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者:“蜂巢”体现了你对剧场的什么观念？ 孟京辉:戏剧是创造者和观众在同一个空间里形成的。观众我们找不着，不知道谁是观众，那我们就得适应创造者，创造者想说什么，想展示什么。我把装饰性的东西全部去掉了，4个安全出口都有了，别的就一切从简，这就是我们想展现的东西，很真切。我喜欢简朴的舞台，我觉得观众到了这里不是想坐沙发，不是想舒服，想舒服可以回家，或者在沙滩上坐躺椅。大家来到这里，是因为在这里是一个集体，是公共场合，需要一个场。 记者:电影院改成剧场，你的反应很有趣，“偷偷地笑”。可我记得你也做过电影《像鸡毛一样飞》。 孟京辉:我觉得又悲哀又尽兴——电影不行了么？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这是条新鲜的道路。我当然不希望电影院都改成剧场了，这也是不健康的。 记者:这个剧场的成立和你的青年戏剧节的计划有联系么？ 孟京辉:我正想说说它们之间的联系。在我看来，青年戏剧节的产生有好几个原因，首先是实验戏剧自身的发展状态——实验戏剧有自己继续前进、继续革命的必要性。 我在十几年前就倡导实验戏剧，在那个时候是一种美学运动。但到现在我们发现，我们那时候的实验戏剧对商业戏剧、主流戏剧影响都非常大，上世纪90年代很先锋的一些东西，现在大家都可以接受了。当代文化是一种多元化的格局，实验戏剧事实上一方面影响了别人，一方面也促成了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第二个，我觉得目前讲，整个中国，应该催生一些更新鲜的文化生活。我认为中国戏剧观众的增长比电影的增长度要大。我认为现在如果没有大片，电影市场都是扯淡。 我记得10年前，专家面对第6代导演说，电影是给民工看的。结果专家说完这话才两年，就发现看第6代电影的阶层是小资、白领还有年轻人，这个比例和受众，其实和西方是一样的。这些人，本来是完全可以在中国建立起一种新的电影受众的，他们对新电影是有要求的，但却出现了大片。大片不是不好，但是会毒害观众。现在的电影观众是跟大片成长起来的，然而我们戏剧的观众是跟着实验戏剧出来的，和电影观众有质的不同，虽然人数比较少，但却更加多元化:喜欢看上海的小资戏剧的，喜欢看原创的，喜欢看西方的，都有。所以我觉得，光需要特别主流、特别商业的场所是不够的。既然有那么多电影院，为什么不能再多一个面对这些观众的小剧场？毕竟大部分人不一定是只买包子的。何况中国现代社会已经发展起来，经济起来了，经济的多元化会促成文化的开放。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青年戏剧节是应运而生的。 记者:作为青年戏剧节的艺术总监，你的挑选标准是什么？ 孟京辉:作为艺术总监，我挑的是人。有的戏我甚至没看，但我觉得这人好，就挑了。见戏好就挑，是一种愚蠢的办法，人好，戏好不好就不重要了——戏不一定好，但是思考在这儿，未来就有希望。所以我的标准有三点:第一，这个导演未来是有希望的;第二，现在是有水准的;第三，从空间关系说，这些人属于这个时代。作为一个导演，你怎么知道他下一部作品是一个坏作品，还是一个好作品？如果这样，我觉得是一种功利的、不顾及他长期发展的办法。比如康赫，我选择他就因为他是戏剧节的一个符号:以文本为主，重视思考，对戏剧是一种质朴的演绎。 记者:这些导演我认识一些，我觉得他们和您的成长背景有相似之处，比如，是从文学进入戏剧，比较重视文本和思想性。你看到这批人在这里，你希望他们的成长经历要回避掉些什么东西？
孟京辉:我不希望他们回避掉任何东西，我也不希望他们的成长和我一样。其实好几个人都和我当初出道的情况很相似:文科出身，对戏剧有感觉。我觉得他们会出来。 其实我觉得，现在整体的文化资源分配都不均匀。这个戏剧节里所有的导演，他们都不是分配在院团，但是他们如果再过两年不做戏，也就不做戏了。为什么这些年轻导演会遭遇这样的命运？我想到我当年非常年轻的时候，做戏，经常遇到各种挫折，那时候我经常就会想，哥们儿不做戏剧了，有什么啊，值得我一个活生生的人为你坚持？哥们儿跟戏剧再见，拜拜。哥们儿搞商业去了。但转了一圈，做别的都没意思，我只能干这个。 有些人很轻松就能得到很多资源，有些人却会因为缺乏资源而丧失对戏剧的尊重。我不想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件再在这些年轻人身上发生，他们都挺棒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整个中国的文化状态，需要有人站出来做一些跟自己利益无关的事了。我觉得，我已经拿到了一些戏剧资源，我现在应该可以拿出一些资源来做这件事情。别人谁做呢？我越来越觉得戏剧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应该让以戏剧为生活方式的人活得有尊严。我经常会看到许多喝醉了的大款对我们优秀的文化投来不屑的一瞥，那么为什么不让我们用自己的东西向他们投去不屑的一瞥呢？但要做到这点，这个行业要壮大，年轻人要多，人才要多。 记者:你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和你当时的想法一样么？ 孟京辉:年轻人想的都没什么大区别，只不过这一代年轻人面临的环境更严酷。我们那个时候，年轻人可以尽情地挥洒才华，现在却只能在特定环境下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他们面临的环境脏了、杂了、信息量多了，他们背负的也多了。 记者:对比这些年轻人，你的戏剧现在外在形式感上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你怎样看待这种变化？ 孟京辉:我倒觉得我的东西变少了，舞台质感更单纯了，达到了一个抽象的意义。人生存的周边的质感，我现在很感兴趣。我记得有个观众说，你们都变了，为什么要把孟京辉留在自己青春的记忆里。我一想，是啊，我为什么要活在别人的记忆里？我记得有本书上说，戏剧的本质就是要和生活的无聊和烦闷做斗争，所以一定要有活力。我在这个时代是活跃的，就可以了。舞台上有一些漂浮的东西，它们属于上帝。我只能祈祷，在生活中灵感和激情一直陪伴着我，那就够了。 记者:你满足你现在的生活么？ 孟京辉:我不满意。从工作和学习上说，我喜欢高尔基的那句话: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记者:那么假如真的要让你重新回到亚马孙丛林里领导游击队呢？ 孟京辉:所以我不如格瓦拉，我革命得不够彻底。有一次，我和廖一梅谈起，看到年轻女孩从我们面前飘过去，又青涩、又唐突，那种状态真是能猛地打人一下子。我问她，你还愿意回到那个时期么？她说不，比起现在好不容易形成的生活状态，那种状态太难受了。她回不到那儿了，我也回不到那儿了。我是中央戏剧学院草坪上足球球龄上最长的一个，一直踢到2003年，我觉得已经可以了。我一直说我的青春期长，但青春期再长，也总有个结束。我们的戏剧节，我希望它可以成为我青春期的一种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