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一定要活到2008年，我要看到奥运会。”谢晋在一次采访时说，他仅仅兑现了这个诺言，还有很多，没有做到。
上虞谢家是门大族，“‘旧时王谢堂前燕’，说的就是谢家，谢晋的名字是他祖父为了纪念祖先谢安起的，谢安是东晋人”。谢晋的同乡、绍兴作协副主席顾志坤告诉记者。谢晋原名叫淝捷，东山再起，淝水大捷，这个名字实在太难写，初一时才用谢晋这个名字。东晋时期的上虞尽是王充、嵇康这样散淡不羁的名士，同为浙东人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山说:“谢晋身上有典型的浙东气质，从清以来，这里风气就耿直、执著，又有一定的变通能力。”
◎ 孟静
性格:一半火焰，一半海水 上海电影局原党委书记马林发说：“谢晋的老师张骏祥人送外号‘法西斯导演’。”谢晋在重庆学话剧时的老师焦菊隐更是有名的爆竹脾气，焦菊隐在排戏，管灯光的谢晋在后台讲话，焦菊隐罚他站在江安城墙下，所以很多人也领教过谢晋发火时的威风凛凛。他耳朵有重听，这也是他脾气随年纪增长的原因。1997香港回归时谢晋交了份大赦提案，委员们反对，笑他说:“你耳朵不好，别人说什么也听不清，刚愎自用。” 与他合作电影《女儿谷》的编剧周建萍回忆说:“那个戏的演员都是谢晋恒通影视学校的学生，有个温州女孩叫马翎雁，她男朋友从上海来看她，谢导不让他们见面，说会影响演员情绪，我只说了一句:‘他们是成年人了，不见面更拍不好。’谢导‘啪’的一下子打到我脸上，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我当时就哭了。”那年谢晋72岁，周建萍也30岁出头了，俩人一向合作得很愉快，周建萍的丈夫韩美林还是谢晋从中牵的红线。旁边的香港导演吴思远不知怎么安慰周建萍，剥了根香蕉自己咬了一口，又送给她。可是周建萍一点不在意这记耳光:“他从不骂不喜欢的人，骂你是为你好，不感兴趣的人他理都不理。” 谢晋在上海大学授课，和晚年谢晋相处了十几年的上海大学教授石川也这么认为:“谢导骂得最多的人就是他的司机和夫人，因为最亲近。学生们特别喜欢他，说他慈祥得像圣诞老人。”虽然谢晋的脾气很坏，石川却说:“有时候我需要陪领导，我特别不想去，但是一说谢导见我，我就想去，每次见他都妙趣横生。开始时我觉得他是个大人物，越到最近越觉得他就是个老头。我在光州电影节吃自助餐，突然听到一声吼，他站在我后面叉着腰:‘你吃这么多！你会变成大胖子！’”经常有人逗他，有一次倪萍问他:“谢导，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章子怡。”他也不生气，可是有时他又会大发雷霆。他和贾樟柯到电视台做节目，记者诱导他攻击某位第5代导演，谢导差点被惹急:“你以为我会怕他？” 2007年夏天，《谢晋选集》首发式在上海书展举办，那天谢晋兴高采烈，他的老朋友们也来捧场。第二天收款时发现掺杂了几张假钞，石川找书展交涉，主办方表示为难。谢晋知道后大怒说:“你们做不了事情，我要自己解决问题！”他去找主办方，人家还是两手一摊。谢晋大发火，别人告诉他报案也没用，他大叫:“我要打入他们内部，把坏蛋抓住！”后来书展方面赔了几张真钞，谢晋一把抓过来，对着阳光一张张细看。你说他爱财吧，绝对不是。上海大学聘他做客座教授，每月发给他3000块钱工资，12年了，谢晋居然不知道自己是有工资的，也从未去领过那张工资卡。院长踌躇道:如果钱给了老谢导，肯定让他拿去拍片了，如果给小谢导（谢衍），他根本不会告诉谢晋，会拍自己的片去了，只有交给谢晋夫人徐大雯。12年的30多万元！徐大雯收到后，乐坏了。 石川回忆到这里忍不住笑起来:“他去世那天，我和谢晋公司的人一起等上虞方面的消息，一幕幕在我脑海中闪回，很奇怪的，我想到的全是快乐的细节。”他的粗暴、单纯、倔强，一屋子人只听到他嗡嗡叫，从不听人劝的古怪老头，却让这些人那么珍惜。不久前周建萍原本和韩美林去了香港，找来马翎雁陪谢晋，老头听说他们不在，当即就不高兴了，韩氏夫妇立刻从香港赶回来，请他吃了最爱的豆沙春卷，又帮他打包带回上海，他才欢天喜地地走了。“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周建萍叹息道。有时在旁人看来会激怒谢晋的事，他反而心平气和。上海电影集团总裁任仲伦说:“从没觉得谢晋是老人，他永远风风火火，敢跟中央领导拍桌子。1986年对他有一次集中批判，说他代表了落后，他大大咧咧地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模式，过不过时不是一两个人说的。”2003年底，召开过一次谢晋作品研讨会，主办方怕谢晋听到批评意见当场跳起来，想把他弄走，他就是不走。有个研究生发言说:“谢晋电影中的成年人是成年人，小孩子却不是孩子。”他指的是《啊！摇篮》中的小孩演员说大人话，谢晋听了批评后非常兴奋，深表赞同。他曾经指着石川为他纪录片所写的采访提纲说:“你这提纲都在表扬我，你要实事求是。”石川很感慨:“即使他老了，还是希望历史给他公正、客观的评价。”他的暴躁并不是唯我独尊，晚年的他有时思维有点混乱，头脑却依然清醒。 早年的谢晋脾气一点不坏，我们见到了他的老友、《庐山恋》导演黄祖模和妻子贾舜华。他们的姻缘也是谢晋做的月老，贾舜华笑谈谢晋“年轻时很帅的，讲话也很有修养，一点没有导演气，现在古板了”。 1959年谢晋应中央要求拍过所谓艺术性纪录片《黄宝妹》，由纱厂的全国劳模黄宝妹扮演她本人。现年78岁的黄宝妹曾是上海纺织界“三朵花”之一，如今仍旧是个漂亮的老太太，她回忆起谢晋一汪泪水:“他说我很活跃，人也上镜头，让我自己演，我吓都吓死了，他就总给我们讲笑话，说女工是仙女下凡。纱厂里机器很响的，他就吹口哨。我吓得路也走不来，怕浪费胶片，他说不要紧，拍好就不浪费。” 家人:柔肠寸断 谢晋的脾气怎么会越来越大呢？有一种说法是他听力不好，只听到自己的声音，另一种解释是他的家庭生活太不幸。与谢晋多次合作的演员牛说:“他的心情和一般人不一样，虽然我们合作多次，我也是这一段时间从报道中才真正了解他的性格。”谢晋的母亲因为神经系统的疾病去世，他的子女中只有长子谢衍智力正常，但今年8月却死于肝癌。阿三由于哮喘发作已经故去多年，只有七八岁儿童智商的阿四已经由上影集团安排到一家宾馆暂住，妻子徐大雯在谢晋去世的前一天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出院，得知噩耗后又进了医院。 谢晋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副主席，有一次他在酒桌上喃喃地说:“阿三两岁得了哮喘病，多少年来，每当夜深人静，听到他喉咙里发出的怪声，我心里就难受，恨不得有回天之力，治好他的病。”顾志坤想起阿三去世时，谢晋在韩国参加学术会议，当他赶回上海国际医院，阿三还没有断气，他转过头看着爸爸，说不出话，谢晋痛苦地说:“阿三三十几岁的人有八十几岁的肺。” 谢晋给别人讲起他在“文革”中蹲牛棚，他的父亲熬不过服安眠药自杀的故事，像在说别人的事，表情非常平静。但他总会提起最让他承受不了的一件事:某天他回家，看到几个小孩把阿三、阿四塞进了垃圾桶，往他们嘴中填垃圾。阿四在很久之前走失过一次，谢晋夫妇在《新民晚报》上登了寻人启事，27小时后，阿四居然在《女篮5号》的外景地被发现。晚年他拍摄反映残疾儿童的电影《启明星》，一有时间就和秦怡凑在一起叽叽咕咕聊孩子，因为秦怡也有一个患病的儿子。 尽管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谢晋却很爱他的孩子，他从不对阿四发脾气，难得的轻声细语，阿四每天要做的事就是把爸爸要看的报纸整理好。“文革”期间，他登门拜访黄祖模父母，委托他们为女儿找对象，对谢晋这种“抒大情、做大事”的导演来说，真的很难得。因为顾志坤记得第一次见到谢晋时，徐大雯不在家，谢晋留他吃饭，却笨拙得把开水倒在了自己脚上。他常年在外面拍戏，但只要在家，就会陪着阿三、阿四，他们的头发多是谢晋理的。“文革”初期，受审查的前一天，他带着阿三、阿四，到郊区公园踢球，整整玩了一天。周建萍告诉记者一个细节:“谢晋从外地回来之前会打个电话，不管多晚，阿四都守在门口，趴在猫眼那儿看着外面，年深日久，他的眉毛因此缺了一角。” 在石川眼里，谢晋是个主动进攻型的人，他的晚年焦灼不安，内心有梦想，也许他并不清楚自己的焦灼，却能感受到，这种焦虑使他会向家人撒气。这里的家人指的是谢衍，他和母亲是谢晋主要的出气筒，可谢晋心底最爱的人也是他。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谢晋的突然辞世跟谢衍之死有关，别看他经常向谢衍发火，父子矛盾尖锐，可这个大儿子，才是他的心尖子。 谢衍和谢晋的个性有天壤之别，谢晋是急风暴雨，谢衍是小桥流水；父亲不修边幅，遗体上穿着永远的旧西服，儿子长年生活在美国，有绅士派头；父亲抽烟喝酒，每晚在书房困兽般转悠到两三点，儿子早睡早起。谢衍说:“我爸爸这年纪还拍什么电影？”谢晋听了就要大发雷霆。 谢衍在关锦鹏的纪录片《女生男相》中对着镜头讲过一段他的心声，大意是由于家庭的缘故，他这一生都不会结婚。贾舜华一打电话就会教训谢晋:“大儿子不小了，要结婚了。”谢晋回答:“你老脑筋，一点不开放，美国不讲结婚了。”贾舜华又跟徐大雯讲:“你们俩有责任，谢衍早该结婚的。”徐大雯说:“我们有条件的，他要轧朋友，必须要照顾家里两个杠头。” 谢衍得知自己患上肝癌，他回到了上海父亲的身边，却没有告诉父亲自己的病情，只是每天在家中吃斋念佛。去世前两个月，他还接待了来上海的许鞍华，外表上丝毫看不出异样。他的平静让谢晋依旧毫无顾忌地向儿子使性子，可是父子连心，谢晋有一种预感，他躁动不安，特别发愁:“这孩子怎么这样？”他开始找原因，以己推人，得出的结论是:这人没片子拍，愁得念佛，有片子拍就好了。直到谢衍临死前两周，他才知道真相。谢衍平时身体很好，又从不喝酒，谢晋原打算自己与老伴去世后，由谢衍来照顾阿四。他在乡下有两间房子，上海有一处，以后只能把阿四送到乡下。 平日里心胸开阔的谢晋一下子被击垮了，他四天四夜没有合眼，难受得抽自己，那两个月里没有出过门，过去他总是自己拎着4只旅行包，眼镜、笔记本、水杯，满满登登地四处乱跑，一说找人陪他就瞪眼睛，骂人家嫌他老。 上虞是他在谢衍去世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门，因为他把第一故乡浙江和第二故乡四川看得很重，一旦有烦心事就会大叫:“我要回浙江！我要回四川！”周建萍记得给谢晋打电话，他在电话中的声音仿佛刚睡醒，很朦胧，以往他总是高声大气，吼来吼去，这一次却气若游丝。“他的声音不健康，我请朋友到他家去，请他全家来北京我的新家住。他说谢衍安葬后我才能出门。”谢晋过去发火归发火，从不在一个问题上停留很久，但是这件事，却让他停驻不前了。 工作:一地鸡毛 谢晋脾气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创作上的彷徨，尽管他从不承认这一点。在采访初期，每个人都说谢晋晚年不寂寞，他有那么多社会活动:电影的、同乡会的、知交好友的。年过80岁的老头子，谁能像他一样满天飞？他随身带着一只会呱呱叫的鸭子闹钟，以免误了时辰。4只旅行包里装着四季衣服，2只箱子上挂着牌子——“重要旅客”。周建萍说：“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出门一两天也要拿那么多行李，还从不让人帮忙，我都笑话他:包里有多少金子？”他总是在路上，征尘飞扬。 他有一大堆的计划，逢人就讲。五六年前，他还对赵薇讲:你要留着时间拍我的一部片子。拍不成电影的时候，他就过话剧瘾，筹备《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他找了巩俐，因为她有海外票房，巩俐说:没问题，我伦巴、探戈都跳得很好。 当然，他最想做的事还是拍电影。谢晋最爱看报纸，一有令他激动的报道就喊:这个可以拍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那次，他从楼梯上摔下来，缝了36针，石川说:“从没见过一个老人，摔那么多次都能安然度过的。”谢晋躺在医院里，还对贾舜华说:“我要死在舞台上。”前几年，上影集团组织《红色娘子军》原班人马到海南，夜里24点，谢晋把任仲伦叫到自己房间，他的旅行袋里装满了书，他对任仲伦说:“这都是可以改电影的。” 他看到一篇报道:成都一个6岁孩子得了白血病，临终前孩子决定把社会捐助的钱回馈给其他癌症患者。谢晋说:“这孩子比大人高尚多了。”他要以此拍一部《我来过，我很乖》。但那篇文章只是报道，没有剧本基础和人物个性，剧作家最后改烦了，又找不到经费，不了了之。 他想拍以茅以升为主角的《中国桥魂》，想拍《拉贝日记》，都是高成本、大题材。他常常叫着要回浙江、四川，实际上也是有缘故的，他在那边有社会关系，有可能找来投资。赵薇告诉记者，她的第一部电影《女儿谷》，也是谢晋恒通影视学校第一届毕业作品，就是谢导在浙江找来的投资，她们在真正的监狱里体验了两个月犯人生活，也是谢导靠人情做到的。 上虞乡贤研究会会长陈球强说:“谢导对家乡非常热爱，一有重大文化活动就请他来，即使有事他也会想办法来参加。”谢晋很容易受骗，有人帮他，也有人忽悠他，有个老板说要给他500万元投资，让他尽管改剧本。周围人都看出那人没有诚意，但谢晋是八匹马也拉不回，过几天那老板就说:“有个活动发布，你来一下。”让谢晋为他撑门面。有时候，旁边的人也不揭穿，怕徒增他烦恼。以前他还听老师张骏祥的话，老师死后，谁也劝不动他。再加上领导又颇重视他的意见，其他人更要让着谢晋。 人们都以为谢晋爱热闹，有江湖豪侠之气，喜欢炫耀酒量，对他的印象往往是:这老头怎么这么疯？真实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顾志坤说:“谢导拿过最高的奖金是有一次金鸡奖的1万块钱，很多酒厂想找他做广告，他不愿意。有一年过节，他对我说:我只想找个清静地方，你帮我安排个旅馆，不要告诉任何人。那天我们俩一起吃晚饭，到乡下散步，他静静地看着渔民打鱼，和老渔民聊了两小时，回来后他说:今天我非常高兴。” 谢晋晚年想拍戏的心情很迫切，他只要有点钱就拍片，经济上相当局促。反正他也不管，让他公司的总经理张慧芳去弄钱。有一次他要拍乡村女教师的题材，对张慧芳说:“我剧组成立了，我要开碰头会。”张慧芳在饭店包了个房间给他，一进门傻眼了，在座的全是60岁以上的老头老太，张慧芳说:“你得找年轻人，年纪大了怎么干活呀？”谢晋指着70岁的摄影师说:“他年轻啊！”在85岁的他看来，六七十岁还正当壮年呢！片子当然拍不成了。 谢衍去世后，谢晋把对家庭的忧心如焚转化为创作焦虑。他跑到上海市委宣传部要求拍电影，部长没奈何，让文艺处长打电话给张慧芳:“你们给重大文艺创作领导小组打个报告，10月15日就是重大办的截止日期了。”15日，报告递了上去，18日，人没了。谢晋朦胧地意识到他的时间不多了，过去他从不打无准备之仗，总要有个本子才去找领导的，这次的行动让人吃惊。他对自己的寿命有过三种说法:拍《女足九号》时，他说:“到了奥运会，我就什么也不干了。”2005年过83岁生日时，他喝完酒，杯子一放:“我说说我的想法，至少要拍5～10部电影，5年要拍3部戏，90岁退休。”等到谢衍过世，他黯然说:“我只能活5年了。” 从喝酒也能看出他的心境，谢晋好酒人所共知。他的外号是“谢八斤”，黄酒有8斤的量，喜欢劝酒，喝酒是直着脖子往里倒，别人胆敢用红酒、葡萄酒、啤酒敬他，他会掀桌子，而且没有人见他醉过。认识他的人提起他喝酒，不禁都咧开嘴角。但他这次去世并不是因为酒，他近年来已经减量，每次吃饭点二两半的牛栏山二锅头，意思一下。其实他这一两年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健旺，拍《鸦片战争》时，他算盘还打得精刮:请一位英国名演员拍两天戏的日薪是1500英镑，他就把这演员的戏压缩到一天，非特写就找100英镑一天的英国群众演员替拍。可这几年，周建萍去机场接他，快进城时接到机场电话:谢晋拎错了箱子，他拎错的那只箱子和他自己的箱子完全不同，他已经有点迷糊了。 他晚期的几部电影票房不佳，有时他也抱怨体制不健全，那时票房还没联网，《鸦片战争》就被院线谎报、瞒报了4000万元。不过他又开导自己说:“钱毕竟还是回到老百姓腰包了，只要没有拿到澳门赌掉就好。”他在钱方面很糊涂，拍《鸦片战争》累得在海上直吐黄水，片酬却只有8万元。《女足九号》整整拍了一年，一位演员不满意地说:一年就挣了10万块钱。好在他人缘好，大家都不计较，斯琴高娃拍《老人与狗》时就拿了极低的报酬。
谢晋一度对他的影视学校看得很重，但他的脾气又不允许他向教委低头，学校里的学生学习一年后没有国家正式承认的文凭，几十个学生里只有几名有幸能继续从事表演工作。当时他租了上海党校的房子做校舍，房租300万元一年，渐渐支持不下去。后来学校被上海师范大学收编，有了本科文凭，上海话剧中心的朱大昆说:以前我们进人只招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现在进人的比例是“上戏”和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学院1∶1。 上影厂的老演员李家耀说:“谢晋是我的老师，他从没有为我上过课，但最好的讲稿就是他的为人，他对朋友、同事的感情就是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