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汪丁丁 5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杭州，最后的印象》，引来许多争论。其实，任何城市对任何一个人而言的“印象”总是多层次的，随着体验的积累和消磨，这些印象逐渐沉淀，不再是印象了。所以，我必须在5年前写下我对杭州“最后的印象”。在“印象”之后发生的，根据休谟的哲学，应当是“观念”。关于杭州，我现在能够写的是观念——与休谟的看法相反，观念比印象更具体，它们是“上升到具体”的印象。
具体而言，我最初的杭州印象是：西湖以及围绕着西湖的慵懒。随后的几年，我形成的杭州观念是：茶，茶文化，西湖的山水与历史。再具体地，我熟悉了“湖畔居”和“外婆家”这样一些与我在杭州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场所。从哲学角度看，任何一个人对任何一座城市的认识，就是这样逐渐地，从印象而观念而具体化为“我的”日常生活，从而那座城市不再是陌生的，它是我的，是我熟悉的，是对我亲切的城市。 湖畔居是西湖东岸的一家茶馆，开业刚好10年，它的故事引出的关于“茶业与茶文化资源”的经济学议题，在过去几年里始终吸引着我。我这篇随笔，只能写出其中的两项议题和我的大致看法。我写出这些看法是要批评经济学家，也因此超出了经济学，可算是对经济学思维方式的批评吧。 首先，中国经济学家应超越“市场–计划”两分法的抽象争论。例如，杭州的茶业的长期繁荣，与任何“资源密集型”的产业一样，密切依赖于茶的各项资源——山、水、自然环境与文化蕴涵——是否“可持续地”开发与养护。关于“资源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表明，单纯的市场竞争并不能保证环境与文化资源的最优配置。这里，最著名的论证是阿罗提供的。他认为人类社会无法引入未出生人口的竞争性的市场，所以，资源的边际价值只能由已经出生的人口的竞争性市场决定。这样的定价机制必定导致未来收益的折现率偏高从而可能导致环境与文化资源的不合理耗竭。所以，既有人口对未来人口的历史责任感势必成为纠正环境与文化资源的配置偏差的重要因素。 湖畔居茶馆目前的产权形式——国有厂长责任制，以及它的总经理朱家骥先生在湖畔居这一产权形式约束下的10年茶业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可与阿罗的理论推测相互印证，引导我们超越“市场–计划”两分法这一简单的思维方式。目前，杭州的茶经济正在市场化的思维方式的误导下迅速地耗竭它的环境与文化资源。尤其是最近两年，西湖沿岸餐饮业和私人车辆的泛滥，不仅使湖面进入“富营养化”状态，而且使三面环山的西湖区域笼罩在大量汽车尾气及日光照射联合作用所产生的“光化学毒雾”的危险之中。可是，我们也知道，任何形式的计划都意味着官僚化的管理，从而可能导致严重的低效率。所以，与中国各地的经济实践者面临的问题一样，杭州茶业的实践者们必须寻求“市场”与“计划”的某种最优混合。并且，在寻求市场与计划的最优混合制度的过程中，越是具有长期性的经济活动——例如自然环境与文化资源的合理开发与保护，实践者们的历史责任感就越是一项重要因素。 其次——我要表述的第二项经济学议题：中国经济学家应超越“私有制–公有制”两分法的抽象争论。在任何社会的经济实践中，“所有制”或“财产关系”，只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许多维度之一，它的重要性是随经济实践的性质而变化的。经济实践越是偏向于文化的和精神的，财产关系在人与人之间关系诸维度中也就越是居于次要位置。 例如湖畔居的产权形式至今仍是公有制之内的所谓“厂长负责制”，它甚至还没有过渡到“资产经营承包制”和更进一步的“股份制”。几年来，我对朱家骥先生在湖畔居的日常经营活动的观察使我相信，一套真正优越的产权关系必须与特定人群的行为和情感相适应。 上一议题结尾处我所谓“最优混合”，其实是三种监督方式的最优混合。按照产权经济学的解释，任何经济绩效都源自人与人之间成文的或不成文的交易契约的实施，而任何契约的实施都只有三种监督方式。其一是契约各方的自我监督，其二是相互监督，其三是与契约各方无利益关联的“第三方”监督（法院、公共舆论等）。就杭州的茶资源保护而言，由于自然环境和文化资源可持续的合理开发与保护的长期性，基于历史责任感的自我监督和代表社会公益的第三方监督或许是最重要的。而且，当政府陷入了市场化思维方式时，茶业经营者的自我监督就成为最重要的监督方式了。 人人都可以实施自我监督，但人们的道德感和历史责任感可能极不相同，因此任何企业经营者都需要寻求某种“最优混合”。极端而言，企业主管人员可以借私有化之名掠夺公共资源，也可以在公有体制内推行私有化的管理，牟取私利，可伤害合作者的情感，可耗竭长期资源。但湖畔居推行的基于道德自律且适应员工行为与情感的管理方式，与此大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