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王晓峰 当“中国风”被一次次强调的时候，它不过是针对更年轻一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陌生，拿传统当味精的一种调情而已，“中国风”反倒显示了后殖民时代的尴尬。 “中国风”这个词最近很流行。最初它出现是在1993年内地歌手去香港拼盘演出时起的名字，现在用于很多流行歌曲中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定义。比如一个歌手的歌词、音乐或者歌名里出现民乐或历史上的某一个符号化的东西，就被叫做“中国风”。比如有人写了一首歌叫《曹操》，它就叫“中国风”。从一般理解上讲，人们在命名某一种现象时，是缺乏精确性的。一个中国歌手强调自己的音乐中有“中国风”，和一个中国人强调自己说汉语一样令人怀疑其动机是什么。 “中国风”也好，“中国元素”也好，被中国人说出来就显得很别扭。可是如果看看流行音乐领域这些年的趋势潮流，大概也能理解“中国风”的频繁使用是为什么了。华语流行音乐从近10年开始，大量借鉴西方音乐，它已经和西方几乎同步了。而周杰伦的出现，给内地流行音乐的西化提供了商业层面上的论证，年轻一代的创作者们大都是受西方流行音乐影响成长起来的，他们有理由相信通过盗版、打口或者网络下载听到的音乐是最好的流行音乐，这种对西方音乐的审美已经变得根深蒂固，让更年轻的一代陌生了传统。周杰伦这种标志性人物游离于中西之间，他的目的并非是想将两种文化融合在一起，而是变成讨巧的方式迎合多数人接受的可能性，来寻找一种市场上的平衡。当“中国风”被一次次强调的时候，它不过是针对更年轻一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陌生，拿传统当味精的一种调情而已，“中国风”反倒显示了后殖民时代的尴尬。如果麦当娜在她的唱片里面用一段青海的“花儿”，那才叫“中国风”的正确用法。 事实上，内地流行音乐并没有切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只是商业结果可以判断一切的思路会让人产生一种幻觉，这种幻觉也让人忽视了流行音乐民族性的存在。这些年真正流行的音乐都具有民族特色的，比如刀郎、女子十二乐坊以及布仁巴雅尔。摇滚乐也没有因为摇滚是一种西方音乐而失去其中国特色，在众多纯西方式摇滚的喧嚣中，仍然有人尝试进行民族音乐与西方音乐的结合。崔健从一开始便在二者之间寻找一种沟通，因为当时的条件无法让崔健获得太多西方摇滚乐的信息，这让他有更多空间去运用本土音乐演绎摇滚乐。窦唯也是个很好的例子，他的《黑梦》是纯西方式的，《艳阳天》开始向中国式的音乐过渡，到了《山河水》已经变得很中国化了。到后来，他出版的一系列唱片都带着民乐的底子；“唐朝”乐队的民族化更多停留在文本层面，他们的音乐是非常西化的；何勇的《钟鼓楼》是一首很地道的北京风味的流行歌曲；到了“子曰”、“二手玫瑰”，这种中国化摇滚手法已经运用得很成熟。 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是，近几年地下音乐开始向传统回归。一直以来，地下音乐是指游离于大众和商业视线之外的一种音乐形态，他们喜欢实验或者追逐更新的音乐潮流，大都停留在模仿阶段，以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存在。但是他们营造的氛围恰恰是明天的主流趋势。现在，他们都在尝试着把流行音乐与传统结合在一起，很多乐队已经给自己勾画出一个轮廓。在这股回归传统的暗流中是否能沉得住气，全凭自己的本事。这些乐队包括京味儿风格的“佛念”、将先锋音乐和民乐以及舞台艺术结合在一起的“什么（What）”、蒙古呼麦风格的“皮火”、民乐与摇滚结合的“南无”、把曲艺与摇滚结合在一起的“南城二哥”，还有这一群体中的佼佼者“痴人”…… 郝云：要用自己的母语去歌唱，这是我真正看重的 相比之下，郝云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沾上了一点好运，他能跟一家主流唱片公司签约，并且顺利地出版唱片。他今年出版了一张专辑《北京》，这是一张用平民化视角描述北京这座城市的民谣唱片。郝云出生在河南中原油田，家庭关系让他从小就往来于北京与河南之间，小时候对北京的碎片式记忆让他最终定居在北京后，比更多的北京人对这座城市有感觉。 “当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周围好多朋友痴迷于Nirvana到近乎疯狂的地步，我才刚知道他们，而且一打听才知道都死了三四年了。到现在也是，很多朋友一说起外国的一些知名乐队都如数家珍，我对他们几乎都不怎么了解，可能听他们的音乐才知道他们是谁。我不是特爱扎堆的人，很多年前，我的理想还是想做一个吉他手，但是那会儿我并不确定我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大家练吉他都从重金属开始，那我也不例外，当全世界流行朋克的时候，也跟过风。”郝云说。 但是郝云知道那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他组乐队的时候，想法总是跟其他人合不来，这促使他离开乐队，做幕后工作，幕后工作让他慢慢找到自己该要什么。他试图去把自己这10多年的北京生活记录下来，“因为这些都是离我最近的一些事情，这10多年来，对于我来讲，无论是生活上还是音乐上都是不可复制的。我小时候生活在丰台区沙沟，对胡同的印象就是挺乱挺脏的，所以在这么多年的生活，我能有一个比较。虽然生活在胡同的人会对那里有些怀旧的留恋，但是打心眼儿里还是想住进大城市那种氛围的生活。对于北京，我喜欢这种感觉，感受到学不完的东西，北京让我有一种摸不着边的感觉”。 民族音乐对郝云并没有太深刻的影响，他回忆说：“因为当时在中原油田歌舞团，所有每天都能多少听一点民乐，虽然家里没有人干这行，但是各种民族乐器家里面都有。小时候妈妈出差的时候都会带回来一些这样民族的乐器，但是我想这对我影响并不大。现在来看，我的风格也不是命题作文那样形成的，而是一点点熏陶成这样的，直到我的作品完成之后再回头去看，才发现带有某种标签式的特点。可能有点巧合的因素在里面，里面的每首歌都可以当成我生活经历的写照，比如我的歌词里写到‘再没见过搬家的蚂蚁，它们曾经生生不息。大门前柳树上的天牛，消失在上个世纪’，你去问现在的小孩，他们好多就不知道天牛是什么东西。” 郝云这么多年明白了一点，就是用什么标准来看自己，“现在各方面崇洋媚外的感觉已经越来越淡了，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中国人越来越牛了。在我学琴的时候，真的就觉得那些国外的大师是无法超越的，后来我在想，因为我们总拿别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所以才会有这种感觉。叫那些老外来拉二胡什么的，他们也没戏。也许是性格原因，我不大喜欢中国人唱歌满嘴跑英文，要用自己的母语去歌唱，这是我真正看重的。我不否认那种会很多种语言唱歌的人，但是举个例子，大山的汉语说得应该是很地道了，但是他用汉语唱歌你仍然还是能听到很别扭的地方，唱得再好你还是会把他当老外看。我也喜欢过很多种音乐，一开始跟着别人一起学重金属，到后来别人仍然在坚持的时候，我可能又开始做布鲁斯，后来练着练着我又开始喜欢澳大利亚风琴类的音乐，然后这些因素可能都默默影响着我。具体来，我也无法说清为什么我的作品会带有很北京很中国的东西，因为可能很多民族乐器我就觉得放在这里合适，然后风格很统一很流畅地把这张专辑做出来，并且觉得这就是我的东西，它能够代表我”。 “南城二哥”：我就想做一个真正的艺人，真正卖艺的人 “南城二哥”这个听起来比较土气的名字是这些同类乐队中比较显眼的一个，他们把民间曲艺中的说学逗唱和摇滚乐结合在了一起，并且，乐队的主唱“二哥”也是经过一番策划和论证才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南城二哥”。
二哥年近不惑，比起更生猛的年轻人，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年轻的时候也组过乐队，毕业后到唱片公司做制作助理，后来当了制作人，每天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音乐，也按照别人的要求做不同样式的音乐。当他想到自己该做什么的时候，他决定搞一个类似天桥地摊的那种组合，简言之就是“在摇滚舞台上像郭德纲那样说相声”。 “有人给我们下了种种定义，总之都离不开‘曲艺’这两个字。‘子曰’、‘二手玫瑰’可能是植根于乐队，或者说摇滚乐的成分重，我们可能曲艺的方式更重。表现是两个方面，第一是音乐上曲艺的成分；第二是演出模式上，说学逗唱是原来老曲艺的真正演出方式。‘南城二哥’就是要走他们原来那种老的方式。”主唱二哥在解释他们的流派时尽量弱化摇滚的一面，他的想法是“民间、民族、传统、传承、创新”。 和所有从事音乐的人一样，二哥走的路跟别人没什么差别，在酒吧里驻唱、到南方走穴，组建西方摇滚乐式的原创乐队。“当时的乐队我都没有把它进展到拿出来演出的程度。”二哥说，“这种方式拿出来到底合适不合适？”在组过几个乐队后，二哥干脆放弃了。 二哥在组建“南城二哥”之前，一直从事录音制作，这段“远离”音乐的经历让他明白了很多。“商业音乐之于我，变成跟自己没关系那个感觉了。录音制作，其实就是一个技术工种，并不是艺术工种。在那个阶段，很多音乐风格在我脑子里就跟我没关系了，我可以以一个非常公允的态度去衡量或者选择它们。我是天津人，天津的曲艺土壤比北京要盛，其实咱们现在流行音乐忘了一个曾经很流行过的东西，就是曲艺。我那会儿没有任何目的性，就开始把一些东西拾起来重新听，但是这次听肯定就跟小时候听不一样。小时候是下意识的那种，现在就是有意地去听去分析，我越听就越不能自拔。后来干脆成为一种业余爱好了，就经常去陶然亭公园找老师傅学快板，很多朋友开玩笑说我老了。后来有一个朋友约我写电视剧插曲，我当时就写了一首歌叫《脸蛋儿》，他们觉得过于晦涩，没用。我经常听，觉得这歌其实挺地道的啊。我就想，自己确实变了，审美也变了。后来我就想怎么去表现它，因为我做制作做了很长时间，唱片肯定不是最佳方式，我了解到的唱片行业是基本上死了。如果互动的话，那么肯定是要现场演出，然后就一直在完善这种想法。去年10月份，我决定弄一个演出团体。”在进行一番分析论证之后，“南城二哥”出现了。 “我就想做一个真正的艺人，真正卖艺的人。就是说，我有这本事，我在这演了，你下回还想来。真正想做的就是用曲艺方式去恢复符合中国的这种演出。我觉得摇滚乐不大符合中国整个市场的欣赏品位，因为你不能光考虑头脑特别前卫的人。纯正的摇滚乐我在十几年前也做过，形式上思想上很激进，始终没摸到一个自己感觉到得心应手，或者反馈者也感觉到特别舒服的方式。‘南城二哥’希望最后把它磨成一个非常符合咱们消费习惯的乐队。” 第一次演出让“南城二哥”信心增强了不少，二哥说：“第一次演出对我自己也是个挑战，到台上以后我感觉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但是远远比原来的任何一个演出感觉到自如。我自己的真实感受就是，面对任何人我都感觉我是王者。我也是一直在找这个。所以说，放弃西方的音乐风格肯定是一个必然。”至少在“南城二哥”出来前，中国还没有这种形式的乐队，观众到底能不能接受，还是个问题。“在酒吧里，可能有些年轻人会不喜欢，但我觉得有些人会喜欢，毕竟可懂度很高。前几首歌大家伙儿有点摸不着头脑，包括上来说段子，底下就是一片茫然。但是我通过观察能感觉到，他们很期待了解这支乐队到底是怎么回事。演到一半后，观众逐渐进入状态了，到后来就满堂彩了。第一次演完，我很有信心，觉得自己的想法得到了验证。我研究了很长一段时间天桥，我是在给自己求证一个什么？就是求证演出能取代唱片。中国演出最火的时候，一种是贵族的演出——堂会，以京剧为首，出来很多角儿。还有就是平民消费的演出模式——天桥。平民消费的一些范畴是什么，这些演员是怎么演的，他上来都是这样，都是把自己能用的先都用上。它是一个有机的演出方式，结合了很多形式。演唱，肯定是最终要从兜里掏出来的那个大力丸，那么前头就是一堆噱头。所以说，唱还是我们的本职工作。” “痴人”：骨子里的那个民族旋律在作祟“痴人”乐队可能是目前把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结合得最好的乐队，他们借用了西方摇滚乐的吉他、贝司、鼓的表现方式，但音乐确实纯粹中国式的，这一点以前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过去，很多内地流行音乐都是建立在西方音乐的基础上，民族音乐（或民族乐器）的使用仅仅起到调剂作用。但是“痴人”基本上放弃民族乐器，但这不妨碍他们打通中西音乐间的隔阂。形式在他们看来是十几年前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他们试图解决核心问题。 乐队的几个主要人物决定了他们的音乐特征。吴泽琦一家六代都是搞民乐的，自己擅长各种民族乐器；张逸松虽然学的是现代音乐，但出生于京剧世家；王则是一个出色的摇滚吉他手。当他们组合在一起，自然就会从中寻找到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恰恰是多年的磨合和感悟中获得的。 在“痴人”看来，他们的音乐回归到民族音乐上，是一种积累的结果。“年纪大一些以后，同样的曲子也就是感觉上的不同了。打个比方说，我们几个人要是早10年在一起弄这些，也出不来这东西，因为积累不够。”吴泽琦说。张逸松说：“还有一方面是理解不够，小时候我学唢呐，都是打着学。我爸是吹笙的，我觉得就是噪音，没有任何美感而言。但是喜欢听戏是真的，我爷爷、姥姥、姥爷，还有我舅舅，都是京剧演员，我当时就是喜欢听，自己也喜欢唱，就跟现在的孩子听着录音机学歌似的。当时我没那条件，但就是特喜欢，具体说到是不是民族感觉特强，也根本谈不上，当时自己也不知道，就是听多了感兴趣。”吴泽琦说：“为什么说早弄出来可能不是这么回事呢，当然前提是，现在的音乐我们自己比较满意。我觉得当民族音乐和流行音乐都兼容到一定程度，也就是都了解，才能把它融合好。”张逸松说：“U2乐队的博诺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他们做的音乐特色不在种族也不在乐器，在于是在抒发什么样的感情。这么多年，这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所以说，好音乐并不在于是某种音色，我们并没有在我们的音乐中刻意加什么民族音色，现在我们手头的四大件已经完全足以表达我们的情感了。我想任何一个听众听到‘痴人’唱歌的时候，第一印象都应该是：这是民族的！有中国味道在里面，具体的‘京味儿’什么的，那可能是一种自然的流露。” 吴泽琦对民族音乐有一番自己的见解，这和很多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很不同。“可能是骨子里的那个民族旋律在作祟吧，我可以这么说，无论你拿一个什么西方形式的音乐，我都可以直接把中国味唱出来，所以外面那个音乐形式和风格都不太重要了。无论是西方音乐还是咱们的传统音乐，好听的那几个音都是一样的，只要这个东西打通了，其他形式都不重要。我听到的一半西方音乐也基本上就是这几个音。” 流行音乐向传统回归，这是经过多年西方音乐影响后的觉悟。张逸松认为：“说到底，我们也还是在实验阶段，不敢说自己已经走在一个特别成熟的一条路上。不是所有的音乐我们都能把自己的‘瓤儿’完美地添进去，还没有达到能做到自己想象的那个要求。”但至少，他们已经这种意识，至少可以开始寻找中西音乐的平衡。吴泽琦在采访中几次提到了罗大佑，因为他的歌词很强调与旋律的搭配。在过去一段时间，音乐创作已经忽视了歌词与旋律的关系，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音乐的表现方式与汉语四声之间的矛盾。 最近10年，西方流行音乐因为互联网的兴起受到很大冲击，新的音乐潮流很难变成主流音乐的宠儿，因为唱片公司不想再冒风险去挖掘新音乐形式，因此西方音乐很难出现主流文化现象的音乐走向。对于已经习惯了复制与模仿西方音乐的中国人来说，现在找不到更新的参照来更新自己。用外来的音乐突破自己还不如自己突破自己。当一切慢慢回到自然状态，让音乐回到自己的根上，也就变成了一种“本能”。音乐点缀式的民族化已经不足以让新一代音乐人感到满足，比以往更有深度的民族流行音乐会在将来，成为内地流行音乐的新的发展空间。 （实习生张萌萌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