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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了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金融状况的实况考察后，我们得出我国金融仍在许多方面存在着金融压抑，本节着重对造成金融压抑的原因展开分析。 从严格意义上讲，1978年以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和货币。 政府构建国有金融部门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其成为国有企业的资金供给部门，也就是说国有金融安排就是政府专门为国有企业融资方便而设立的配套性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在当时政府集权配置资源的计划运作机制下，金融功能内化于财政配置的功能就成为逻辑必然。因此，中国金融的发展，实际上是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从一种“制度剔除” 状态下由中央政府展开的结构性制度创设过程。由于我国金融始于计划经济体制，这导致了我国金融深化和发展过程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型色彩，其基本过程同样是一个“放权让利”的过程。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金融化和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深化效果明显，但仍有存在明显的金融压抑，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金融制度不健全是制约金融健康发展，造成金融压抑的首要原因。我国金融改革究其实质而言是金融市场化的过程，是金融资源配置方式由计划调拨转向市场配置的过程。而这一过程进展顺利与否关键在于金融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如利率、汇率制度、监管制度、金融市场主体行为约束相关制度等。而作为一个必须随货币资金流动客观需求不断变化的动态系统，金融制度健全与否有取决于其能否针对金融发展的需要作出及时、准确的适应性调整。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法规、货币政策、利率体系、支付体系及金融监管等一系列要素。一个有效的金融制度对一国经济发展在以下七个方面对该国经济稳定和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一套健全的法规约束着政府、企业、个人、金融机构之间的金融交易，以减少交易过程中的违约风险以及由此引发的不确定性；（2）一个稳健的中央银行以及行之有效的货币政策，使币值保持长期稳定和经济稳定发展，这是一切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的基础；（3）有效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多种金融工具，使投资者有多种选择，从而可以最大限度的吸收储蓄，高储蓄使经济发展的必要积累和动力源泉；（4）有效率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加之灵活的利率体系，可以使储蓄更多的转向最有效率的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5）高效率的金融机构和支付系统可以减少交易活动的成本，加速资本金的周转；（6）高效率的金融市场可以提供充分的信息，以减少人们在金融交易过程中为收集准确信息所支付的成本，而且使储蓄资金流向最有效率的领域；（7）灵活的市场利率体系可以准确反映市场资本的供求状况，是达到宏观均衡和提高微观企业效率的有效机制。如果用以上七点作为金融制度效率的评判标准，显然，我国金融制度还存在许多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方面。如：（1）金融市场的审批制度限制了民营金融的进入，这不仅造成了金融市场的垄断和结构失衡，也导致了民营金发展的融资困难，金融行业缺乏竞争，资源配置低效等问题；（2）利率管制造成利率无法反映市场资本供求的状况，名义利率低于实际利率造成银行贷款中的“惰性”和“惜贷”，使得宏观调控陷入压低利率无法有效动员储蓄，提高利率无法有效刺激投资的尴尬局面；（3）由制度不合理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使金融交易风险上升，交易成本扩大，并且一定程度上引致了金融市场主体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陷阱”等投机行为。以上金融制度对金融发展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必须通过“制度剔除”和“制度创新”加以改善，从而为我国金融深化和成长创造一个合理有效的制度环境。 2. 政府在金融领域角色定位的失误导致了金融压抑。早在1973年麦金农和肖就分别在其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中指出，经济发展的前提是金融不能受到抑制，政府对“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价格的扭曲以及其他手段”——“使实际增长率下降，并使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下降。在多数情况下，政府对金融的干预战略阻止了或严重妨碍了经济的发展过程。而具有‘深化’效应的新战略——金融自由化——则总是促进发展的。自由化对经济发展是重要的”（Shaw ,1973）。无论我们如何质疑麦金农和肖的“金融自由化”主张，但我们必须信服于市场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在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的“科斯定理” ，被威廉姆森等人概括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那么初始的合法权利的配置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是无关的。” 然而，现实经济世界中“零交易费用”的假定，无异于物理世界中“无摩擦”的假定，使不可能存在的。即外部产权界定对交易成本是有影响的，因为“产权的界定是交易的前提。” 可见，政府在金融市场中的定位与金融交易的成本是有关系的，而国有金融机构产权不明晰的根源就在于其未能与政府分离。在金融市场中，政府这种既是“裁判”又是“队员”的双重角色导致金融资源的流向更多的取决于政府的意愿而非市场效率。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将贷款的80％多给了国有企业，而非国有企业却很难得到贷款，导致其缺乏正常的融资渠道。这不仅限制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也造成地下金融的长期存在，导致金融秩序的混乱。“……政府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分配稀缺的金融资本这种计划体制可以保证处于优先发展地位的重工业获得足够的资本支持，但是却牺牲了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稀缺的资本没有配置到生产率最高的部门。” 从长期来讲，政府对金融资源流向的干预和计划性调配是不利于经济整体发展的。要避免政府角色帝国内卫错误所导致的“抑制”效应，西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和角色，具体途径可通过：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企业化改革；完善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调整金融与政府财政的关系；进一步加强我国政策性金融的构建；政府应由干预调配金融资源转向为经济发展和金融深化提供良好的服务，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 3. 微观金融主体“缺位”造成的金融压抑。由于我国金融体制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金融体制，而非市场主导型金融体制。这决定了金融市场中政府的控制性，而弱化了金融市场中尾骨主体的作用。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目前的金融机构并不具备企业性质，其内部治理结构带有明显的行政性，金融管理也严重缺乏独立性。金融机构更像政府政策下的执行部门，而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这种金融市场主体“缺位”的现状实际上是金融市场垄断的突出表现，也与金融市场竞争不足有直接关系。金融市场主体“缺位”会引起一下几方面的金融低效，从而导致金融压抑：首先，金融市场主体缺位会导致竞争不足，从而形成垄断，造成金融低效。政府高度集中有限的金融资源，以保证其有效动员全国金融资源来支持“享有特权”的国有企业而实行一种“计划分配式”信贷配给制度。此外，政府还通过对金融业的管制严格限制其进入，这不仅造成了国有金融垄断金融市场的“一元化”格局，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加之，国有金融与国有企业在所有制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法明晰界定而者的产权，是导致信贷低效和金融风险上升的直接原因。目前，我国大量的银行不良资产就是明证。其次由金融市场主体缺位引致的竞争不足，导致原有金融机构缺乏竞争压力，产品创新动力不足，风险规避倾向严重。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必然是一个存在合理竞争，能使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市场；是一个出政府金融活动及金融控制意外，以金融微观主体活动为主的市场。上世纪末在美国出现的“新经济”就与其金融制度和金融产品创新有直接关系。风险投资制度、风险投资基金和创业板市场（纳斯达克）的开辟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和成长创造了理想的金融环境，而这些都要归功于微观金融主体的创新行为。可以说，没有风险投资基金和纳斯达克就没有美国高新技术企业的迅速成长和新经济的出现。改变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中主体结构的非均衡状态，通过金融制度创新设立一个有效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增强微观金融主体的积极性，是我国金融改革在加入WTO后和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再次，金融市场主体缺位导致金融市场交易成本上升，也是造成金融压抑的重要原因。由于我国金融市场主体结构失衡，国有金融在金融市场中占据主体地位，而其他所有制形式的金融主体则微乎其微，这加重了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金融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是双方的里脊预期，而为了使交易安按照自利的预期达成，交易双方必然尽可能多的收集有关交易的准确信息，这会带来支付成本的增加。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会使金融交易合约不完全（由于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偏在导致），往往容易陷入“逆向选择”和“道德陷阱”的困境，这会带来更高的交易成本。竞争的引入被认为是改善信息偏在的重要方式。总之，我国当前面临的金融问题主要是金融深化发展的问题，这一过程不仅包含政府的金融行为，更应包括一切金融微观主体的行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金融问题不单纯是资金的互通有无、经济主体的资金筹集、控制和管理及多层次的资金融通管理和政府的金融活动和金融控制，更应该是微观主体金融活动不断增加的过程。 综上，我们发现金融深化理论之所以会遭致如此重大的理论与实践的挑战，其原因在于“金融深化论”忽视了作为一种过程的“深化”其实现途径不是唯一的，不能只是放弃管制，实行自由化就可以了事。金融管制与金融自由化发展就金融深化的目标而言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关系。金融改革在追求金融深化目标的过程中，显然不能单纯的依靠一种实现途径，而应该寻找政府金融规制与金融自由化发展的“均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