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改革开放三十年
撰稿·熊丙奇 几乎每一项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方向”都应该得到认可，而实际推进时，却存在诸多担忧。 高考制度要不要改？当然要改，不改将导致应试教育越演越烈，学生畸形成长；可是，在现实环境中，高考制度似乎是最不坏的制度，在公平与公正难以确保的环境中改革高考制度，会不会导致社会公平丧失？ 高等教育要不要扩大规模？当然要扩大规模，由此给更多受教育者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可是，当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增多之后，社会有那么多岗位接受大学生吗？会不会导致大学生严重贬值？ 大学要不要实行终身教授制度？按国际经验，终身教授制度是保证学术自由，避免教授的学术研究受政治、经济因素制约的重要制度；但是，实行这种制度，会不会出现更多的“懒汉教授”，享受教授薪资而没有任何产出？ 教育要不要有市场机制？照理，教育也应该有竞争，才能促使其健康发展；可是，一旦“市场化”，教育会不会步入产业化的歧途，学校会不会变为学店？ ……
当我们审视当下的教育改革时，总会奇妙地发现，几乎每一项教育改革，其“教育改革方向”都应该得到认可，而实际推进时，却存在诸多担忧。事实上，回顾过去30年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同样充满着这复杂的情绪。 高考改革与社会公正 “大家都觉得不恢复高考教育没法办了。”回忆30年前在全国科教座谈会上的发言，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说。 查全性教授在去年纪念高考制度恢复30年之际，被媒体誉为“倡议恢复高考制度第一人”。他回忆说，在发言中，他指出当时大学招生的4个严重弊病：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影响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于是建议：“从今年起就改进招生办法。一定要当机立断。” 听完查全性的发言，邓小平说：“高考确实应该恢复，但今年怕是来不及了。”其他代表纷纷说：“来得及，来得及！”邓小平同志又问了几个人：“来得及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邓小平决定当年就改，恢复高考。 以上关于恢复高考制度的故事，听起来像是一个传奇。传奇中有几大要素，一是建言人“大胆”，敢说真话；二是大胆发言得到领导的积极肯定；三是以雷厉风行的态度，迅速采纳建议并大力推行。 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大学生制度，这一决定，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从那天起，在过去30年中，高考一直扮演着改变命运的“角色”。 2007年，由教育部考试中心、中国青年报社、ATA公司联合主办了“纪念恢复高考30年大型调查”，结果显示，65%的人认为自己当年不参加高考的话，没有别的出路。89.6%的人承认，自己的命运因高考发生程度不同的改变。这种命运的改变，更明显地体现在社会中下层者中：57.6%的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考生认为自己的命运通过高考发生彻底改变；而在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考生中，持这一观点的仅占16.2%。命运的改变同时体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别——在被高考“彻底改变命运”的人当中，农村考生的比例占了69.1%，远远高于城镇考生（30.9%）。 毫无疑问，高考制度给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了“上升”的通道。而正是如此，高考的公平，显得十分的重要。为了公平，为减少人为的阅卷误差，1985年的高考引入国外技术尝试标准化命题，试行机器阅卷，从此许多科目的考试逐渐走向命题标准化和阅卷自动化的轨道。标准化命题被认为进一步增强了考试的公平性、公正性。同样为了公平，高考制度努力强化一分也不能少的录取规则。几乎每年各地的招生部门负责人都会反复强调低一分也不能投档的规则，以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过去20多年里，关于标准化命题的争议不断，但是无论是国家统一命题，还是分省市命题，基本的命题方式，目前还是沿用标准化路线，因为这种命题方式，可以减少主观因素对卷面成绩的影响，由此确保学生“公平竞争”。今年重庆高考作文评卷中传出消息，一篇对教师有负面评价的作文，最初被评为零分，在复查时才重新给了36分，这表明，如果高考试题中主观（非标准化）题目太多，极有可能导致一些学生因为评价标准不一而受损。 同样，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也带来了问题，比如基础教育育分不育人的“教育方向”，“从幼儿园开始准备高考”，已经成为我国基础教育的现实。中小学教育的题海战术普遍盛行。 素质教育概念在恢复高考10周年时，被国家教育部门隆重推出。1987年4月，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在九年义务教育教学大纲统稿会上首次提出了“素质教育”的概念。但在在素质教育概念提出20多年后的今天，我国基础教育尚未探索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大家都意识到问题所在，套用查全性教授评价当年社会对恢复高考制度的渴求心情的句式——大家都觉得不恢复高考教育没法办了——“大家都觉得不改革高考制度不可能推行素质教育”。 可是，高考制度的改革却很艰难。打破分数为唯一录取标准的高考改革艰难推进。自主招生实行6年了，效果如何？今年高考录取中，清华大学降60分录取蒋方舟引起争议，不少人仍旧反对实行自主招生，认为这制造了教育不公平：谁有资格申请自主招生、谁来评价自主招生学生的素质与能力、具体的优秀标准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大学并没有给出满意的回答。于是，有相当多数人呼吁，停止自主招生，甚至喊出宁愿牺牲一个未来的钱钟书，也不能破坏教育公平的口号。 我是高考多元录取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具体建议包括，改目前由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举办的统一高考，为社会考试机构举办的学业水平考试，这样的学业水平考试可以有多家多种，并一年举办多次，由大学、高中生自主选择，并在选择中促使考试机构的竞争，这既可避免教学完全围着考试转的情况，也可使考试评价更为科学化；改目前按统一高考成绩录取学生的录取制度为高校自主招生制度，高中生中学的表现，选修了哪些课程、这些课程的难度如何、获得的成绩如何，参加了哪些社区服务活动、有哪些创新科技成果，也是高校考察的重要内容，如此，才能使对学生的考核评价综合化、动态化、持续化。可是，这些建议无一例外地被批评为不具备可操作性，而根本原因是当下社会诚信依然缺失，大学公信力也有待提高。 高考制度改革，不比恢复高考制度，虽有改革共识，但涉及利益广泛，在教育公平问题的困扰下陷入困境，如何摆脱这种困境，是未来高考改革的难题。 高校扩招与大学生身份 曾经有大学毕业生向我抱怨，扩招让他们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无法找到工作。按照官方的数据，每年至少有30%毕业生无法在毕业当年找到工作，具体而言，现在每年无法找到工作的毕业生数，比1998年一年所有高校招收的学生还要多——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108万人，而200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近560万，按30%计算，不能当期就业的毕业生达到168万！ 1999年高校扩招的建议者汤敏先生，被称为“扩招之父”，在扩招的最初时光，这一称谓还有几分褒义色彩，因为这一扩招举措，让多少被挡在大学校门之外的学生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而随着2002年第一批扩招学生就业，以及2003年大学毕业生剧增，扩招建议开始被质疑。 汤敏先生至今仍然坚信扩招的建议没有错，只是建议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在以个人身份向中央寄的一封信中，他大致陈述了5个理由支持扩招：其一，当时中国大学生数量远低于同等发达国家水平，18～22岁适龄青年入学率仅为4%，当时菲律宾31%，泰国37%，印度8%；其二，1998年国企改革，大量下岗工人进入就业市场，如果大量年轻人参与竞争，就业将面临恶性局面；其三，国家提出保持经济增长8%目标，扩招前经济增长率为7.8%，急需扩大内需，教育被认为是老百姓需求最大的项目，于是酝酿增加高校收费；其四，当时高校有能力消化扩招，平均一个教师仅带7个学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高等教育的普及事关中华民族的整体振兴。 这5条理由中，真正与教育相关（教育条件、教育承受能力）的理由，只有第四条，其他的，都是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理由。而这第四条“当时高校有能力消化扩招，平均一个教师仅带7个学生”，还值得商榷。 每个研究者都有建议的权利，问题在于对研究者的建议，政府该采取怎样的决策程序进行决策，以符合教育本身发展的规律。令汤敏始料未及的是，他的建议有一部分很快得到采纳，而且推进速度更快，汤先生的建议是3年扩一倍，结果是6年扩了超过5倍；而有些部分却没有得到采纳和及时推行，比如，关于助学政策的配合，以及教育改革的与时俱进。 在官方看来，正是扩招，为中国教育过去10年书写成绩，提供了宝贵的材料。经过10年扩招，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迅速达到24%，实现了由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跨越，实现了全世界第一高等教育规模的光辉业绩。 扩招无疑使得更多的人才有了“大学生身份”——回顾从恢复高考的1977年，到1998年，这21年时间中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十分“缓慢”，199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收本专科生108.36万人，这一年的招生规模，比上年增加8.32万人——这21年间，平均每年招生规模递增数为4万名左右。如果按照平均每年增加4万名招生规模计算，到2008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招收规模为150万左右，如果按照1998年的递增规模8万人计算，到2008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招收规模为190万左右——但是，当“大学生身份”是需要自己付出高昂的学费，而且，即便有了大学生身份，却无法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时，不由让大学生对自己读大学是否值得产生怀疑。2007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后悔读大学的学生占到所有被调查学生的30%。 同样的问题，已经逐渐上移到研究生教育、博士教育。数据显示，我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我国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已超过310所，而美国只有253所。2006年，美国培养的博士有5.1万人，我国培养的博士已达4.9万人；2007年，中国博士人数继续上升，已超过5万人。可是对应这样的博士培养规模，我国培养的博士有相当比例并没有到科研单位从事与所接受博士教育相关的研究工作，而是到了一些其他学术要求并不高的岗位，半数以上进入政府，当上了公务员。 招生、培养、就业，在教育中是不可分割的三个环节，有怎样的培养能力招收多少学生，根据社会需要适当调整学校的培养定位与具体结构与数量，这是办学的内在规律的要求，可是，为了数字规模，或者为了诸多非教育目的，很多高校置规律于不顾，把高等教育演绎为“身份教育”。 教育市场机制与产业化 我们已经听到教育部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没有出现过产业化问题，事实上，一些地方教育产业化曾经轰轰烈烈地推进。而教育部的坚决表态，传递的信息是“教育产业化破产”。 按照高等教育成本分摊理论，受教育者分摊部分高等教育成本，是应该的。但这涉及高等教育成本本身为多少、受教育者应该分摊多少的问题。如果不核算清楚高等教育成本，不顾受教育者实际支付能力而让受教育者承担过高的成本，必然使教育成为负担，学费成为求学的拦路虎。资料显示，我国大学学费标准，占到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80%，占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0%。更令人困惑的是，对应高额学费，高等教育质量并没有“按市场规律”提高。 在过去10年中，教育产业化这个词汇出现的场合，一般与扩招、学费、贷款、民办教育、校办产业相关。简言之，在现实的办学中，“产业化”即高校把教育办成一个赚钱的产业，由此只顾规模，不顾质量，只管收钱，不管受教育者是否有支付能力。 扩招规模过大，被认为是产业化之祸，因为有的学校靠招生来维持生存，于是尽可能多招学生；学费过高，被认为是产业化之祸，因为做大教育产业，在国家投入缺少、社会资金渠道不畅的情况下，“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逻辑会让办学者想方设法让受教育者掏钱；高校高达2000亿元的贷款，也被认为是产业化之祸，在做大学校规模的指导思想下，高校盲目扩张造成债台高筑；而民办教育出现的各种问题，更被认为是产业化所误导，想靠赚钱而投身教育，本就有违教育的公益属性…… 尽管不少专家、学者分析教育其实有产业的属性，但由于高学费、低质量、大学高额负债、学校校产企业频频爆发资金丑闻，致使“产业化”成为过街老鼠。受到牵连的，有教育“市场化”观念。这一观念的核心是，应该在教育发展中打破教育垄断，引入竞争机制，促使教育健康发展。 总体来说，我国教育当前出现的问题，恰恰在于没有市场竞争机制，由此很难按教育规律与学术规律来办学、治学。由于没有竞争机制，学校很少感受到竞争的压力，由此可以不顾及办学的质量，没有了教育家精神，失去办学的尊严。在高等教育领域，对于整个学校来说，招生时受教育者没有充分的选择权，集中分批次录取，学生只能拿到一张录取通知书，学校靠制度减少了彼此的竞争，培养时受教育者也没有选择权，学校间没有通畅的转学制度，学生很难从一学校转到另一学校；对于学校领导来说，由于任命权、评价权、考核权在上级管理部门手中，因此，往往办学对上负责多，对教育本身负责少；对于学校教师来说，由于几乎没有资源配置权力，无论是招生、培养、学科发展，都少有发言权，因此，在办学中，遵照行政命令多，自主开展教学与学术研究者少。 由于没有市场来促使学校竞争，有危机意识和质量意识，这反过来给政府实施对学校的行政性评估提供了“理由”，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各类由政府主导的评估直接介入高校办学，虽然舆论普遍认为行政性评估劳命伤财，但是，人们同样担忧，如果没有这些评估。大学的办学质量、办学条件可能更不乐观。 治理教授与教授治理 在1985年度“上海好新闻奖”以及1985年度“全国好新闻奖”评选中，文汇报记者章成钧撰写的消息《王沪宁破格晋升副教授》获得一等奖与二等奖。 出生于1955年的王沪宁在30岁时破格晋升副教授，成为新闻，且是好新闻，足见在当时，破格晋升，是十分具有新闻价值的高校事件，副教授，也是十分值钱的“学术头衔”。而在今天，高校中，不用说30岁的副教授，即便20多岁就有正高职称也不希罕。以北京大学为例，学校有1597名正高级教职人员，其中博士生导师1227名。 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有流行语，叫“教授满街走，讲师多如狗”，而这个世纪初期，已经变成了“院士满街走，教授多如狗”，这是坊间对教授太多太滥的不满；在大学一些实验室、课题组，最低的职称是副教授，接值班电话、倒开水的也有博士学位。 1978年3月7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恢复和提升职务问题的请示报告》，决定在国务院没有作出新的规定以前，仍执行1960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恢复原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的职称。提升教授，副教授的审批权限改为省、市、自治区批准，报教育部备案。 在中国教育界，这一决定的重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说，不亚于1977年恢复高考。恢复高考，让广大学子有了进入大学的通道，而办好大学，则必须建设好教师队伍。30年来，高校教师职称评聘制度，一直是管理、使用教师的核心制度，职称评聘制度改革，一直是高校内部管理改革的牛鼻子。职称，是所有大学教师关心的头等大事。 说白了，职称评聘，无非包括谁来评、评谁、怎么评、评多少、评和聘有什么关系、评上有什么待遇、有多长有限期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在过去的30年中，一直在改、一直在议，也一直在影响高校办学质量的提高与大学教师的形象与声誉。 其实，早在这一决定推行之后的第五个年头，国家就发现以上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于是，1983年9月，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顿职称评定工作的通知》，指出职称评定工作存在的问题，包括审批权限不一致、评审标准不具体、相当一部分获得学术和技术职称的人名不符实等。 客观地说，直到今天，这个通知指出的问题依旧没有整顿清楚——评价教授的标准是什么？是论文数、专利数、经费数？还是官位、名气、财富？有教授头衔的，太多不是从事有关学术和技术工作的高级人员，在我们的视野里，演“皇阿玛”的演员不但成了教授，还当上大学院长，电视台的主持、T台的模特，不也都有了大学教授头衔？而技术职称与工资级别、生活待遇紧密挂钩，已是常识，评上教授就当上教授，就一直享受教授待遇。 就如高考制度一样，职称评聘制度在而立之际，也遭遇困惑。不少人士呼吁，取消职称，而按岗位任用人才。即设立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岗，被招聘到教授岗，为教授，离开教授岗，就不再是教授。不像现在，一旦有了教授职称，就永远被称为教授，还一直享受教授的待遇，不管他有否教授的水平，作出教授的贡献。 如此改革思路，固然有革除原有制度弊端的一面，可是，在官本位和人情观念浓郁的中国社会和高校，怎样定岗、谁来聘任、谁来评价，问题依旧没有清晰。而在现代大学制度已经建立的一些发达国家高校，从保障学术自由角度出发，只要被聘为副教授（甚至助教授），已经是终身教职，因为教授的贡献，有时并不能短期考核，更重要的是，以探求真理为己任的教授，其岗位与生活，不应受到政治、经济等因素干扰。 分析过去长期来高校的人事制度改革，几乎全由行政领导主导，上世纪末北京大学将所有岗位分为三类各三级、清华大学将所有岗位分为九个等级的人事制度改革，将最高级岗位的津贴和最低级岗位的津贴拉开为10余倍，就是学校领导们讨论出台的方案。大家发现，几乎所有学校领导、学院领导均上了重要的A岗，领取最高的津贴；而一名处级干部的待遇，也要优于一线教授。改革成为某些利益共同体分享利益的手段。 对于国家投资、人民缴费的国立高等学校，人大代表有权进行监督，教师以至家长、学生代表，都有权参与学校的决策。目前，不少地方人大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专业性不强，对高校的改革、发展监督也很少；而高校的教职工代表大会，也由于其“代表”大多为行政人员，在参与学校决策过程中走形式的不少。因此，高校的人事制度改革，需要在正确的教育理念下，对整个教育体制进行改革，与此同时，还必须有整个社会改革的配套，否则，将难以起到改革的效果，也无法通过改革，加快高校的发展。 教育改革中的复杂情绪，实则表明教育改革是一个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只牵“一发”，而“全身”不动，这样的改革，可能难以产生改革的效果——教育的“全身”在于从上而下的计划体制，行政办学思维与特权治校。更关键的是，教育改革，并不只是教育的问题，还有诸多非教育本身的问题，因此，改革的复杂也就可想而知。但是，无论改革多复杂，改革的方向不可动摇，我们必须努力做的是，为实现这样的改革，造成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