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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小说的核心价值在于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对人们急速膨胀的欲望以及社会背景的深刻分析，还有对挣扎在社会底层的群体的悲悯与关怀。如果缺失这一道德指向，那么技巧再花哨的写作者也不能成为都市文学的代言人。
撰稿·沈嘉禄（主笔）
在讨论中国当代文学时，有一个观点令人沮丧，但又不得不承认：优秀的小说绝大多数关注乡村题材，牢牢锁定在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一时段，在农村处于大面积剧变的宏大背景下，反映人的价值观、伦理观以及各阶层人群的强烈冲突。而同时，城市题材的小说写得都不能算成功，开掘的深度不够，没有树立起足够生动威猛的形象。真正令人信服、并可成为经典的都市小说还没有出现。 这让积累了长期城市生活经验、又以城市人为观照对象的作家们郁闷不已。其中也包括王唯铭。 王唯铭是一个出道很早的上海作家，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他的作品就频频发表在国内最高端的纯文学刊物上，比如《收获》、《上海文学》是很少刊登纪实作品的，但王唯铭的报告文学《我们这一代》、《1988：金字塔崩溃之后》、《1989：尾声？先兆？》就发表在这两本标示国内文学动向的杂志上，并引起当时文学界的“严重关注”。在世纪之交，他一如既往地以他所擅长的纪实体写作，向这个剧变中的社会奉献了一批作品，其中有《欲望的城市》、《叫喊的城市》、《女人的城市》、《上海七情六欲》等，最近一本《少数人的上海——富裕阶层生活方式探访》在刚刚落幕的上海书展上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兴趣。王唯铭以他对城市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巴尔扎克式的精到分析，更因为他一贯尖锐的批判态度，赢得了“城市狩猎者”的称号。 王唯铭拥有在国有企业操作铣床的经历，后来转到新闻界，先后担任过青年报特稿记者、生活周刊主编，目前仍在这份以新锐风格著称的媒体工作，他的触须勇敢地探向社会各个角落，毫无倦容，无所畏惧。 现在，王唯铭穿越他熟悉的纪实写作隧道，敲开了虚构的大门。本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他的长篇小说《迷城·血》，这也是“狂澜三部曲”的第一部。１３日下午他还将在上海书城签名售书。 《迷城·血》人物众多而线索分明，记者出身的王唯铭也擅长讲故事。小说主人公周克是上海一本杂志的摄影记者，年过四十，嗜酒如命，酷爱极速驾车，是个感情奔放、注重友情的都市男人。他自小受父母的传统教育，将信义视为人生的最高准则，将兑现承诺当作至高品德。小说以周克的轴心展开故事，分别以他与朋友、与父亲、与情人等关系编织人物线索，事件核心是他的朋友肖邦向他借款一百万而逾期无法偿还，最终以一场“重阳大限”的生死豪赌，将故事推向高潮。同时，这一群体的命运与性格得到印证与戏剧性的凸现。从这一截面进入大都市的光怪陆离（王唯铭并不隐讳他笔下的城市就是上海），让读者看到了一个剧变中的城市中，可能被误读、被阉割的西方价值观与中国传统道德不可调和的冲突。 中国文坛似乎有个通例：一个趋于成熟的写作者都是先从虚构作品开始剖析社会现象并走进人的内心世界，然后再转入非虚构类作品。而王唯铭相反，他是从纪实转向虚构，故而有人戏称他为逆向行驶。事实上，他本人也有两个与小说主人公相同的爱好：嗜酒，往往一醉方休。驾驶一辆与小说主人公一样牌子的私家车，也酷爱在高速公路上飙车。 不过无论纪实还是虚构，王唯铭对都市风尚的观察以及敲骨吸髓般的书写，不仅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进行了复原与修补，更为上海城市年轮作了悉心刻画。他帮助我们梳理历史，认清自己的生存状态和未来的道路，也帮助我们理解新一代的族群以及他们的背后还有更多元、更极端的文化在暗中推动。 美国作家菲墨差不多在100年前就说过：假如你想了解中国，那么你必须先了解上海，因为上海是打开近代中国的一把钥匙。而现在，王唯铭的《迷城·血》，也可视作进入今日上海社会某个阶层隐秘生活的钥匙。 记者：你的小说有一个核心价值观被反复强调，那就是城市公民的契约精神。而小说所呈现的整个过程恰恰标示着这种精神的沦丧，这样安排有什么象征意义吗？ 王唯铭：首先，这与我本人早年形成的意识形态有关，我的父母就一直教导我，做人要讲信用。经过早期的自我教育后，我也认为，在江湖社会，好人与坏人的界定有时是很模糊的，但有一点，即使一个公认的坏人，他也很讲规则，讲信用，讲义气，甚至更加重视这一点。这就是江湖的特征，也是社会的潜规则。在近代上海发展的进程中，契约精神随着公共秩序的建立，信用体系的建立，公民意识的形成而成为维系社会公正公平以及体面地互帮互助的原则。今天，在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中，这个精神的价值仍然被大家认同。但事实上，我们这个社会严重缺失诚信。对此我一直是痛心疾首的，我认为，一个民族要向前走，必须建立在信用和仁义的基础上。如果背叛、欺骗、出卖、阴谋等经常出现在城市生活中，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态环境恶化了。 记者：但是在小说中，即使是很重信用的人物，也不掩饰自己与人交易的行为准则和企图。你认为交易与信用有矛盾吗？ 王唯铭：交易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正当的交易在人与人之间是经常性的，只不过在知识分子中间，有时表现得比较隐晦罢了。交易肯定要支付成本的，隐性的成本就包括感情、友谊、社会关系等，但我认为不能以出卖朋友为成本，更不能违反传统道德为成本。有些人认为隐性的成本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总有一天要加倍偿还。商场里无数个故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偏偏有人还在这样做，这就说明一次交易、一次性消费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也反映了现代人的急功近利与短视。 记者：在你的小说中，充斥了对阴谋、肉欲、时尚、伪善、虚荣等场景和情节的描写，你是否夸大了它们的存在？ 王唯铭：就我观察而言，现实比我的描写更加精彩，更加丰富，更加出乎意料。 记者：小说最后，主人公周克在高速公路上赌气与一辆擦肩而过的保时捷追逐，可是在飙车时发生了车祸，不仅车毁，而且脸面也严重损毁，留下不可磨灭的疤痕。我觉得这是有象征意义的设计。 王唯铭：是的，小说中不少情节是有象征性的。就你所说的这个情节而言，你也知道，后来周克才知道，驾驶那辆保时捷的时髦女郎欧阳丹凤正是他认识的，并且曾在他遭遇财务危机时有意施以援手帮助他的。这是一个巧合，更是命运的安排。象征什么呢？就是周克这个人物，他从不隐瞒自己对财富与女色的优雅的追逐，特别是欧阳丹凤这样与他在意识形态上有冲突，却在人的原始欲望上相当合拍的美女。当然，最后的结局是有警戒意义的。 记者：我在看了小说之后发现，许多情节的设置都是当事人不可预知的，又不可抗拒的。这有点宿命的味道。 王唯铭：这也是小说的第二主题。就我对社会的观察，我认为，在高度紧张的城市生活中，特别是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消费场所，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处于被动的人物是这样，被大势所左右的人物是这样，处心积虑挖坑害人的人物其实也是如此。我在小说中所界定的人物，比如说一号主人公周克，他是中产阶层中的下层，收入不算多，但对生活有较高的期待，骨子里还信奉传统道德，那么他更容易受到不确定因素的伤害，人生的走向因为一个偶然事件而改变。我相信这是社会的大多数。这种现象的增多，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发现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初期往往也是这样。 记者：你的这本小说出版后，上海文学界的反响很不错。赵长天认为你的小说写出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特质，如同一颗钻石，有多个切面，因而焕发出魔幻般的璀璨。沈善增认为，你的小说让他想起两个外国作家，一个是以侦探小说为故事外壳而对城市文明进行批判的瑞士作家迪伦马特，另一个是痴迷于反映城市化过程中人物命运戏剧性突变的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而我想到了美国另一位作家，也是干过新闻记者的卡波特，他写的《冷血》和《在蒂凡尼用早餐》等作品，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文明对人类本性的扭曲。他本人一直在声色场所身心投入，观察那里的房地产商、投机客、酒鬼、妓女和落魄的艺术家。 王唯铭：不必忌讳，出于职业的敏感和写作者的兴趣，我不会放弃在各种场合观察社会的机会。 记者：一个时尚的追逐者，你如何让读者相信你对城市文明的批判是真诚的，或者是有力度的呢？ 王唯铭：我并不将自己定位在居高临下批判者的位置上。有许多作家发誓要对城市文明进行批判，但他对这个城市里发生的事知之甚少，道听途说得来的信息并不可靠，阅读获得的信息也是被筛选过的，过滤掉了许多细节，是失真的。他们以为就掌握了这个城市的走向和普遍心态，所以所谓的都市小说看起来总那么虚假无力。那么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还原事实，展现城市人最原始的欲望，你刚才提到卡波特，我也很佩服他，他是“行动中的记者”，而我要做一个“行动中的作家”。我很注重展现人类生物层面的东西，为我们研究都市提供鲜活的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