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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名旦都和文人形成了一种新关系：是老师，是朋友，亦师亦友。这种关系在民国时期，尤其是1937年前的二十来年形成了高潮，之前没有过，之后也不再有了。”
◎ 曾焱
旧文人而有新思想 民国时期，名票苏少卿说过:“观四子师友之多少，亦断其事功矣。”说的是四大名旦的成就大小，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们身边那个圈子。这个“师友”，不单指捧角的人，更是说文化上的交往者。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所研究员龚和德曾是徽班进京200周年纪念活动的发起人之一。他说，在清代末期，文人对男旦抱的是玩狎态度。进入民国后有了变化，文人和艺人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关系：除了诗酒之会，还有文化上的合作。合作之初，双方都有顾虑，典型的例子是齐如山与梅兰芳，他们后来各自被对方的人格魅力所吸引，才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合作。梅兰芳是艺人和文人合作开风气之先者。合作的焦点是创作新戏和改进旧戏，当然还有交际、宣传、办学等诸多方面的工作。齐如山还开创了京剧研究，尤其重视口述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但在文人和艺人的往来中，仍以男旦为主，生、净、丑行当的很少，“民国时期，京剧几大行当都有发展，但真正超越本行当前辈并获得重大突破的是旦行。我认为这里面的重要原因是，几位名旦都和文人形成了一种新关系：是老师，是朋友，亦师亦友。这种关系在民国时期，尤其是1937年前形成了高潮，之前没有过，之后也不再有了”。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北京史和戏曲史的研究者赵珩看待那个时代，是旧文化尚未完全瓦解泯灭，新文化尚未定型，“四大名旦的出现，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京剧界的一个奇观。那是一个特殊时期，整个环境都不可再造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正是京剧走向鼎盛时期，形成一个平行的奇特文化现象。龚和德说：“与戏曲艺人合作的，大多是有比较深厚国学修养的传统文人。新文化运动的精英少有同戏曲艺人交往的，他们受西方观念影响，看不起传统戏曲，同时因为缺少对戏曲的沉醉而难以驾驭这种艺术形式。还有一个原因：文人同名角合作，要甘于把自己湮没在名角光芒的背后，而新文化人张扬个性，做不到这种牺牲。”四大名旦身边，都有自己的文人圈子，这些人的背景和文化面貌也各不相同。“比较起来梅兰芳身边的文人更古典，也更懂一些现代艺术，有一种形而上的追求。他们塑造梅兰芳，有明确的艺术路线，包括求得歌与舞的新的平衡，装扮上融入现代审美理念，题材上，如《嫦娥奔月》、《天女散花》、《上元夫人》、《麻姑献寿》等等，超越了现实的悲欢离合。这条艺术路线，大概可以称之为古典唯美主义吧。对此，李释戡的表述最为清楚。早期扶持程砚秋的名士罗瘿公以及后来的金仲荪，都是政治上的失意者，他们通过扶持梨园的英绝人才，多少寄托一些自己的政治情怀，这些都直接影响到程砚秋的个性形成和演出。荀慧生的合作者陈墨香，是名票兼长文学。这个人是王瑶卿的好朋友，对旦行很有研究，自己也会唱戏，所以他更重视剧场效果。尚小云在和文人交往方面，好像要稍微逊色一些。” 赵珩界定四大名旦身边的文人，是“旧文人而有新思想”，“齐如山不算世宦之家，但留学欧洲，齐家在民国后甚至不再过旧历年，是有新思想的”。罗瘿公虽是康有为的大弟子，但辛亥革命后一度官至总统府秘书，和傅增湘、蔡元培等人交往密切。1924年罗瘿公去世后，后期扶助程砚秋的重要人物陈叔通，清末授过翰林院编修，1929年又东渡日本专攻政法，回国后创办过杭州第一个女子学堂。赵珩说，这些有新思想的旧文人想要把自己对文化改造的愿望，部分通过艺人去实现。他的曾祖父赵尔丰是清廷封疆大吏，属汉军正蓝旗，但家里并不受旗人习气的约束，在他祖父赵叔彦一辈，和艺人交往已经没有什么限制了，“祖父兄弟三个，除了四伯祖不大看戏，七伯祖和我祖父都爱看梅先生的戏，尤其我七伯祖，是梅家常客。梅先生住无量大人胡同时，也到我祖父在东总布胡同的宅子里坐坐”。他祖父1929年辞官做了寓公之后，因为喜欢传奇本子，总在家里琢磨把传奇改编成皮黄戏，“我保留了他写的两大摞剧本，全用蝇头小楷，带工尺谱，既不求发表，也不换稿费，纯粹是闲适和爱好。真正搬上舞台的只有一出改编自李渔《玉搔头》的《凤双栖》，40年代中期由张君秋演过几次”。不单是这些闲散旧文人留恋京剧，民国时期的北平教授，观剧和评戏也很热闹，可以说是新文人而保留有旧习好。“1927年到1937年可以说是中国旧文化的最后十年，北平的文化人产生了一种故都意识，北平不再是政治中心了，他们想尽可能抓住旧文化的精华。”赵珩说，旧时北平的教授有三大嗜好：逛书摊、吃馆子和看京戏。燕京大学和清华园都在西郊，教授们周末进城，一般都是这么安排的：先去琉璃厂、隆福寺的书店买书，晚上找个城内小馆吃一顿，然后再到吉祥、广和戏院看场京戏。散戏后肯定回不去了，在城里有房子的可以住下，没有房子的就在亲友家借宿，或者到两所大学专为教授看戏设的招待所里住一晚，“东城骑河楼西口路北就有一个清华为教授进城看戏准备的招待所，我小时候去玩过”。那时候看戏最勤的，多是银行、邮局、铁路、医院的职员，协和医院大夫的票戏最有名，票友全是从国外留学回来、受过西方教育的人。程砚秋的儿子程永江说，燕京大学百万基金委员会的主任李伯彦就是程迷，他父亲通过这位李主任，还结识了北大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并和张伯苓先生一见如故，成了挚友。 习书画背后的艺人人格自觉 习字学画，交往文人雅士，四大名旦都有故事。梅兰芳1915年开始学画，拜师北京画家王梦白。之后，他又通过齐如山和冯耿光，结识了陈师曾、金拱北、姚茫父、陈半丁、齐白石这些名家。2006年，有梅兰芳手绘兰花、王梦白题字的一把折扇，在北京保利拍卖会上估价近2万元，以名保画，藏家喜欢的就是其中这些故事。荀慧生下死功夫学文化，传他曾从头到尾抄了整三遍《红楼梦》。荀慧生还有绝艺，每演成名剧目《丹青引》，必在戏台上当场作画，四句唱词唱完，一幅画就能展现在观众面前，博得满堂彩，后来他也正式拜师海派书画大家吴昌硕。尚小云也善书画，尤其好字画古玩收藏，1959年从北京移居西安后，他将自己66件珍贵收藏捐献给了当时的陕西省博物馆，其中有明代倪元璐的行书条幅、周之冕的花鸟画，清代石涛的山水条幅、八大山人的草书、郑板桥的书法对联，鉴赏水准令人惊叹。 “民国后，艺人的人格自觉开始滋长。艺人追求文化修养，为的也是完成这个人格的转变。”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所研究员龚和德说。“那个年代，能书能画，是读书人的基本素质。艺人对自己的标准高了，就想用读书人的基本修养来要求自己。”赵珩听老辈说过，不光是四大名旦，唱老生的时慧宝，字写得最好，余叔岩的书法也不错。程砚秋自己说的一段话，也让人体味到艺人读书学画的心性，并非只是求得通文识字懂些风雅：“读书能知天地之大，能晓人生之难，也能让人有自知之明，有预料之先，不为苦而悲，不受宠而欢，弃浮华，潇洒达观，于嚣烦尘世而自尊自重，自强自立，不卑不俗……”在四大名旦里，他被认为最有文人气，“罗瘿公指导程砚秋，那是真正教，真正学。”龚和德说。梅兰芳的“梅华书屋”，程砚秋的“御霜簃书斋”，往来有鸿儒，名气都不输给同时期那些文人名士的书房。 从1937年起直到逝世前，程砚秋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报子胡同18号的宅子，现在改叫了西四北三条39号。这是一座朝南的两进院落，现在还住在院里的程家老三程永江先生指给我们看，前院三间半正北房就是当年他父亲的“御霜簃”。从他记事起，不管搬家到哪里，对书房父亲都要郑重安排，也是他们兄妹几个好奇打探的地方，里面的布置至今记得清楚：“我16岁以前，大约在1936到1948年间，我和二哥基本天天陪伴父亲。我五六岁的时候，家里还住在什锦花园，三间西厢房是父亲的‘玉霜簃书斋’（那时程砚秋尚未改字玉霜为御霜），有一间专给我们孩子念书用。印象里，俞振飞先生经常在书房里和我父亲一起说戏，我和二哥趴在窗户外偷看，父亲不让，看见就轰走。1937年搬家到报子胡同后，父亲把书房安置在前院的北房，我记得屋里有沙发，茶几上铺着很漂亮的绿绒桌布，一座紫檀屏风，上面有金仲荪先生题写的诗。书柜靠东墙放，印象深的是里面那套线装本《四库全书》。西墙上有幅大中堂，是杜心武先生写的。正梁上挂了邵章先生为我父亲题的匾，‘雅歌投壶谈棋说剑之轩’。” 程砚秋的这个“雅歌投壶谈棋说剑之轩”，曾因了名字的雅，被人拿来和清代名士高士其的清吟堂、查升的淡远堂做过比较。程永江记得，每年入秋，父亲总在书房里插上桂花，满屋生香，来了客人都在书房里接待。“梨园行的老人常来找父亲，不过说戏、吊嗓子都不在书房了。常去书房坐的客人，我记得有过陈叔通陈老，还有吴祖光、文怀沙。”从前“御霜簃”的旧物，留下来一件鸡翅木的大书桌和一条琴桌，程永江屋里挂的那幅山水画轴，也是当年他父亲和师友们在书房小聚时留下的笔墨，款题“遥青画松，慎先添瀑”——“遥青”是授艺四大名旦的王瑶卿，“慎先”是人称“夏山楼主”的名票友、古玩鉴藏家韩慎先，题字者为名士金仲荪，他在罗瘿公身后替程砚秋编写剧本多年。 程砚秋的藏书，在行里公认是拔尖的：古典名著，笔记杂文，更多是戏曲刻本和抄本。2005年秋，中国嘉德拍卖公司征集到1200册程砚秋藏《玉霜簃戏曲钞本》，北京大学图书馆得到消息后，以500万元购买收藏，并用两年时间完成专业修复，向读者开放阅读。嘉德古籍善本部门主管李东冥认为，这批钞本无论从传承还是规模上，都称得上“无出其右者”，其中如清顺治十年钞本《太平钱》等，属于珍罕古籍，对研究清代以来戏曲艺术的发展有极高的史料文献价值。得到这批藏书后，李东冥曾向已经90多岁、被梅兰芳在书里称为“行家”的京剧研究大家刘曾复老先生请教过：“他告诉我们，这批钞本非常有名，当年一部分被程先生收藏，另一部分在梅先生手中。”过去的艺人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技，钞本里保存有大量珍贵的工尺谱和身段谱，北大图书馆请来深谙戏曲的老教授，对照着当场就能表演。北大图书馆善本部主任沈乃文说，这批钞本是程砚秋先生倾力从民国两位藏书家手中得到，一位姓曹，另一位姓陈。专家在修复过程中发现，程砚秋先生曾请人对部分钞本做过认真的整理和勘校。 “有段时间，我见父亲常捧在手里读的是一明代手抄本《渔家乐》，后来听他说，是想把它改成京剧来演。”程砚秋嗜好藏书，也不全是出于搜集艺术资料的目的。他的藏书里，有一部分是罗瘿公去世后留给他的。在清末民初那批名士文人里，罗瘿公的藏书颇有名气，他偏重搜集史料，据此写成《庚子国变记》、《中日兵事本末》、《割台记》、《中俄伊犁交涉始末》等书，受到近代史研究者重视。罗瘿公读书和藏书的喜好，直接影响到他把手教养的程砚秋。在程永江的印象中，他父亲最爱读《史记》和《汉书》，“书房里还有全套的《故宫周刊》，介绍文物典故和历史知识的画册。父亲特别喜欢看这些”。 对戏行，“我不是世家出身”这句话程砚秋常讲，也愿意讲。程永江说，父亲由满人贵胄而家道中落进入戏行，心中有的是不甘，再不肯让孩子学戏。在四大名旦里，程家是唯一没有孩子再进梨园行的。三个儿子，老大学化工，老二学无线电，老三学了美术。唯一的女儿，做的也是会计行当。程永江说他大哥曾经很迷唱戏，1933年父亲在欧洲考察那段时间，祖母偷偷让他大哥跟鲍继祥学唱老生，父亲回国后听说此事，大怒，立刻决定将只有10岁的儿子送到国外，去瑞士留学，祖母和母亲的眼泪也不能使他让步。 “我父亲去欧洲，始终认为自己是以大学生身份去考察而非艺人出访，所以一定要自己学习语言，方便交流。他请了教习每天学法语，最后达到能用法语发表演讲的程度。”程永江近年整理了程砚秋旅欧日记，里面对学习法语这段经历有详尽记录，比如他在民国二十一年即1932年3月12日记下的课程安排：“九点学法文。法文教习从12日起，每星期二，五至六（点），（星期）三，五至六（点），（星期）四一点半至二点半，（星期）五、六，六点半，早十至十一点。”4月上旬，因为社交活动安排频繁，他有几天没能按照时间表上课，都特别在日记里记下，提醒自己，那天“未念法文”。 对于从前的角儿和捧角的人，角儿完全是被动接受的一方，到民国艺人和文人的师友关系建立之后，角儿有了主动交往的愿望和努力。赵珩说，艺人和文人的这种师友交往，梅兰芳应该说是开风气之先。梅兰芳的儿媳屠珍在《京城艺术沙龙——无量大人胡同24号》一文中写道:“无量大人胡同内梅先生的客厅‘缀玉轩’成为人文荟萃的地方，真可说是京城一处‘艺术沙龙’。梅先生的文学修养和历史知识，就是在众多友人谈文论艺、臧否人物、上下古今、无所不及的氛围中，得到了熏陶和提高。”1912年，齐如山给梅兰芳写去3000字长信而不敢上门拜访，担心招来非议。十几年后，在无量大人胡同24号居住期间，梅兰芳从容登门，主动拜访音乐家刘天华，请他用五线谱记录自己的演唱。两年后，《梅兰芳戏曲集》正式出版，成为中国戏剧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