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临战抉择是最高指挥官要碰到的挑战，重大战役的临战决策更是考验决策者的智慧、勇气与耐心。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决定何时发动诺曼底登陆作战时，考虑最多的问题是，一旦发起进攻，盟军在抢占滩头阵地时将会遭受多大的损失。
当参谋人员说：损失可能会达到七成。于是，他要求进一步完善进攻计划。
当计划经过修订之后，他再问，盟军将会遭受多大的损失？参谋人员回答说：损失可能会达到六成。于是，他又要求进一步完善进攻计划。
当计划经过修订之后，他再问，盟军将会遭受多大的损失？参谋人员回答说：损失可能会达到五成。……
最后，当他得知盟军将会遭受多大的损失可以下降到三成时，他才同意实施进攻计划。结果，盟军人员伤亡为二成。
好一个经典的临战抉择过程！
现在，全世界都盯着中国的决策者。市场人士则一直在猜测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时机”。决策者此时此刻面临着与艾森豪威尔将军类似的问题。目前，中国不存在是否调整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关键是如何调？选择什么时机？以及确定多大幅度？根据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分析，中国的决策者现在最关注的是，一旦调整汇率，中国的商业银行遭受重大损失的可能性有多大？
如果综合研究表明：遭受重大损失的可能性有七成。决策者肯定要求进一步完善计划。如果综合研究表明：遭受重大损失的可能性有六成。决策者肯定要求进一步完善计划。如果综合研究表明：遭受重大损失的可能性有五成。决策者肯定要求进一步完善计划。……
最后，当决策者得知中国的商业银行遭受重大损失的可能性下降到三成以下时，决策者可能会发布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命令。这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又一个经典的决策过程。
在探讨“渐进主义”这个策略时，我又觉察到全球化和资本自由流动对一个国家金融政策的的影响。最近几年，国际社会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但是，中国政府却不急于做出选择，始终强调“没有时间表”，最有意思的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3月4日就表示过，中国汇率改革正在进行中，何时出台、采取什么方案，可能会“出其不意”。因此，把中国的这次决策与诺曼底登陆相比是很贴切的。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国一直没有松口，坚持自己的主张，中国在一直在研究和探索适应市场供求变化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国需要慎重抉择，笔者认为，在诸多因素中，对商业银行的担忧是最关键的，一旦资本项目放开，国际游资大进大出，脆弱的商业银行是无法承受的。中国政府的担心与加拿大银行所担心的“资本流动出现混乱”是一回事。可见，金融安全工作是各国政府的头等大事。
我想，全球化和资本自由流动应该是“渐进主义”大行其道的真正原因。达尔文用渐进主义的自然选择概念解释生物的进化，生物进化是缓慢的、逐步的过程，这是自然的规律，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自发秩序”。而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之间也有一定的共通性，社会进步的“渐进性”则主要是基于人类自身的原因。哈耶克提出了“知识有限论”、“人类无知说”和“自发秩序论”。他强调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人类获得的信息是不完整的、局部的、零散的和有限的，人不可能掌握所有事情的各部分信息，而信息分散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源得广泛分散。另外，他还发现：无知普遍存在。无知是必要的，有利于社会前进和发展。无知应该与理性相结合才能够推动渐进变迁，不应该过分滥用理性。他提出了著名的“自发秩序”观。自发秩序机制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自我运行与自我扩展的进化性机制。每个人都处于不确定性范围之中，每个人都不知道其他人的全部信息。每个人也不能构完全了解该机制运作的原因、规律与核心秘密。在这样的机制中，好像大家都进入了一个不能完全控制的急流之中，更多的遵循一种渐进演化、不断学习和不断反思的过程，并不是一种人为的可以被人类控制的过程，因而任何的人为式激进式改革都是不能奏效的。相反，渐进改革更有助于加快自我扩展秩序的演进和不断更新。任何急遽改革对于传统的冲击可能是致命性的，可能导致传统文化和价值的断裂，造成几代人的伤痛和价值－结构体系的紊乱。从传统的上述特性出发，改进和完善应该是渐进的。
在汇率问题上，我们的“无知”、“有限”就主要表现在对国际游资的潜在影响力方面。在全球化时代，资本自由流动在规模、影响力和潜在的破坏性都大大提高，对于一个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的国家来说，国际游资的进入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特别是对于银行体系会产生什么冲击，是需要论证的。如果准备不充分，就开放资本市场，外资进来，搅得市场天昏地暗，然后，抽逃资本，可能会把中国的商业银行整得七荤八素。从技术上讲，中国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还处在比较低的水准，经受不起突发事件的冲击，如果发生挤兑现象，可能会引起全面的金融危机，重蹈阿根廷的覆辙。所以，中国总理温家宝有一句话是非常经典，他说：如果把握不好宏观经济形势，没有健全的银行体系，轻易变动（汇率）会给国民经济带来一些难以预料的后果，同时也会影响地区以至世界经济的稳定。
在汇率问题上，中国政府官员们把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目标定位在建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之上，对这个定位，还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我以为，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目标也许就是建立一种“自发秩序”，而不是人为的安排或者操纵，而自发秩序的建立过程恰恰就是渐进的。
在全球化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环境之下，一国货币政策特别重视短期资本流动对本国经济金融的冲击，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金融混乱和金融压力，在这个问题上，连发达金融国家美国和加拿大都不例外。
做理论分析分析可以很简单，大而化之，可是，一旦上升到决策，就要仔细权衡，这是决策区别于理论分析的地方。对于决策的难度，只有决策者才明白。在美国人乱哄哄威胁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时候，有一个人很冷静，此人就是格林斯潘。2004年3月2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致信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谢尔比，在信中，格林斯潘警告说，中国的银行体系存在大量不良贷款，目前取消汇率限制只会使银行系统面临更大风险。如果让人民币汇率即刻迈向自由浮动，对中国的银行系统乃至全球经济都将构成进一步的威胁。中国的银行体系目前还很薄弱，忽然取消人民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将使情况恶化。一旦政府允许汇率自由浮动，中国人在海外投资和购买外国货币的限制规定也将被打破，这样人们可能会从银行大量提取人民币，可能会引起中国银行业的不稳定。取消资本管制，包括取消限制国内投资者到外国投资、限制买卖外币——这是让货币自由浮动的必要步骤，将导致中国的银行存款外流，更不利于中国金融业的稳定。虽然中国银行业的状况对美国人并无大的影响，但像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如果发生金融动荡，对全球经济前景都会带来威胁。中国应该采取许多步骤来强化银行体系，其中一些步骤正在进行中。
由此可见，格林斯潘非常清楚地知道，中国需要把银行问题处理好之后，才会决定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因为任何国家都不希望出现金融混乱局面，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更不允许出现金融混乱。(写于2005年4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