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包锐★李天琪/甘肃报道 中国农业大学叶敬忠教授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和最终受益者，却在这场关乎自己家乡建设和自身利益的新农村建设中集体失语了”。 建设自己的家，按理说农民最有发言权，从理论的角度来说，他们应该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如果这个主体难以发出声音，导致的后果就是，由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设计的新农村并不对农民的“胃口”。 因为在新建的“新农居”水泥砖房里住不惯，苏树海又从刚刚搬进去住了没多久的房子里搬了出来，“还是土房子住着舒坦”，今年57岁的苏树海这样告诉记者。 苏树海是甘肃省庄浪县南坪乡苏湾树四社的农民。听说搞新农村建设，去年该乡在村里最好的一块地上建起了一排排整体的水泥房。刚开始，许多村民跃跃欲试都想住进这个所谓的“新农居”，但后来听说住这样一栋“楼房”要交6万块钱，一些农民就打消了想法，最终住进去的是村里那些“有钱人”，苏树海就是其中一员。 据了解，和苏树海一同住进去的农民不少都有类似的想法。“不仅仅是习惯问题，而且房子太小，几代人住在一起转不过身。农具也没地方放，更为重要的是巴掌大的一点牲舍，让给牛，猪就没地方去；让给猪，鸡又无处藏。很不方便”。一位村民这样告诉记者。 “很不方便”，是农民们对新农居的最大感受。 《中国经济周刊》还了解到，农民对新农村“水土不服”，不仅表现在住房，而且在农民们赖以生存的农业生产方面，“一刀切式”的做法，也在伤害着他们的合理诉求。在一些西部偏远农村，在以发展特色产业为指导的思路下，政府的好心和农民的想法正在发生激烈的碰撞。 新农居工程，农民“不服水土” 近一阶段，各地新农村建设试点村盖新楼房的举措接踵而至，一时掀起了建新楼房的热浪。试点村建楼房成为新农村建设中的一种示范典型，许多地方政府对试点村的规划纷纷效仿，只要走在农村的公路两旁，甚至在高山上都可以看见拔地而起的楼房或小别墅。 《中国经济周刊》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将新农村理解为统一规划盖新房或住楼房。在甘肃天水，一位农民这样告诉记者，本来今年计划翻盖新房，但听说村里农民自己建房都不批了，原因是国家正在搞新农村建设，县乡要在村里建设集体新农居，因此自建房的计划就搁置了。 采访发现，很多地方领导对当地新农村建设的规划也都是从建楼房开始。苏树海告诉记者，并不是农民们顽固不化，谁都想住得好一点，但真的不符合农民的生活习惯。他说：“下地干活回来，一身土一脚泥的，踩在雪白的瓷砖地上，一脚一个印子，随时都要擦地，很难伺候。是人住房子，还是房子住人呢？”不仅如此，因为土坯房子有冬暖夏凉的特点，住惯了土坯房子的农民普遍觉得，住在水泥砖房里要比原来感觉还冷，尤其是在冬天。 如果仅是个习惯问题，用农民自己的话来说，“还能凑合”。村民席彩菊告诉记者：“由于房子少，只能和公公婆婆同住一室，生活很不方便”。在西北农村，三代同堂或者四代同堂住的大家庭很普遍。他们不象城里人，一旦成家就与父母分开住。为了照顾长辈，他们常常住在一起，新农居就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甘肃民勤县西渠镇的煌辉村，地处青土湖边缘，由于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大部分农户都迁居异乡，只剩下121户。去年以来，围绕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措施的落实，民勤县确定将剩余的农户全部迁到境内蔡旗乡农场，建立新农村示范点，村民张兆民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他至今还清楚的记得搬迁前，温家宝总理来到他家，盘腿坐在炕上和他拉家常时，他告诉总理：“盖房子给补助，大小五间砖房，比我现在这个家好多了。”但他没想到的是人和家畜要争住处，“由于院子小，搭个草棚的地方都没有，农具只能露天放置，集中供水点经常停水”。据了解，由于集中居住，相关的配套设施跟不上，新居工程给已经入住的农民带来极大的不便，使本来准备入住的农民又打起了退堂鼓。 建设新农村，一方是热情高涨，建设正酣；另一方则是不停的抱怨甚至拒绝。 本来，住新楼房，改善居住环境对农民来说是一件好事，农民对新农村建设是普遍表示欢迎和拥护的，但这样一件有利于农民的好事，缘何得不到他们的理解？用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的话来说，就是“进行新农村建设，农民也有自己的希望和要求”。 除了居住习惯和面积小之外，农民也有一个对于房屋、院落的需求上的不同偏好。农民对于农村住宅，在宅基地地段、房屋大小高低、门朝哪个方向开、选购什么材料等，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不象城市居民只能被动地听从开发商摆布和宰割。 有一个自然村搞旧村改造，仅拆迁和村庄美化，就要农民每人集资几百元，还不包括农户家庭的改水、改厕，建沼气池的费用。另外一个自然旧村整治，政府只拿出很少资金，农民每户则要拿出一定资金，造成了新的农民负担。目前的这些试点村，一旦成为样板在面上推开，农民的负担就会加重。 兰州大学研究员申培德这样告诉记者：“目前的新农村建设试点都是在政府和工作队强有力推动下进行的。基层尽管知道中央要求不搞大拆大建，但在试点中总要搞出样板来，特别是有些地方搞自然村撤并规划，迈的步子就更大。如有个行政村50多个自然村庄，合并为一个中心村和10多个基层村，农民感到难以接受。新建的一个中心村，仅土建和上下水政府就花掉200多万元。进入中心村的农民一户建房最少要7至8万元，一般农民户搞不起，也无法进入中心村。”调查表明，这种做法，只有1/3的农民赞成。 富民工程，难讨百姓欢心 时值暮春时节，在甘肃东部山区，应该是小麦拔节灌浆的大好时节，然而记者采访发现，在甘肃清水县一些乡镇，本来麦浪滚滚的良田却生长出一株株树苗。一位村民告诉记者，这是当地政府为老百姓办的一件大事。 据了解，早在3月7日,清水县西部山区金南林果产业带基地彩旗飘扬,礼炮阵阵。清水县农业产业化“6431”工程启动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当地媒体这样形容其浩大的声势：“这是一场关于春天的迎接仪式，更是一次彻底改变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向致富梦发起冲刺的誓师大会”。 启动仪式上,清水县委、县政府郑重宣布:清水将以农业产业化建设为抓手,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力争完成“6431”产业化建设工程,即栽植核桃6万亩、苹果4万亩,饲养畜禽300万头(匹、只),种植蔬菜1万亩。用该县县委书记雷鸣的话来说就是，清水是一个林业大县，又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长期以来，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困扰着广大干部群众。县委一班人通过重新定思路、明方向，决心站在新的起点上，将山川秀美的“绿被子”和百姓致富的“钱袋子”紧紧联系在一起，加快林业结构调整步伐，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让绿色成为发展的主旋律。 为了加快全县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清水县提出了“潜力在山区，希望在林果”的战略决策，并决定从今年开始，全面实施以干鲜果基地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在稳定粮田面积的同时，充分利用荒山荒坡和宜林地，每年新建干鲜果基地10万亩，争取在4年内使干鲜果基地面积达到60万亩，农民人均达到2亩园，让林果产业真正成为富民产业。 应该说，这是一个宏大构想和有利于当地经济快速发展的战略决策，然而，《中国经济周刊》采访发现，如此一项富民工程，在一些地方农民表现的并不十分积极，甚至有些农民产生抵触情绪。 在清水县郭川乡，一位姓张的农民这样说，“公家的政策确实是好的，目的是为了农民们早日富裕起来，但在落实过程中往往走了样”。他说，按照县上要求，树苗要栽在荒山荒坡和宜林地，但乡上为了完成上面下达的任务和指标，许多农民的基本良田都种上了树。更为严重的是，刚刚返青的麦田地也没有留下，农民担心种树影响了今年小麦的收成。 《中国经济周刊》采访发现，如此一桩“富民工程”，但并没有得到一些农民的理解和支持。原因是在实际操作中的一些做法，伤害了一些农民的实际利益。比如补偿机制不健全，农民们应得的补偿款得到不及时。该县远门乡一位刘姓农民这样告诉记者，他家的两亩麦地都种上了核桃树，但至今都没有领到应得的补偿款。其实他最担心的是，为了响应县上种树的号召，早在小麦返青的时节，就把已经投入财力物力的麦田“糟蹋了”，他担心今年的小麦要减产。种地为生，靠天吃饭，至今都是这里农民尊奉的生活原则。 一位有着多年基层工作经验的乡干部说：“农民们最实惠。他们认为，地不哄人，只要你在春天往地里撒一把种子，秋天就会收获一担粮食。”他分析说，对于一些地方为了发展经济，打造特色产业的举措，由于生产周期长，见效慢，农民们认识有一个过程。但种植什么，最好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要搞强迫命令。 事实上，《中国经济周刊》经过走访调查得知，农民之所以对这样一件富民工程表现得不是十分积极，还有着深层的担忧。据了解，早在前几年，借助天水“花牛苹果”的东风，该县提出过同样的产业思路和决策，号召广大农民栽种苹果树。然而，当农民们在苦等几年之后收获时，市场行情一路走低，产品外运缺乏政府的支持和引导。在最低落时，个大色艳的苹果甚至卖不过洋芋的价钱，该县松树乡一位农民告诉记者：“那时，家里养的猪吃的都是刚摘下来的好苹果”。 如今苹果换成了别的果树，等到果木挂果时，销路会否再次滞销？政府后续支持能否及时跟进？农民在担忧。 记者手记 建设新农村请尊重农民的意见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包锐 去年年末，记者到甘肃民勤县出差，经过一些乡村，发现昔日低矮简陋的土坯房子不见了，代而起之的是整齐划一，漂亮美观的砖瓦房。同行的当地领导介绍，这是新农村建设示范点。 出于好奇，记者便随机走访了几家当地农户，感叹新农村建设给贫穷落后的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但与此同时，却惊奇地发现，这些喜获乔迁的农民们，心里却并不舒畅，甚至有些人还相当排斥。 “新农村建设，似乎在一些农村水土不服。”但当时的我并没有多想。 回到城里后，受到农村生活的一番短暂洗礼，就格外关注有关新农村建设的新闻。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时下的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的相关报道可谓是铺天盖地，而所有这些报道都是由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在那自说自话，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角，却集体失语了。 新农村建设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运动，变成了文化知识阶层话语的祭坛和政府对农民们的强制安排。是农民们不愿说，还是没地方说？ 建设自己的家园，按理说，农民最有发言权，他们才是新农村建设的真正主体。但这个主体却难以发出声音，因为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成了他们的“代言人”，这些强势的声音把农民的声音淹没了。 当前的现状是，丧失话语权的农民不可能真正参与新农村建设，而没有农民声音的新农村建设注定是纸上谈兵。 不管是研究人员还是决策层都有必要知道，农民是如何理解新农村建设的？他们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在新农村建设中，他们的期望和真正需求是什么？再说了，中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差异太大，平原山区条件悬殊各异等情况，新农村建设不可能只有一个模式。 即使是在同一个村庄，也有一个农户人多人少、经济上有富有穷的差异，不可能强求一个模式。即使是家庭人口一样多、经济收入水平上差不多的农户，也有对于房屋、院落需求上的不同偏好。更别说，新农村建设并不仅仅是简单地改变一下农民们的居住状况而已。因此，任凭几个官员坐在办公室，怎么就能够想得出周全完善、让农民满意的“指导意见”呢？ 欣慰的是，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中国农业大学叶敬忠教授在某新闻发布会上大声疾呼：“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和最终收益者，农民却在这场关乎自己家乡建设和自身利益的新农村建设中集体失语了。”我想，这句话也是农民最想说的。由他领衔的“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研究”课题也在展开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底应该什么样？农民们心里到底怎么想?《中国经济周刊》作为关注民生的媒体和领导决策的参考，愿提供平台，让广大农民朋友说说自己的心里话，让全社会听听他们最真实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