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投资效益之惑 过去20年来，尽管公共教育经费占GDP比重都很低，相对来说，印度的支出比例比中国还是要高一些。相比公共财政而言，中国满足日益增长的教育经费需求，更多是通过增加学费和其他一些费用实现的。1991年，中国的学杂费比例只有4.4%，到1998年增加到12.5%（来源：中国教育部，2001年）。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中国教育经费55.8%来自公共支出，44.2%来自私人和社会。 印度教育96.2%来源于公共投资，3.8%来自私人和社会。美国教育25%来自公共私人。中国教育大量来自私人是很多原因所导致的。 投资来源的结构性差异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中央政府将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责任转移到地方，而地方政府又通过增加税收和学杂费来筹措经费。其次，学杂费已经成为发展高等教育的一大收入来源。上世纪90年代初，学杂费从几乎为零的水平增加到1998年的890美元。最后，很多大学都通过经费独立的学院或学校从事成人教育开辟收入渠道。 从调整后的购买力平价指标对比可以发现，中国小学中每个学生的购买水平相对是很高的。1999年，中国小学生的购买力是372美元，印度为303美元。中国中学学生购买力水平为833美元，印度为295美元，相差两倍有余。 2001年，中国私人小学入学率只占社会总入学率的1.5%，中学为3%，大学为9%。韩国由于中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发达，其中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入学率分别达到38%和86%，私人小学的入学率占总入学率的2%。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尽管中国的义务教育表面上是公共性的，但资金来源却更多显示了私人的特征。印度在这个问题上的状况和中国相反。印度非政府组织拥有51%的中等学校和58%的高等院校（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4年），美国政策科学家和政治学家约翰8226;金登认为，这些数据并没有反映出独立于政府的印度私立学校的真实状况，在印度，城市地区的私人学校只占总数的17%。她引用了一个经常被引用的说法解释说：印度私人学校数目的增长源于公立学校教学质量低下。 这些趋势对两国构成了不同的挑战。有人认为，因为私立学校更具创新性、高效率和灵活性，印度越来越多的私立学校将给这个国家带来很多益处，使该国的教育系统更好地反映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 印度教育对公共投资的依赖也使这个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现在，该国教育赤字规模巨大，地方和中央财政的赤字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中国的根基则扎实得多。其增加的教育负担落到了家庭身上，而学生获取补贴和教育贷款相对来说容易得多。 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孰重孰轻 由于初中级学校入学和毕业率增加，经济发展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在提高，中印两国的高等教育都面临需求增长的问题。相对中小学来说，高等教育要昂贵得多。 在中国，1999年每个大学生的教育花费达到人均GDP的161%，这个数字是普通中学的7倍，普通小学的15倍。大学教育花费增长总额中，40%是由家庭来承担的。这样，中国大学教育的经费来源已经成为十分敏感的问题。 中国教育的财政负担水平确实不高，不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微观计量经济学创始人赫克曼(JamesJ.Heckman)教授认为，中国人力资本并不一定能从硬件投资中获得收益。2002年，中国大学硬件建设速度超过了40%，硬件资本和人力资本只有相互补充才能发挥作用，过去出现的一些政策失误很难使硬件建设发挥效率。赫克曼的批评可能揭示了中国高等教育公共投资方面的弊病：基础设施建设正在转移中国的教育经费。 人们对印度的批评集中在基础教育经费被高等教育挤占过多，印度对此也有辩解。尽管印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总体教育支出水平在增加，但在1996年到1997年，高等教育经费增加比例超过了初级教育。相比较而言，1985到1986年印度高等教育经费所占比重为14%，到1996到1997年，比例降到了11.5%，初级教育经费比重则由46.3%增加到50.1%。1998年，中国投入到高等教育的经费比重为15.6%。 印度之所以减少了高等教育投入比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源于高校数量和入学人数的减少。由于长期坚持发展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支撑经济发展，如果不在高等教育中进行巨量投入，印度很难实现这一目标，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印度重视基础教育的重点显得有些姗姗来迟。 教学质量 我们通过调查退学率和留级率研究教学质量。教师质量也是重要研究对象，这是鉴别教育成就的重要方面。假如中印两国都不参与国际性测试，那么上述方法就是判断其教学质量的仅有工具了，以内相关数据获取难度很大。 退学率和留级率也是决定教学质量的关键性衡量指标，因为从整体上看，这两个指标决定入学率是否能最终有效。所以，讨论这两个指标可以让我们发现中印两国教育系统的一些真实情况，它们对其入学成果是否有重大影响。 数据显示，2007年，在增加家庭收入的条件下，学生退学率明显降低，完成学业的学生人数增加，对整个入学率都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他们认为，仅凭义务教育法强制学生上学，在教学质量没有提高的条件下，很难起到实质性效果。提高教学质量能自动减少学生辍学打工的人数，父母也更乐意让孩子上学，享受到上学带来的好处（印度有1400万童工，中国则对未成年人工作进行了严格规定）。对撒哈拉非洲的调查实际上也证实了这个结论，那里的教学质量比中印两国更加糟糕。 即便印度小学教育能成功达到100%的入学率，如果目前的情况持续下去，能上到5年级以上的只有83%。退学率是衡量教育质量的又一大指标。1998年，印度小学退学率从1960年高于60%的比例降低到38%（来源：印度人力资源部，2000年），这样的水平仍是很高的。在减少小学教育资源浪费，提高资源利用率的问题上，印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政策重点是提高教学质量，减少学生退学率。 中国的初级教育水平相对高一些，2002年到2003年，其5年级就学率达到99%。即便是在1990年，中国的小学退学率曾经高达15%，但也比印度1998年38%的比例低得多。到1998年，中国小学退学率更是降到0.9%，中学则为3.2%。中国中学留级率2002年为0.3%，印度为4.8%。换句话说，中国以较高的毛入学率换取了较低的退学率和留级率。与中印相比，韩国1989年小学毕业率达到100%（参照入学率计算）。 教师质量 研究表明，教师质量是决定学生素质的重要因素。尽管国际上对教师质量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但像中印这样的新兴国家，教师培训、教育和任用都是影响其质量的重要因素。 中国小学学校中，获得国家认可的教师资格证的教师比例从1991年的80.7%提高到1998年的94.6%。据报道，尚未获得资格证的教师也拥有“部分”执业资格。与同期相比，中学教师资格拥有人数比例则从46.6%上升到80.5%。2002-2003年度，中国教师与学生的比例为1∶21，印度为1∶41，相差近一倍。 中国建立了教育监察制度，检查学校教育质量。教师工资包含许多组成部分，其中，学生分数在衡量教学水平是否提高上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学生在选择学校方面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在邻区选择学校。学校于是收取“择校费”，部分用于向教师发放奖金。中国尽管私立初级学校很少，由于选择学校体现了学生的偏好，这对公立学校之间也产生了竞争压力。 据统计，印度87%的小学教师已经获得了为期一到两年的教师培训资格证或其他学位证书(来源：国家教育研究机构,1992)，58%的中学教师具有硕士以上学位，33%受过大学教育，9%学历较低。不过，统计数据掩饰了印度存在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教师不从教现象十分突出。假如教师不安心工作，纸面上的证书就不会发挥什么作用。 根据抽样调查，印度25%的教师根本不去上课，而乌干达为27%，已经是有统计数据的国家的高水平了。在印度，教师不从教的比例从14.6%到41.9%之间变化，导致政府收入降低。对印度来说，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比如道路）和严格教学检查可以有助于提高教师从教率，效果比补偿或地方强制要好得多。如果印度能像中国一样，通过增加建立教育监察提高从教率，这对印度农村教育委员也会产生积极影响。 印度教育经费占GDP比重比中国和韩国都高。较高的学生退学率和较低的教师从教率表明，其教育经费使用效率并不高，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是印度面临的巨大挑战。而中国的教师质量很高，学生与教师配比人数的比例不高，同时，更完善的监察制度和择校自由使中国基础教育质量优势更为明显。
中国教育投资正当时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8226;赫克曼认为，中国目前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可能会达到３０％－４０％，远远高于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水平 “中国目前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可能会达到３０％－４０％，远远高于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水平。”詹姆斯8226;赫克曼教授阐述了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以及相应的策略。 詹姆斯8226;赫克曼说，中国教育巨大的消费市场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教育投资；当国外正在积极进入这个市场的同时，国内教育投资也正当热潮。特别是作为高端教育的ＭＢＡ、ＥＭＢＡ正以巨大的教育消费和投资回报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根据詹姆斯8226;赫克曼的调查，中国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占ＧＤＰ的２．５％，而在物质资本上的投资占３０％，美国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占ＧＤＰ的５．４％，对物质资本的投资占１７％。和世界其他各国相比，中国的２．５％这个数字是比较低的。但与此同时，中国真实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可能会达到３０％－４０％的水平。当然根据目前中国的情况，这个水平应当是比较高的，也由此提醒人们，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对于教育的需求是非常大的。这种回报率可以使得我们对于教育的供给和需求持续下去。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不仅仅是消费活动；相反，教育在这里被看作是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同体现在物质产品上的物质资本一样，都是生产投入的要素，都对生产发展和经济增长发生作用。在美国，国民收入的１／５来自物质资本；４／５来自人力资本。重视教育投资是现代经济中最突出的特征。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