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何造“硅谷”
郑友林(东方一平)
eNet硅谷动力【eNet专稿】关于“硅谷”的报道和讨论已经持续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许多人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硅谷”成功的因素，也涉及到国内各个地区争先恐后建立“硅谷”的问题。无论从宏观角度还是微观角度看，应该说这些问题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为了进一步讨论的方便，作者尝试把部分作者的主要观点进行了一些归纳、综合和评论，以便对此类问题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并且有助于推动相关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也使讨论更加专业化，更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在本文中遗漏的主要观点和内容，希望其他作者能够不断补充和完善。
“硅谷热”的形成
在美国的西海岸，有一个从旧金山到圣荷塞100公里长，从卡菩提诺(Cupertino)到富莱蒙特(Fremont)30公里宽的一个狭长地带，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硅谷(Silicon Valley)。过去的三十多年中，这里诞生了数以千计的高科技公司和数千亿美元的财富神话。从惠普(HP)、英特尔(Intel)、苹果电脑(Apple)，到太阳系统(Sun)、思科(Cisco)和雅虎(Yahoo!)，从斯坦福的特曼(Terman)教授，到因特网先生钱伯斯、再到雅虎酋长杨致远，他们都是新经济的开拓者、建设者和受益者。1999年硅谷的销售收入超过3000亿美元，超过中国全国GDP的四分之一，这意味着人口仅100万的硅谷创造了相当于3亿多中国人创造的财富，也就是相当于中国十个中等发达程度的省市的产值，换言之，硅谷人的劳动生产率是我们的300倍，再说白一点，硅谷人干一天，相当于中国人干一年。如果用一个更加市场化的指标来衡量，即硅谷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到2000年初，硅谷的上市公司总市值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所有上市公司(1000余家)总市值的两倍。仅思科公司的总市值就已经达到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约等于中国所有上市公司总市值)，比通用汽车(GM)、福特汽车(Ford)和克莱斯勒(Chrysler)的总和还多。硅谷的发展和成熟，宣告美国的第一财富创造中心已经从美国的东部和中部转移到西部。
还有，硅谷每月制造出大约30位百万富翁，也就是说，平均每天产生一个百万富翁，而且这些人大多数是从零开始创业的，对于充满创造力的年轻人来说，硅谷无疑是一块创业的乐土。
硅谷是成功的，这也难怪，硅谷是美国人心中的骄傲。连美国总统克林顿、联邦储备银行主席格林斯潘、财长等政府要员，都要感谢硅谷人，对硅谷人创造的奇迹赞不绝口。可以说：没有硅谷，就没有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也没有美国股市的大幅度上升。
无论是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还是个人来说，硅谷的意义都非常重大。它是如此地充满魅力，促使有些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官员设想，如果在本国也搞一个“硅谷”，岂不是天大的好事？于是，各地的政治家们掀起了一场兴办“硅谷”的热潮。从日本的筑波科技城到我国台湾省的新竹科技园、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硅港”计划，从印度的班加罗尔到巴黎“硅桑蒂尔”(桑蒂尔区)，从美国的纽约到得克萨斯，都在兴建自己雄心勃勃的“硅谷”。
在中国大陆，兴办“硅谷”的积极性已经达到狂热的程度，据不完全统计，以“硅谷”为发展目标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就有53家之多。53个“硅谷”一齐争项目、抢人才，何等热闹。
过去，在中国大陆没有几个地方在科技成果产业化取得过重大突破，现在，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都成了高科技开发的急先锋。每个地方都声称自己具有独特的优势，都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办成名副其实的“硅谷”。果真是这样吗？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硅谷成功的原因。
硅谷为什么成功?
经济学家吴敬涟认为，“硅谷”的本质特征就是创业企业的栖息地。另一位经济学家毛蕴诗认为：一批高科技企业坐落在一起并不一定是“硅谷”，“硅谷”不只是指一种地方，“硅谷”更不是人才和资本的简单结合，而应是一种系统、一种机制。有人认为，中国只需要一个硅谷，只需要发挥其边缘辐射作用即可。以中国地方政府为代表的官方认为，硅谷应该在全国“星罗棋布”。
硅谷成功的因素
1、世界一流的大学和良好的开发环境。
斯坦福大学的人才和开放环境是硅谷不断发展与创新的源泉。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系，拥有众多的由公司资助的一流实验室，这里与产业界有着广泛的联系。斯坦福总是处在不断发明、不断创造的过程中，它为硅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科技成果和动力。
斯坦福师生创业是一种风气。硅谷的有些公司就是一些正在斯坦福就学的学生们创办的。著名的例子是雅虎。需要指出的是，斯坦福大学并没有“校办工厂”或“校办企业”。它办的工业园区当年以象征性的1美元的价格出租给创业公司。它的技术专利办公室只是帮助教授申请专利。学校的几十亿美元的基金交给一个资本管理公司做多样化投资以分散风险，其中只有很小部分投在风险投资公司。
2、雄厚的技术人才和睿智的创业家。
在斯坦福，不光是人才济济，更重要的是，从教授到学生都有着浓厚的创业氛围。几乎每个教授都办公司，几乎每个学生都在公司任职，或自己创业。不过，即便是这些技术天才对商业一窍不通也没关系。硅谷有着成千上万的创业家在游动，他们以创业为工作，以创业为乐趣。他们往往能慧眼识珠，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出色的技术成果。他们往往又收放自如，能以最快的速度拉来风险投资，功成身退。硅谷人的生活和工作观是“活着为了工作”，而在其他地方，则是“工作为了活着”。硅谷人是工作狂。工作本身是乐趣，创业本身是目标。百万、千万、亿万富翁们穿的是牛仔裤，吃的是比萨饼，喝的是可乐。他们的消费与他们的财富相比小得不成比例。在硅谷的雇员中，40%的人至少拥有学士学位，而且有1/3以上的人都是外国出生的移民。外国移民的源源不断地涌入，为硅谷输入新的人才、成果和创意。
3、成熟的风险投资机制和庞大的风险投资队伍。
硅谷自一开始，就是以风险投资模式来运作的，经历了二三十年的磨炼，已经非常成熟。在斯坦福大学附近沿280公路，有一个地方叫沙丘大街3000号，那里有几幢小楼房。据说，大约美国一半的创业资本公司都在这里。这显然是创业资本公司的圣地。这里云集着300多家的风险投资公司，每年投入近10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而在他们身后，是庞大的各类机构投资者和富裕家庭。一句话，钱不成问题。创业资本的投资风险非常高。事实上，平均大约九成的风险投资是不成功的。但有些成功的投资，回报是投资成本的成百上千倍。正是由于高风险/高收益，风险投资多由私人而非政府进行。
4、硅谷公司的生产结构是开放型的。
在硅谷，公司不是大而全，而是专业化，不同公司生产的部件相容。这种开放型的生产方式有利于快速的革新。
5、硅谷人才流动频繁，跳槽的情况常有发生。
加州法律环境较为宽松，使跳槽变得容易。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各州法律并不相同。一位法学专家特别指出，美国各州都有商业秘密保护法律。雇员受雇时，要签一个保证书，防止将来跳槽时商业秘密被泄露。在其他州这一法律的执行过于严格，使得原公司比较容易告成跳槽的人。但在加州却不是这样，这就有利于跳槽。
6、硅谷人容许失败。
在硅谷失败了不丢脸，一家公司没干成，再去干另一家公司。在硅谷常听到这样一句话：It‘s OK to fail，即失败是可以的。硅谷对失败的宽容气氛，使得人人都想跃跃一试，开创新企业，这对不想试的人造成压力。若在其他许多地方，失败了则会遭人白眼。
7、成熟的资本市场，尤其是新兴市场拥有的灵活机制。
在纳斯达克出现之前，对高科技公司而言，上市的门槛是高了一些，但是成熟的传统资本市场还是把一些经过时间检验的高素质公司送上了高速发展之路。而纳斯达克市场出现之后，较低的上市门槛、透明度高的电子交易系统和实力雄厚的造市商机制，更是催生了无数的新兴企业，把它们从名不见经传的中小企业变成了巨型的超级企业，同时也使得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更加畅通。
应该承认，美国的全国证券交易商自动报价系统(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为硅谷公司上市创造了有利条件。绝大多数硅谷公司上市时还不赢利，因此没有资格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上市。于是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为这些公司上市开了方便之门。众所周知，公司上市是通过资本市场筹措资金的方式，而我更想强调的是上市还是激励创业者的主要动力。
8、风险投资公司深度介入创业企业的经营。
一般谈论风险投资，仅限于给予资金方便。其实，风险投资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帮助组织和改造公司的领导班子。所谓领导班子，指首席执行官(CEO)和主管财务、销售和技术的几位副总裁。因为风险投资者一般都具备丰富的经验，他们知道组建好的公司经营班子至关重要。风险投资专家知道谁和谁能搭配在一起，能够把事业做好、做大。企业家把公司做大了，公司治理结构会有一个转变过程。企业从创业进入成熟后，需要不同的人才来管理。这个转变的过程需要有机制。风险投资家往往在其中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因为硅谷集中了各种各样的人才，而风险投资家有广泛的关系网，熟悉各种各样的人。因此，风险投资公司与所融资的企业的关系非常密切。从组织班子、参与管理、实行监督这一角度看，风险投资公司与华尔街上的投资银行和共同基金等金融中介机构有重大差别，因为后者与他们投资的公司之间的关系是“保持距离型”的，他们的操作只限于交易而不参与公司的战略决策，而前者对他们所投资的公司起战略决策作用。
木桶原理
有一个著名的木桶理论：决定木桶能盛多少水不取决于构成木桶的木板中最长的一块，而是最短的那一块。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构成一个成功的“硅谷”的“木板”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人才(专业人才群体、人才培养再培训基地、创业激情、创新精神、不惧怕失败的精神)；
2、企业经营(商业计划、商业模式、管理班子、持续创新能力)；
3、商业环境(专业化、开放式生产方式、协作配套观念和能力、产业链条)；
4、金融环境(融资能力、金融创新能力、风险资金及退出机制、科技板市场)；
5、法制环境(自由企业制度、完善且配套的法律、鼓励创新的分配政策和法律保障)；
6、流动性(人才、资本、股权、信息以及其他生产要素具有高度的流动性)；
7、社会文化(人的观念革命、鼓励创新、容忍失败、商业文化对人才是否具有吸引力)；
8、政府(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办事效率、增强服务意识、降低交易成本、减少腐败)。
如果说一个成功的“硅谷”木桶，是由以上八块“木片”组成，那么，世界各地的新兴“硅谷”们，请注意哪块木板是自己所短，因为忽视往往意味着“漏水”的开始。
风险投资也许是欧洲人心中永远的痛，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指出，欧洲在高新技术方面落后于美国并非由于欧洲科技水平低下，而是由于欧洲在风险投资方面落后于美国10年。由此可见，风险投资在硅谷的成功方面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
法律环境可能是中国木桶的漏水点，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刚刚开始，盗版和侵权现象比比皆是，政府部门在这方面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其实，许多科技人员出走，主要原因并不是硬件环境差，而是软环境太令人伤心。在遇到知识产权受侵害之后，科技人员往往是求告无门，或者被有关部门不了了之。因此，也导致科技人才一走了之。
不容忍失败是日本的致命伤。在日本，由政府和大公司共同发起的筑波科技城，近20年了，却鲜有建树。虽然科技城区内设计豪华，生活舒适，日本把最好的大学毕业生都送来这里。但后来发现科技精英们对生活并无怨言，但却由于面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精神压力，有的人甚至沮丧到自杀。相比之下，美国硅谷的创业者就不怕打击。建立东方硅谷，必须首先建立“失败后还有明天”的思维。创造更加自由宽松的人文环境，让“接受失败，容忍失败”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文化。
大包大揽还是无为而治？
在高科技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究竟应该做什么？硅谷的成功，几乎百分之百没有政府的行为掺杂其中，而完全是由市场自发导引的结果。硅谷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而是包括资本市场、社会发展、产业发展、教育发展在内的各个方面在一个区域进行整合的结果。所以，硅谷的形成完全可以说是偶然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加利·贝克就指出：硅谷这种自发形成的高技术园区“是永远不可能通过官僚温室的培育得到再生的”。
但绝对不能得出一个结论说政府就毫无意义，问题的关键是，政府究竟承担什么样的角色？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一直以来，国家采取的都是“两弹一星”的方式，这种方式曾经在单项技术赶超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因为这样能够迅速聚集人才、资金和各种资源。但是在技术集群的创新上却往往是失败的。在美国，政府采取的政策就是任千军万马齐上阵，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谁领先，谁就制定这个行业的法则。由此将美国带进了全新的数码时代。日本曾经就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这一点已经令他们吃到了苦头，而中国目前还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尤其应该注意这些教训。政府主导经济是不能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特点的。
政府所要做的工作是做企业和个人无法做的事情，特别是要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首先，政府所提供的是最基本的法律环境。通过法律保护创业者的产权和经营利益，而不是通过行政行为安排产权和利益分配。这就是政府在高科技产业发展中最恰当的角色，也是其成功经验之一。
其次，政府应该调动和保护创业者的积极性。比如，放宽政策，明晰产权，允许技术入股，而且不要限制什么比例，具体比例应由投资者和技术方自行决定；允许企业转让；搞好中国的科技板，为企业上市创造条件；放宽留学生回国政策，支持海外与国内的高科技合作等等。除此之外，政府应该尽量少管具体经营活动，让企业自行发展。应该说，长期以来，不是中国人缺乏企业家精神，而是我们的体制把企业和企业家都捆死了，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不松梆的话，不要说高科技，就是普通科技也没有希望。
第三，要求大学培养更多能独立思考、敢于创新，提供资金支持，鼓励学生大胆创业，并容忍失败的学生。为有创造力的学生创造宽松的在校创业环境。
第四，修订《破产法》的有关条款，以鼓励更多人甘冒风险而勇敢创业。中国人在美国硅谷创业成功的实例很多，这说明中国人并不愚钝，也不是中国人不敢冒险，只要有个环境，他们最善于白手起家，创业成功。
第五、实施环境创新。从事科技开发创新，需要一个清新的环境，包括气候、空间与阳光。在硅谷的创业者说：硅谷环境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起居随便而工作认真。
总之，政府的优势(也是应尽义务)是促进完善法制环境，提供保护，税收优惠，环境创新。哪个城市在这几个方面做得好，投资环境就好，就能够吸引人才，促进人才的创业积极性。反之，如果在这几个方面无所作为，却大包大揽，把属于企业干的事揽到自己头上，只会适得其反。或者过多的干预企业经营，只会扼杀新事物，那就会起很大的阻碍作用。
各地热衷于建立自己“硅谷”的行政官员们，总是看到自己的种种现实的和潜在的优势，就盲目乐观，仓促上马搞“硅谷”。其实，他们应该认真地检查一下自己的“木桶”，看看哪一片最短，是不是可以加长补足？抑或认认真真地检查几遍，看看这只木桶究竟是不是一只能够盛水的桶。
最后，奉劝那些热衷于造“硅谷”的地方行政官员，好好比照人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看看本地区究竟能不能创造出适宜的小环境，能不能取长补短，把本地区最短的“木片”加长。条件差的地方，特别是科技人才稀少的城市，还是要多创造外部条件，吸引人才。如果条件实在太差，不如放弃造“硅谷”的梦想，免得浪费资源，劳民伤财。作为具有决策权的政府官员们，最重要的是不要太主观，少干一些拔苗助长的蠢事。
致谢：为了比较全面地、清楚地说明一个讨论已久的问题，本文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综述了许多人的观点，引用了其他作者的一些资料，这里无法一一列举，在此特别说明，一并致以谢意。(写于2001年,以东方一平笔名发表在E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