鼻子、细条眼睛、鸡胸，说话还带“豺声”（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 眼睛不说了，爹妈给的。要说这塌鼻子、鸡胸、嗓音沙哑，还真有一定可能。 现在有人分析，他从小就患了软骨症和气管炎，所以鼻子和胸挺不起来，说话齁娄气喘。 当然也有可能他太刻薄寡恩了，后人这是糟蹋他。 不过，不管他长啥样，没有秦始皇，就没有大中华，这功劳是否定不了的。况且伟人为什么就非得是“伟丈夫”（帅男人）？ 秦王嬴政39岁那年，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成了千古第一帝。紧接下来，他干了几件事，当今凡有初中文化的人，都能数叨出来，就是车同轨，书同文，坑书生，修长城，外加统一度量衡。 其实还有一条不大被人提，那就是至关重要的统一货币。 那年头的商人乃至普通人家，估计谁手里都有五六种“外汇”。咱们现在要是去一趟越南旅游，换一次越南盾就能把自己给换懵了，何况五六种！ 现在，塌鼻子的快刀来了，把你们这乱麻全一刀切了。从嬴政自号始皇帝那一年起，所有“外汇”、什么刀币、铲子币的——废止，所有珠宝龟贝乱七八糟的——废止，都不许拿来买东西了。 大秦帝国的的疆域上，只有两种货币可以通行，一是“上币”，就是黄金；二是“下币”，就是铜钱。铜钱还必须是大秦中央统一生产的，上写“半两”俩字，重量也正好是半两。 这种秦朝的铜钱，后人就叫它“秦半两”。 过去百花齐放是太乱了，都说不清货币是什么本位制了，可能乌龟壳也能做本位。现在，就是“金-铜本位制”，干净利索！ 秦法严苛，弄不好就剁鼻子砍头，这号令一出，那些外汇、宝贝，立马就成了古玩，搁在家里自我欣赏吧。 这个“秦半两”的推广，还有一个重大意义，就是统一了币形。 秦的铜钱是圆钱，外圆内方，从此“钱”的形状就固定了，一直流行了2000年，到民国初年才被禁用。 这个带方孔的圆形铜钱，还影响到日本、朝鲜、越南、印尼、缅甸，他们的货币，都跟了“秦半两”的风。 有人要问了，铜钱的中间为什么要有一个方孔？为什么不像现代的硬币不带孔？ 呵呵，这是个技术问题了。古代在铸造铜钱时，铸好了以后要打磨毛边，为了方便加工，就把半成品的铜钱穿在一根筷子上，打磨时它就不会乱转了。这就是方孔的作用。 据说后来宋朝大诗人黄庭坚做过一首诗，把铜钱戏称为“孔方兄”。从此，孔方兄也就成了钱的另一个别号。 孔方兄虽然出世比孔圣人晚，但它常常向孔圣人挑战。由于咱们民族是个务实的民族，所以，孔夫子常不敌孔方兄。到了现在就更是，孔方兄天下无敌，孔夫子只能靠于丹教授一个人发扬光大了。 只有一个地方不大听话，那就是云南。以滇池为中心的那一片地方，从春秋晚期起，就使用贝币，祖祖辈辈用习惯了，秦半两也没影响到那里。一直到元代都开始发行钞币了，对云南也只能网开一面。到了明朝，政府强行在云南铸币，还是没人理。直到明末清初，贝币才慢慢退出流通领域。 贝币到后来其实很不值钱了，明末一两银子，能顶500串贝币，但你挡不住云南同胞就愿意用它。 也有相反的例子，据考古学界研究发现，华夏民族的贝币造币总厂——海南，恰恰就从来没流通过贝币。那个地方，从一开始有货币，就是孔方兄，大概是汉武帝那时候运过来的。 也就是说，在远古的海南，贝壳就是贝壳，一钱不值，只有运到中原以后才有价值。这就相当于现在纸张和纸币的区别。 当时的海南人，很有些郁闷吧，守着满海滩的贝币，跟守着一堆废纸一样，只能出淤泥而不染了。 古代中国第一次发行的债券信誉不良 秦始皇统一海内，商人最高兴了。从此壁垒打破，畅行无阻，用一种钱，四海一家，长一个脑袋就能记住汇率了。 可是他们没高兴多久。秦始皇虽然客观上代表了商人阶层的利益，但政治家的野心有时候谁也不代表，只代表他自己。灭六国后，本应让百姓休生养息，可他还在那里踩油门，而且踩到了极限。 他做皇帝才11年，你看他折腾的：内修驰道、开灵渠、筑长城，外伐匈奴、征百越，每次大行动，都要耗费浩大民力。尤其在咸阳附近造阿房宫、修骊山墓，共征发民伕70万人。还有当时服兵役的，在200万人以上，占壮年男子的三分之一。 人都被拉去服劳役了，商人还跟谁做买卖去？ 再说，就算再大的财主，也禁不住这么扔钱啊！ 从后世出土的“秦半两”看，轻重不一，显然后期的铜钱已经不够分量了，偷偷在贬值。秦朝法律是最严的，说半两就是半两，可是连国家都不能坚守承诺了，偷偷刮老百姓的油水，可见实在有点顶不住了。 秦始皇不管那个，他照旧浩浩荡荡出去东巡。我们就让他在路上颠着吧，咱们抽空回顾一下春秋战国时的信贷是啥模样。 我们的教科书告诉我们，我们的亲身体验也告诉我们：有私有制就有穷富，有穷富就有借贷——人总不能活活饿死吧！ 世界上最早的借贷行为，是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的西亚，也就是现在老出事儿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那些地方。 古罗马也有借贷，大约在公元前450年他们制定了著名的《十二铜表法》，首先规定的就是债务法。规定说：欠了债，要还，过期不还要蹲监狱；蹲监狱算是轻的，弄不好把你当奴隶卖掉或者处死——那时候哪个杨白劳敢不还黄世仁的钱？ 咱们中国的规模性借贷起于何时，不清楚，但在春秋战国时期肯定已很普遍。而且古代中国第一次发行债券，就在战国末期。 有个成语跟“债”字有关，是什么，想想看——是“债台高筑”！ 对，这就是战国时候的事儿。 事情发生在东周最后一个王——周赧王的身上。周赧王那时候还顶着个“周天子”的虚名，实际上只是个小国的国君，忽然被六国诸侯说动了心，拼凑了5000多兵马，要和诸侯联合去打秦国。 可是他太穷，就连这5000人的粮饷、武器都凑不齐，只好向境内的富户借钱，给了他们出具了借券，答应在周军班师之日，以战利品偿还。 后来，他们这群乌合之众根本不可能和秦军交手，无功而返。富户们见周军回来，都手持债券跑来向周赧王讨债。 周赧王哪有钱还？于是富户就闹起了群体事件，从早到晚聚集在宫门外，喧哗不止。周赧王给吵得死的心都有，只好躲到宫后的一个高台上去避债。周人就把这高台叫做“逃责台”（古汉语“债”、“责”相通）。 所以说，中国第一个发行债券的，是周赧王。 “赧”，是因羞愧而面红耳赤的意思，所以有个“赤”字旁——看来，周赧王毕竟还是有羞耻心的，还不上钱，脸红了好几千年！ 古代政治家为什么借钱给穷人不要利息？ 周赧王发债券的事，我说说，你们也就姑妄听之，他这如果也叫债券，恐怕就是人类史上最搞笑的债券了。 其实这叫“别券”，是古代的借款协议，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傅别”，形状可能和古代调兵用的“虎符”差不多。一块竹片，上面刻有借贷双方姓名、借款数额、还款日期，然后一分为二，各执一半。还款时双方要拿出来“合券”，还完了钱，要销毁，整个程序是很讲信用的。 估计那时候的古人，还很淳朴，故意欠账不还的，不多，所以借钱都是信用借贷，几乎没有抵押借贷。 有能力放债的人，当然是权贵、商人和地主。 可怜巴巴借钱的人，当然是穷苦农民、渔民和猎户。 那时候，据说借粮食的比借钱的多，这也不奇怪，吃不饱肚子才是天大的事。 我们现代人，一辈子没借过钱的大概不多，谁都有三灾八难、一时不凑手的时候。要是连盒饭都吃不上了，不借怎么办？ 所有的人格、尊严、体面，遇到钱紧的问题，那都是一堆泡沫！别看“人文主义者”平时闹得欢，要是饿他三天肚子，他还是要自己去找饭吃。 春秋战国那会儿，没准儿也有“金融风暴”、失业潮之类的，别的行业不景气，放债却是好时机。 所以那时的大款们，都看好放债有利可图，差不多都在干这事，有的还专门把放债作为一个主要的生财之道。 那时候借款的利息也很惊人，有的是二分利，有的是五分利，据《管子》一书说，最高的是十分利，也就是“倍贷”，年利息100％。也就是说，借出去1000枚刀币，一年里要收回来2000枚刀币。这就是高利贷了。 齐国有名的孟尝君，放债的年息收入就有十万钱，靠着放债成了大富豪，白养了三千门客。过去我不知道这个，以为他是生性豪侠、出手大方，后来才知道他的钱来得这么容易，换了是谁，谁也小气不了。 那时候高官也公开放债，法律不限制。晋国大夫栾桓子，就是放高利贷的好手，名义上是借款给人家，实际等于受贿。有人不缺钱花，为了向他行贿，就故意跟他借高利贷，“上贡”的钱就以利息的名义，名正言顺地送给他了。 这招数不可谓不高明。可是，瞒得过老天，瞒不过众人。他的名声因此很不好，官场和民间都认为他是“失德”。 不过，春秋战国时的政治家，也不都是财迷。 有的人眼光就看得比较远。有一次宋国发生饥荒，大夫司城子罕就建议，国君应该“出公粟以贷”，也就是把国库的公粮借给饥民。他还建议，要命令高官们自己也要出血，把自家的粮食也贡献出来。司城子罕不光叫别人这么做，自己也带头，借给穷人粮食不记账——愿意还不还，他根本就不打算收回。 这一来，饥民可算见到了大救星，《左传》上说，粮食放出来后，“宋无饥人”。 在宋国的另一次灾荒中（这宋国真够倒霉的），公子鲍还把自家粮食全部拿出来，借给贫民。 《国语》里记载，“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就曾多次下指示“弃责”。楚共王、晋景公、齐景公，都实行过“已责”措施。“已责”，就是终止债权债务，跟“弃债”是一样的。 这些政治家们，脑子并没进水，他们知道老百姓最需要什么。他们也知道，有一种财富是无可估量的，那就是民心。他们不过是豁出一点钱来，“收买民心”。 老百姓是知恩图报的，贤明的政治家们这么干并不白干，公子鲍就因为舍小家、帮大家，后来当上了宋国的国君，是为宋文公。 要是你光跟人家握握手、摸摸人家小孩脑袋，就指望百姓对你感恩戴德，那不是太幼稚了？ 齐国有个田桓子，准备夺取政权，在借给贫民粮食时，大斗借出，小斗收回，不仅不考虑利息，连本钱也没打算全部收回。 孟尝君的门客冯谖，主动要求去替孟尝君收债。他到了薛城，让官吏把欠债的人都召来，逐个核对了“别券”，而后一把火烧掉。欠债人喜极而泣，“民称万岁”——这该给孟尝君争取到了多少民心！ 如果“口惠而实不至”，光是嘴上说要富民，却一门心思要把老百姓兜里的闲钱给挖走，那怎么能坐得稳？ 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君和高官，就是这样，有笨的、也有聪明的。那时的老百姓，生活得是好是坏，就看碰到的是什么样的主子了。 孔子在财经史上只是一名小角色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人——孔子，在我们这个钱的历史上，也有一席之地。不过在财经方面，他可不是什么“至圣先师”、“文宣王”，而是个兢兢业业的基层小干部。 孔子的出身，最早先是宋国的王室，甚是了得。后来祖先在政治斗争中失利，逃往鲁国，渐成破落贵族。 他的父亲，史籍上习惯称为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是鲁国的一个武官，战功赫赫，还创造过以双手托起千斤闸门，掩护战友撤退的奇迹。这个事迹，几千年后让鲁迅先生激动不已，很想自己也做一回肩扛闸门的猛士。 但是历来这样拼死命干的人，往往官都做不大，孔子的父亲终其一生只做到“乡邑大夫”。这个官，好听而不中用，比屈原那个“大夫”差得远，只是个乡镇级的小官。 但是这位老将军的艳福不浅，早年娶了一妻一妾，66岁时又娶了一个20岁的大姑娘颜徵在，这姑娘后来就是孔子他妈。 孔子的身世，有一段至今都有争议的公案。司马迁的《史记》上说，孔子是他父母“野合”之后生下他的。 什么是“野合”？ ——做爱时天当被子、地当床。 这可有点，太那个……“小资产阶级”作派了，老将军怎会这么不检点？所以也有人怀疑，这样私密的事，别人怎么能侦查到？于是就有另外的解释，说是两人“老少配”，年龄太悬殊了，于礼不合，因此被称为“野”。 有人考证，按孔子的生日推算，“野合”的那天应该是大雪满山，不大可能有夫妻以雪地当床。 这个我们不管了，鲁国的纪检都没管，别人就更干涉不着。只可惜老将军没享几天的福，孔子3岁时他就死了。 孔子真是个苦命的孩子，母亲也在他17岁时去世了。从这以后的打拼，完全就是草根式的奋斗，只能凭自己的脑子和体力。 我们现在看到的孔子像，都是他成为“圣人”之后，后代人按照想象画出来的，基本就是个农民化了的老寿星。其实孔子仪表堂堂，身高一米九一（也有说两米多的），被乡邻称为“长人”，到哪儿都是鹤立鸡群。 19岁上，他娶了一个宋国的姑娘（没准儿是逃荒过来的），一年后生了儿子。这时候的孔子，因为博学知礼，在鲁国很有了一点名气，生儿子时，鲁国的国君都向他道贺，还送了两条大鲤鱼来。孔子很感荣耀，就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孔鲤。 孔子这一段靠什么养家？估计是在乡间到处打杂。以后才有了一份“工作”，是在鲁国的权臣季孙氏门下，做了一名仓库小官“委吏”，实际上就是会计。 孔子知道，自己没什么本钱，长得漂亮不当饭吃，想“啃老”也指望不上，只有埋头苦干。他倒也不嫌这工作琐碎、鄙俗，整天守在仓库里，收货发货，记账算账。那时候记账，是在竹简上，每进出一批货，就要刻上一刀，他是一刀都没错过。 这工作虽然低贱，但是干好了也不易。他的前任，就是因为账目混乱，有贪污嫌疑，结果被季孙氏撵走的。 孔子不同，他知道苦孩子就得下死力、干苦活儿，才有出头之日。久而久之，他总结出了一条经验：“会计当而已矣。”也就是说，会计这活儿，没别的，精确而已。 据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句会计格言。 季孙氏感到很惊奇：想不到这帅男能把这工作干得这么好！一高兴，就给孔子换了一个管制“乘田”，不过也还是小官——管理牛羊。 孔子毫无怨言，还是一丝不苟地干。他后来曾经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这话不假，他年轻时，比这更低贱的差事都干过——民间乐队里的吹鼓手。人家婚丧嫁娶，他去给人家吹喇叭！ 孔子的成功，没有什么窍门，苦干加上远大志向。 孔子早年干的小官，是不入流的，连正式的“出仕”都算不上，直到50岁以后，才当了几年高官。但他从30岁起开始做的民间教育工作，让他扬名天下，终于成就了一番伟业。他的思想，就是在今天，也被于丹阿姨煲成“心灵鸡汤”，温暖着千千万万的人！ 他之伟大，还在于说的都是大实话，没有一句是让人听不懂的。他发迹后，齐景公向他请教治国方略，他回答得很朴实，但是一针见血：“政在节财。” 你看现在，他的话不还是真理吗？ 毛泽东在还没批孔时，对孔子的那一套思想遗产还是很重视的。1949年他在新政协会议上见到会计界的老前辈徐永祚，还幽默地称呼徐先生为“孔夫子的同行”。 能做得了“鄙事”，才是成功的基石——帅小子们可要都记住了。那种命运超级好，干什么都一帆风顺的人，上帝早晚要灭他，这里面没什么道理可讲。 在当今金融危机影响下，工作难找，薪酬又低，但是别忘了：能不能做“鄙事”，那是上帝对你的考验。说不定，做了一份“淡得出鸟”的工作，反而有希望将来流芳百世！ 古代金融界的一杆孤独大旗 前面我说过，做人要做“国际象棋手式”的人，看问题要看到隐形的规律。 规律从来就是隐形的，聪明人看得清，老实人看不见。否则怎会有人先富起来，有人赚不着钱只得号称“坚持理想”？ 什么是理想？理想是一种完美境界。而穷——温饱尚且吃力，配谈什么理想！ 所以我说，穷人不讳言自己穷，那才是真有救了。穷人要是嘴硬，用猪皮抹嘴，说“我很穷，但我的思想很富有”，那不是孔乙己？ 会下国际象棋的都知道，在国际象棋的棋盘上，从我方到对方有一条无形的对角线，谁先占住这个对角线，谁就必是最后的大赢家。 这个对角线，没人给你画出来，你得自己会看。在金融界，这样的隐形对角线有很多，专门检验你脑子聪明不聪明、眼睛盲不盲。 在咱们中国，自从诞生了钱这个好东西，对它神化的有，对它赞美的有，对它鄙视的也有，但是对它能看透的人不多。 春秋时代，中国历史上就出了最早能看透钱的人。 那不是孔子。孔子门生满天下，而他，是一杆孤独的旗，名字就叫“单旗”。 单旗先生也是知识分子，在春秋末年给周景王、周敬王当过卿士。“卿士”这个官，就是后代的宰相，总领诸臣的顶级大官。 在他那个时候，就有“货币战争”，他就是第一位货币理论家。 他的理论，到现在我们的央行还得遵循，不遵循，就要出乱子。 ——人之伟大，就要伟大到这个程度，两千年后，人们也离不开你。“孔家店”现代以来至少被砸烂了三次，中国人照样活，活得好不好另说。而单旗先生这杆旗，你要是砍了，第二天咱们就都别想活。 他所伺候的周景王，是个穷王。因为王室衰弱，财政上相当窘迫，连喝酒的酒具都要靠各诸侯国赠送，于是他就想“铸大钱”，以解决问题（见《国语》）。 所谓“大钱”，就是现在的“大面额钞票”。不过现在的货币，只是一张纸，印上100元和印上1元，成本是一样的。金属货币时期不同，钱还没完全摆脱称量货币的胚胎，半两的钱，一般必须重半两，有时候含铜少一点，但总重量还应该是半两。 而“大钱”，就是不足值的钱，比方说，明明只有半两重，却铸上“一百钱”的字样，把一个钱当一百钱来用。周天子，自以为是金口玉牙，说是一百钱，就是一百钱！财政经费不就够用了吗？ 事情是否这么简单呢？当然不。现在傻瓜都知道，这样做，岂不是要通货膨胀！ 单旗就跳出来反对。他说：这个金属货币，大王啊，有重的，有轻的。重的就是“母”，轻的就是“子”，相互间是有制约平衡关系的。不管轻重，都要够分量，也就是足值。 他教育周天子说：这货币是干什么用的呢？一个，是用来衡量商品价值的，就是“权轻重”；另一个，就是“以振救民”。振，同赈，也就是给老百姓买粮吃饱饭的。 货币的两大功能，他都给说到了，一个价值尺度，一个流通功能。就是没说货币是供大王老人家吃吃财政饭的。 这一说，就明白了吧，铸币的轻重，是要根据流通情况而定，不是由着大王性子来的。如果商品涨价，老百姓感觉手头的货币重量太轻，买一只羊得背去好几大串钱，那就要铸重币，一次拿一枚就行了。 这叫“母权子而行”。权，是“根据情况而定”之意。 反之，如果物价很低，老百姓手头全是“大票”，没有“毛票”，买什么东西商家都找不开钱，那就要铸小钱，与民方便，这叫“子权母而行”。 铸多少重币，铸多少轻币，大王啊，是市场说了算。 单旗说完这些，又找补一句：大王，您“废轻而作重”，不就是想占老百姓便宜么？结果必使“民失其资”，同时也是给自己“召灾”。 民失其资可能不要紧，因为您的亲属没有一个是民。但是国家税收就要因为民穷而减少，您老人家的费用就会更不足了（王用将有所乏）！ 您一不够用，就要加紧搜刮，民不堪负担，只有逃亡一途，那就有大麻烦了。 本来财政不是供您胡吃海塞的，而是有备无患的。“民离而财匮，灾至而备亡”，老百姓一跑，您税征不上来，一点风险预备金都没有，国家就要大崩盘了！ 这，就是著名的“子母相权论”。 单旗的这个理论，又叫“金属主义论”，主旨就是铸造货币要足值，不能毛。因为金属货币时期，钱本身还是个物件，有原料和制造成本，工序很麻烦，利润也不是太高，所以“钱”还是值钱的。假如面值超过实际重量，钱的价值就“虚”了。 这个理论，对后代的影响那就大了。 唐代有个政府理财家第五琦，不大相信单旗的，把这个理论演变成了“虚实相权论”，认为完全可以铸造不足值的钱，也就是一定数量的“虚钱”，既可方便流通，又可弥补“国用不足”。 他想得美！结果，政府一当十、一当五十的“虚钱”一出来，单旗说的就应验了——货币贬值，谷价腾贵，民多饿死，第五琦也因此备受责难，下了台。 后来宋代又发明了纸币，钱就完全脱离了实物，变成纯粹“虚”的了，一张纸而已。南宋诗人杨万里（曾经当过地方财政官），便又把金属钱比作“母”，纸币比作“子”，主张纸币发行量要与原有的金属币相平衡，要保证两者能够自由兑换。他认为这种“母子关系”也要相权。 单旗的头脑是一流的，能预见货币未来发展几千年。可惜周景王穷怕了，不听他的，非要铸大钱。 不过，也有当今的学者质疑，说周景王时代的钱，是“空首布”，也就是铲子币，没有所谓大小之分，单旗的这个“子母相权”理论，可能是战国人的伪托。 ——就算是战国人假冒单旗，也不简单，起码他们在那时候就懂得：不能滥发货币及其衍生产品，否则“民失其资”，国损税收，大崩盘就在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