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金融成长的可持续性与外部规制的供给
顾自安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361005）
金融成长分析对金融量性成长和质性成长及成长阶段的划分，目的不仅在于追求理论结构的完整更在于解释和说明现实中金融成长的过程。通过对我国金融成长现状的考察，可以看到我国金融成长存在明显的量性扩张和金融资源低效使用现象。金融成长长期表现为规模扩张的成长，不仅会导致金融资源的低效配置和浪费，而且会造成对金融质性提升的抑制，不利于金融成长的长期性和持续性。基于这一结论，笔者认为，金融成长同样应重视金融资源的适度开发和合理利用的可持续性。
本文将就金融成长的可持续性及与此直接相关的外部规制加以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推论。
一、金融成长分析的启发：成长的可持续性
金融“成长”分析是针对即有的理论割裂了量性成长和质性成长的现实展开的，“成长”分析的目的在于将质性成长与量性成长统一于金融这一有机体的变化过程中。作为一种不断前进、上升的过程，金融成长的动力源自于经济社会发展对金融的要求，这是由金融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这一根本性质决定的。离开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目标，研究金融成长是毫无意义的。而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任何国家，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市场化国家还是中央集权体制的国家，都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既然经济社会的发展由于资源有限和环境恶化的限制，迫使人类必须面对可持续发展问题，那么，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长久的后续支持的金融成长自然也存在可持续性的问题。金融成长分析的这一启发要求我们义不容辞地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金融成长必须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
可持续思想的形成是以发展观和资源论为前提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经济增长的本质是在不断扩大资源基数的基础上对资源进行充分开发和利用。科学技术革命使人类从自然界获取资源的能力不断提高，遍布世界的大规模开采开始使人类面临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的现实。这一问题由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而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导致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的现实表明，传统的发展观是短视的，这种发展观完全忽视了现代经济社会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是保持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非减性，完全否定了自然界的承载力和生态环境支撑能力的自然界限，违背了经济增长与物质财富扩张赖以实现的基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可持续发展思想作为一种共识应运而生。
金融成长可持续性观点的提出同样是以金融资源论为前提的。即金融首先是一种资源，其次金融作为一种资源是有限的。传统经济学和金融学长期以来一直将资本与货币简单地视为生产要素而将与此相关的金融要素排除在外。事实证明，这是远远不够的，现代金融不仅传承了传统的中介作用，而且通过金融创新，逐渐衍生为一种独立于真实商品生产和物流而存在的独立形式。因此，在经济金融全球化和社会资产日益金融化的形势下，有必要树立一种现代的、广义的和动态的全新金融资源观，即金融资源不仅包括资本和货币，而且包括与此紧密相关的其他各种非货币金融产品和要素及他们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功能。
金融资源作为一种同自然资源相对应的社会资源具有以下特征：（1）有限性。过度的开发利用金融资源会严重影响未来经济金融发展的进程，造成金融成长的不可持续，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社会性。金融作为社会资源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社会的产物。因而带有明显的社会性。金融一般不受国别或地理及自然属性的限制，而具有自我增值的功能。（3）不可替代性。由于金融资源的核心仍是金属货币，因此受自然属性和物理属性的制约，同样具有不可替代性。（4）可再生性。由于金融资源承袭了中介作用，其主要功能为中介、流通和贮藏，其使用的损耗不同于其他自然资源。而且随现代商业信用的创新，某种程度上具有可再生性。在良好的制度环境和高效的运行状态下是可以永久性持续利用的资源。（5）高流动性。金融资源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其专用性特征。不同于各种自然资源，由于受物理属性限制只能用于特征用途，而金融资源的社会性决定了金融资源具有高度的流动性。
在确立了金融资源观和分析了金融资源特征后，我们将进一步论证金融成长可持续性的意义。首先，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及自然环境的综合概念，也是以上问题的综合体。因此，研究金融资源的永续利用问题自然成为金融可持续成长的核心问题。由于金融成长对经济运行、发展具有广泛的全面深刻的影响，因此，既定时期的金融也构成当期经济发展的环境系统。这一点是金融可持续成长的“环境”内涵。其次，金融的可持续成长对于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具长远意义。转型经济一般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且此类国家可持续发展问题更为突出，因此强调转型经济中金融成长的可持续性对于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意义深远。再次，当前世界经济金融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自由化趋势不断加强，宏观环境的巨大变化也给金融成长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阻力。金融内部不稳定性和对经济波动的决定性作用日益明显，树立正确的金融成长观对于一国乃至世界金融发展和金融改革都具有历史性意义。
二、经济金融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自由化条件下的金融可持续成长
金融可持续成长作为成长分析的启发性结论，使我们有必要分析金融可持续成长的现实条件。金融的可持续成长是当前经济金融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自由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客观要求。在金融的可持续成长中，金融资源的适度开发和合理利用是核心和基础，金融的资源属性使金融成长具有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内涵和经济的社会性生态环境内涵，并且使金融的可持续成长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从可持续分析的角度看，金融成长的模式又可以分为“内源封闭式”和“外源开放式”。对于金融成长可持续的要求而言，二者具有不同的绩效和局限性。因此，金融可持续成长的模式应该是二者的综合协调和合理组合。
从一般意义上讲，金融全球化是经济金融化的子进程。20世纪50年代离岸金融的创立成为金融全球化的最初形式。进入90年代后，金融创新和金融改革掀起了发达国家金融输出的国际化浪潮，从而使金融全球化成为经济全球化中最令人注目的亮点。金融全球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金融机构设立及业务领域国际化；（2）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金融全球化打破了各国、各地区之间设置的金融市场障碍，加速了金融资源的全球流动与配置，高度紧密的一体化的全球金融市场体系正在形成，正确应付并合理利用全球化是一国金融实现可持续成长的关键。
经济金融化趋势的出现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与金融日益相互渗透密不可分，市场经济已成为金融经济；（2）经济关系日益金融关系化，以往各类经济关系日益表现为债务债权、股权和股利、风险与保险等金融关系；（3）社会资产和财富日益金融资产化，实物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代之以存款、股票、债券、期权、期货及衍生金融产品等金融资产；（4）社会资源配置越来越主要地依赖金融市场运作来配置。市场化改革中以价格为信号的资源配置流动过程日益转向由股份制和证券市场出现后的绩效信号，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突出；（5）金融资产和金融交易的虚拟化。金融资本的自我膨胀导致金融资源流动缺乏对应的实物资源流动，资本运作的虚拟化程度不断提高。经济金融化是金融可持续成长的根本要求。经济发展越是离不开金融支持，金融可持续成长的必要性就越强。
金融自由化是“金融资源配置应最大限度的发挥市场作用”这一思想在实践中的表现。作为经济自由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自由化主要表现为：（1）发达国家金融规制的放松趋向一致，金融自由化外溢趋势明显；（2）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主要表现为金融市场化为特征的金融深化加快。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旨在实现金融深化，克服金融抑制的金融改革日益融入世界金融一体化的洪流；（3）各国金融机构设置及业务范围、利率、汇率等金融产品价格的自由化。关于金融市场进入和价格规制的放松，已从发达国家走向发展中国家；（4）国际范围内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的相互开放。发达国家金融外溢的趋势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外资的现实促进了国际范围的金融开放。
经济金融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自由化正方兴未艾，但究其本质，都是现代市场经济最大限度的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金融市场效率以此实现经济发展和福利增长的方向和途径。作为动态的过程，以上趋势统一于金融可持续成长的过程之中。针对当前国际金融变革的趋势，笔者认为实现金融的可持续成长必须首先明确以下几个问题：（1）作为走向市场化和开放化的转型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是实现发展目标的根本前提，面对经济金融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趋势，转型国家金融成长的前提是准确定位，谨慎行事。不恰当的金融市场化和开放次序可能导致金融成长的停滞甚至倒退。（2）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客观的带有“公共品”性质的目标，其实现过程离不开政府的参与，脱离政府参与的金融自由化已被实践证明是不可持续的。实现金融可持续成长需要政府发挥重要的作用。为金融的健康成长提供合理的外部规制，从而为金融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和法律环境，提供金融成长的最大空间。这样有利于实现规制为金融成长创造环境，金融成长为经济发展创造金融环境的良性循环。（3）金融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金融成长分析要研究的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问题，成长的可持续性则是针对金融资源的后续利用问题。同其他资源一样，资源存量的积累与配置效率必须以收益成本作为标准来衡量。因此，研究金融的可持续成长有必要对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规制之于金融成长，作为成长的外部环境，规定了金融成长的空间。制度经济学向人们揭示了制度对于交易费用的作用，这一经济学的伟大发现对于金融成长分析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外部规制制度安排的合理性不仅决定了金融成长的空间，也决定了金融成长的成本和收益及成长的空间和可持续性。
三、成长的母体——外部规制的供给与金融的可持续成长
在第一章金融成长分析的理论框架中，我们划分了金融成长的两种形式和三个阶段，目的在于明确外部规制对金融成长形式和在不同成长阶段中的特殊作用。从金融成长的形式来看，无论是量性规模扩张推动的金融成长，还是质性提高推动的金融成长，都与外部规制的供给紧密相关。此外，从协同学角度看，无论是属于“他组织成长”为主的金融抑制和金融约束阶段，还是属于“自组织成长”为主的金融深化阶段，政府对金融成长的规制都是不可或缺的决定性力量。因此，作为外部制度环境的规制供给的分析成为金融成长分析的一个重要内容。金融规制作为金融系统的博弈规则，或更严格的说，是由政府设计的制约金融主体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用经济学的术语可以描述为：规制定义和限制了金融主体的决策集合。可供给的规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非正式规制，一类是正式规制。非正式规制主要指社会规范，行为惯例及伦理和道德准则；正式规制则主要指包括宪法和政策法规的政治法规、经济规则和合同约束。其中政治规制包括宪法和政策法规，前者为法律规制依赖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后者为行政规制，主要以政府宏观经济计划目标为依据，由政府指定的规制机构执行。经济规制则主要指经济系统内部由经济社会的一般规律决定的规制，包括市场规制，竞争规制等，是系统内生的一种维护公平、竞争和效率的规制功能。合同约束以产权的明确界定为前提，合同约束发挥规制作用以自由签约权和合同法为法律基础。通常来讲，非正式规制对行为主体的约束不是刚性的，只能给予舆论谴责或道德惩罚，而正式规制对行为主体的约束是具有刚性的，对违反规制的行为可以给予经济惩罚。规制供给分析讨论的不是要不要规制的问题，而是供给什么样的规制以及如何供给规制制度的问题。供给什么样的规制不能简单的只是政府的意愿和行为，合适的规制供给决定于经济发展对规制的需求，金融成长分析中金融规制的供给同样决定于金融成长对外部规制的需求。简言之，当一国经济发展宏观环境稳定，法律体系健全，经济秩序良好，金融成长空间需要扩展时，金融规制应较多的依赖法律规制、经济规制和合同约束，而政府干预式的行政规制则应减少；当一国经济发展宏观环境动荡或处于波动期，法律体系不健全，金融变革更容易加剧经济的波动时，金融成长的规制则应较多的发挥行政规制的作用。由政府从总体利益和全局出发而制定的政策法规更利于经济稳定与发展。对于转型国家的金融成长而言，金融规制供给的问题则更为复杂。一方面，由于经济基础差，市场化程度低，法律体系不健全等原因，行政规制供给难以退出；另一方面，由于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及来自经济金融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冲击，金融规制的供给又必须与国际接轨。这种两难的现状只能通过金融规制供给方式的转变予以解决。经济转轨之前，多数转型国家的规制供给都是计划导向的，即以政府宏观经济发展计划和发展目标为依据来提供金融规制，金融系统的计划运作特征极为明显。金融规制的供给长期以来一直以“管住”金融为目标，而不是以实现金融“成长”及可持续成长为目标。我国金融成长现状中同样存在这一问题。以计划为导向的规制供给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金融规制扩张和资源配置低效，金融微观主体缺乏独立性，金融创新动力不足，从而形成金融抑制。市场化改革是实现“市场作为主要资源配置手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尽管同样离不开政府的计划和引导，但资源的市场配置确主要以市场为导向。在向市场化过渡的转型经济中，金融供给同样应以市场为导向，制度供给方式的转变对于转型经济是有决定意义的。政治经济学告诫人们，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必须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金融成长作为金融规制供给的对象，金融成长的水平自然决定了金融规制的供给。具体而言，转型经济金融成长方式的转变和金融成长所处的特定阶段决定了金融规制供给的转变。只有从市场需求出发，从金融成长的可持续性目标出发，才能提供合理的外部规制。
结束语——金融成长分析的相应政策性推论
本文对金融成长分析的框架及外部规制与金融成长的作用机理做了力所能及的理论论证和实证分析。在前两章集中论述了金融成长分析的理论框架和重要命题，在第三、四章中分别就我国金融成长现状和国外金融规制演变做了纵向和横向的实证考察和经验说明，在第五章中结合前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进一步论证了金融可持续成长的重要性及外部规制的供给，即是对前文的总结和扩展，也是金融成长分析的具体展开。毫无疑问，从这些理论与实证分析中可以导出许多政策性推论。
需要强调的是，我国正处在一个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体制变革时代，具体而言，我国的转型改革是一个融市场化、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三重转型为一体的伟大变革，是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双重约束下推进市场化的变革。从集权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本身将逐步创造适宜于经济发展和金融成长的制度环境。受篇幅限制，本文未就金融制度创新展开论述。对于任何一种学科理论而言，为现实的活动提供相应的政策思路都是分析的基本出发点。基于此，本文同样从分析中推导出了以下相应的政策性推论：
1、依据金融成长的基本理论和实证分析，金融成长单方面过多地依赖量性扩张并不能实现金融的可持续成长。金融成长的关键在于以质性提升为内容的金融发展。金融量性成长与质性成长并非绝对替代的关系，金融成长需要量性扩张为其积累物质基础，也需要金融质性成长中的金融创新及内部组织结构创新来提升金融成长的水平，以实现金融深化。适当的金融量性成长是金融质性成长的前提条件，我国当前的金融成长政策应着力于，遏制金融的量性扩张趋势，改善金融资源的流向和配置效率，变革传统的金融体制。
2、处于金融约束阶段的金融成长具有较大的特殊性。金融系统本身的独立性不强决定了该阶段金融成长仍属于“他组织”金融成长阶段。第三章的分析表明，我国的金融成长目前正处于金融约束阶段。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尽快转换政府在金融成长中的角色，是维持金融健康、持续、高效成长的关键。金融约束阶段的规制必须是经济规制与政治规制的合理组合，应尽快实现由行政规制逐步转向经济规制和法律规制，为金融成长进入金融深化阶段做好过渡准备。
3、金融成长的外部规制作为制度母体，其模式选择应从各国的国情与实践出发，其供给与演变应以市场为导向。第四章关于国外金融规制的比较分析使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特征：尽管各国在金融规制的总体目标上大致相同，但金融模式的选择却不尽相同。一元多头、二元多头和单一集中模式都较好地适应了各国金融规制的职能。笔者认为，国外金融规制之所以对金融成长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不单是因为各种模式较好地适应了各国的金融成长实际，更重要的在于，各国金融规制的供给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我国未来金融规制的供给和金融改革都应借鉴发达国家规制制度演变的规律和趋势来实施。
4、实现金融可持续成长必须树立正确的金融资源观和金融成长观。关注金融可持续成长是金融成长的启发性结论，正确认识成长及成长的可持续性，从而树立正确的金融成长观和金融资源观是实现金融可持续成长的前提。作为一种过程而言，金融成长的阶段划分和定位是至关重要的。尽管金融成长的分析框架是初步的，但对于转型经济中的金融改革而言，金融成长处于何种水平是决定改革力度和改革方向的现实因素。明确金融量性成长和质性成长在金融成长中的作用及金融成长不同阶段中外部规制的作用是金融成长观的重要内容。金融资源观的确立不仅在于强调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明确了金融成长的核心在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实现金融的可持续成长。正确的金融成长观和金融资源观将为转型经济中的金融改革提供一个正确的知道思想。
5、金融微观主体对金融活动的积极理性的参与是实现金融成长及可持续成长的动力源泉。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根本在于通过市场配置金融资源，要实现金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各金融机构之间就必须首先成为相互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具有“产权清晰、责权明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特征。本文第二章中关于我国金融成长现状的分析表明，我国金融结构中，国有金融比重过大，非国有金融比重过小，暴露出明显的结构性脆弱。各金融机构独立性不强，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具备金融市场主体的特征要求。此外，金融机构之间缺乏竞争压力是导致金融创新动力不足的直接原因。当前，我国针对金融微观主体改革应致力于：加快微观金融主体的产权改革，改善金融机构管理和所有权构成，使微观金融机构尽快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理性经济主体；进一步引入民营金融，提高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为微观金融主体的创新增加动力；改善转轨金融的脆弱性，从而通过微观金融主体对金融活动经济理性的参与实现金融的成长和可持续成长。
6、金融创新是金融成长和可持续成长的直接动力。进一步推动金融创新并实现金融创新在层次上的不断跃升，是推动金融成长步入更高阶段的关键。长期以来，我国金融创新主要通过接收来自企业部门、个人和政府的创新需求信息，把这种创新需求转化为现实金融产品的途径来实现。但此种金融创新带有明显的被动性和防御性。金融成长向金融深化阶段过渡所要求的金融创新是金融部门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决定金融产品的创新内容、特征及出台时间，这种主动进取型的金融创新不仅带有一定程度的前瞻性，也可以使金融部门在金融成长中处于主动地位并发挥主动作用。今后的改革中，政府应鼓励金融创新，并为金融创新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法律环境。
7、在对外金融政策方面，为保持金融的健康成长和成长的可持续性，应尽快从政府主导型金融战略转向市场主导型的金融战略。审时度势，有步骤地开放国内金融业和金融市场，以充分利用经济金融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自由化带来的难得机遇。金融开放在给本国金融体系带来不稳定因素的同时，也为该国金融成长创造了机会，更为重要的是金融开放扩大了本国金融成长的空间，并为金融成长提供了开放的，自由竞争的环境。只有经得起大风大浪的金融体系才是发展良好的金融体系。开放金融本身不仅是本国金融成长的客观要求，也是本国金融健康成长的表现。只有在金融开放的环境下，在抵御各种外部冲击的过程中，才能是本国金融保持良好的成长性和成长的可持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