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许纪霖：先生晚年最忧虑的莫过于三者：思想与学术的分离、知识界的党派林立与人类古老文明的衰落。其中，先生最大的忧虑是第三个，后来他每一次见到我，都要谈这个话题。
撰稿·贺莉丹（记者）
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园清幽寂静，时至今日，同《新民周刊》记者忆及王元化先生，历史系教授许纪霖的眼睛，依然会微微湿润。与先生相交20载，谈笑有鸿儒，在许纪霖眼中，先生不仅“老派”，有滚烫理想，且有独立的意志和理论的思考。 王元化晚年曾对许纪霖言，“你不知道作为一个老人是多么痛苦！”为思而在，故常感力不从心。尽管如此，黑格尔那句“精神的力量是不可低估和小视的”，亦是王元化终身的座右铭。其间不曾改变的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文化与思想的薪火相传。 “他总是服从自己的理性” 《新民周刊》：你如何看待王元化先生在中国改革开放这30年的思想解放历程中的位置？ 许纪霖：第一个阶段，70年代末80年代初，围绕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第一拨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求解放，那些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文革”中的假马克思主义拨乱反正，上海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王元化先生在其中起了非常核心的作用。这和王先生个人经历有关，他1938年入党，很早出名。我藏有一套50年代初批判“胡适反动思想”的选辑，1953年开始批判“胡适反动思想”运动时，几乎所有现在我们熟悉的中国著名学者都写了批判文章，其中有王元化，过去的自由主义者对胡适的批判基本上是骂者居多，他们不熟悉马克思主义语言，只能用政治表态方式；但我注意到王元化批判胡适的文章和别人不一样，他用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胡适，是说理的，理性的。多年过去了，王先生对他早年自以为正确的立场也有反思，但他有一点没变——他总是服从自己的理性。 1955年，王元化先生就被打成“胡风分子”，他的反思比一般人要早。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都与个人处境有关，陷于困顿时，会重新思考。 《新民周刊》：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也是如此。 许纪霖：王元化先生的思想反思，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次思想反思，从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那时他读了黑格尔等人的很多著作，这成为他的反思动力，他有一个长期思考过程，厚积薄发。王先生一开始就非常喜欢黑格尔，他欣赏19世纪人道主义立场，和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他们都拥有健全的理性思考能力和独立意志能力。王先生早年欣赏鲁迅，鲁迅也是特立独行。不管哪个阶段，王先生都保存着蛮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文革”甫一结束，许多人出来控诉，王元化先生的姿态不是从感性上控诉“文革”，而是反思，他与中共内部那些一流的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理论家们有着良好关系。王元化当时主要思考的是从康德和黑格尔思想中汲取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关于知性的问题。我们学哲学都说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但康德和黑格尔都讲，人的认识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有三个阶段，知性是一个抽象理解，比如什么叫阶级性。知性是很重要的认识，但如果仅停留在知性阶段，以为知性就是理性，就会犯教条主义错误，王元化先生发现了我们党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的认识论根源就是教条主义，用抽象替代具体，而真正的理性认识是要从抽象再回到具体，要非常细地把人放在历史背景里分析，而不是戴上“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帽子。 1982年，周扬代表党中央所作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请王元化等学者作为起草人，王元化就在这个报告里贡献了对教条主义批判的关于知性的思想，这在当时影响很大，在思想上起到了拨乱反正作用。 在80年代初，王元化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80年代的上海，经济尚未起飞，但在思想解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80年代时“左”的遗风很盛，但上海那时思想界、理论界风气活跃，这与王元化担任宣传部长是分不开的，80年代中期，他倡导和主持了全国第一个城市文化发展战略，那时已开始系统规划上海的城市文化建设，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标志性建筑图书馆、大剧院等，都是当年规划的结果。王元化特别强调，要重点资助城市精英文化。虽然他担任宣传部长时间不长，但一直被公认为上海知识界当仁不让的“领袖”。 80年代后期，有一个“文化热”，现在叫“新启蒙运动”。王元化先生在思想启蒙运动中依然是领导者，他以更广阔的思想资源反思历史与现实，他依然站在时代前列。他是一位生命不息，反思不止的知识分子。 中国文化托命者之忧 《新民周刊》：90年代，李泽厚先生评价，这是一个“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时代。 许纪霖：思想界的人敬佩王元化先生，说他有学问；搞学问的人敬佩王先生，说他有思想。王先生一直提倡“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他把学术和思想结合，达到很高境界。 我对王元化先生最深的印象是：他非常智慧，一直到他晚年，他思想的穿透力很强，很难想一个８０多岁的老人对问题的观察、思考能力如此之敏锐，能抓住问题要害，背后又有学理支撑，让我自叹弗如。按专业，他是搞文艺理论、《文心雕龙》的，但他史学很好，有考据能力，又富有哲学思考的素养，他把文史哲融会贯通了，我想，这样的人，大概才能够叫“大师”吧。 王先生的第二次思想反思，乃是发生在90年代初。80年代末他曾为“五四”精神辩护，90年代初他开始反思，即使是启蒙运动本身也有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理性的全知全能、过度的人为中心、独断论、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论……他发现，曾经他如此信仰的黑格尔思想之中，有绝对主义和独断论的毒素。80年代末他曾为“五四”精神辩护，90年代初他的反思可谓是最彻底的一次，1993年他发表的《关于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影响轰动，他开始反思以陈独秀为代表“五四”启蒙运动中的负面因素，一开始很多人不理解，说王元化“转向”了，由一个激烈的启蒙者变成保守主义者，“转向”一词来自日语，多带贬义，指背叛自己的信仰，这是对王元化先生的误解，“五四”时期不是只有一种陈独秀式的激烈批判方式的启蒙，还有另一种以杜亚泉等人为代表的温和方式的启蒙，贯通中西、融汇新知，既接受现代性，又保存中国文化传统精粹。我把王先生90年代以后所做的工作看作一种启蒙的深入，以完成未竟的启蒙事业。 到21世纪初，王元化先生已是80多岁的老人，但他开始了第三次思想反思，那是对整个人类的文明深刻反思，他自称是“19世纪之子”，他发现冷战结束后出现的全球化物质主义泛滥，尤其在中国特别突出。 《新民周刊》：比如，现在物质极大丰盛，但年轻人感到幸福度降低。 许纪霖：如今享乐主义、物质主义流行，认为幸福就是享受，物质占有就是幸福。王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对此特别忧虑，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不是科技发展、物质进步，GDP增长多少，而是要看人是否可以在进步中继续保持人文的关怀和精神的尊严。在物质主义狂潮面前，人的精神却在日益萎缩，人类迷失了方向。古老的文明与宗教都强调人要有节制、要有精神追求，对大自然要有敬畏之心，这是各个文明的共通之处，但这些在全球化物质主义大潮中统统消解。 我想，王元化先生可能就像陈寅恪先生，他们都是中国文化的托命者、传承者，但到他们晚年，他们却看到，传承到今天，新的物质文明崛起，古老文明有解体之势，人在市场、物质面前产生了新的异化，看起来人好像变得很自由，但真正的内心的自由没有了，精英文化所代表的理性、自由精神，在庞大的、无所不在的市场大潮里被解体。先生晚年最关心这些，虽然那时他已不可能写长文，但只要有机会，他不断地像一位古老先知一样，谈文化保存的重要性，提醒社会。 《新民周刊》：在你看来，王元化先生晚年最感忧虑的是什么？ 许纪霖：先生晚年最忧虑的莫过于三者：思想与学术的分离、知识界的党派林立与人类古老文明的衰落。在这其中，先生最大的忧虑是第三个，后来他每一次见到我，都要谈这个话题。 狂狷不减，尊严尤重 《新民周刊》：王元化先生理想中的知识分子是怎样的？ 许纪霖：王先生是有非常强烈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他觉得，知识分子要走出书斋，要有社会关怀；他也非常反感那些只在媒体里活动的“知道分子”，他觉得知识分子要以学问为本，所谓关怀不能只是空谈。 《新民周刊》：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当遇及公德与私德相冲突时，个人应该如何自处？王先生有没有与你探讨过此类话题。 许纪霖：他没有直接讲这些，我从他的言传身教中感受得到。王元化先生晚年有段话：知识分子要能够抵御各种危险和诱惑。这个时代对知识分子而言，有很多危险，但诱惑更多，更多的人经不起诱惑。王元化先生从来不愿以前官员的身份在外活动，他更愿意自己是一个大学教授，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待名利，他非常警惕。 在我看来，这个时代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有所不为比有所为更重要。90年代以后，王先生非常低调，很多事情他是有所不为，我觉得他身上有“狂狷之气”中的“狷”，狂者，有所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这种品质非常难得。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一直没有作过违心之言，实际上，在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之中，他是比较边缘的，当时他认个错就完了，但他是个死脑筋，没想通的事他不肯认错，最后因为“态度不好”而成为了“胡风骨干分子”。王先生不一定说了该说的，但他做到了不该说的坚决不说，这种有所不为，在当代知识分子当中，也非常难得。 《新民周刊》：王元化先生在“胡风事件”中遭受两年多的隔离审查，“文革”期间家庭也遭受变故。对于个人的尊严与权利，先生有哪些深刻认知？ 许纪霖：我觉得他对尊严看得很重，甚至非常敏感，这也是古老的中国士大夫传统，士可杀，不可辱。他拒不检讨、不肯说违心话，他觉得这和他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有关，他虽不是基督徒，但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他喜欢19世纪文学，一直强调人的尊严来自其精神。 在先生临终的时候，他拒绝抢救。他认为人是一个精神的存在，意识不存在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生命堂堂正正而来，堂堂正正而去，何必弄得开膛破肚，浑身插满管子？他觉得这与人的尊严有关，哪怕人失去知觉，也要保持自己完整的尊严。在很多运动中，他被伤害过，在反胡风运动中，一度精神崩溃，后来在夫人张可的悉心照料下才逐渐康复。我想，受过伤的心灵比一般人要敏感，他反而更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为人的精神生命与尊严。我真的可以强烈地感受到。 王元化先生是很懂生活的人，衣服不多，皮鞋就几双，但都是好的，少而精。他喜欢英国货，不时髦，但制作精良，耐用。先生知道，最好的生活是有节制的生活，他是很有精神品位和生活品位的人。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喜欢喝酒，每次我到他家，有朋友在，晚餐他都要喝酒。后来医生说他不适合喝酒，他说戒就戒，像他过去戒烟一样。一个人有毅力将自己一生之嗜好戒除，这说明他很有精神毅力。 我曾经研究过，２０世纪的中国，有六代知识分子，我把王先生划为后“五四”一代，我觉得中国晚清、“五四”和“后五四”这三代知识分子中最优秀者，是我们今天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及不上的，包括王元化在内的那代知识分子，兼通中西，他们所受的教育氛围使得那个时代真的有“大师”；而现今知识分子很少有贯通中西的，现在我们有“大家”，就不容易了。王先生身上好的品质部分来自于西方，比如基督教家庭影响，那种对自由、尊严的追求及独立之精神，而王先生骨子里是贵族式的人道主义者，对民族、民众有非常强的同情心，憎恶黑暗、痛恨上流社会的腐败，这都是他早年的气质。要理解王先生，去看看19世纪俄国文学，看看赫尔岑、契诃夫就知道了，还有法国的罗曼·罗兰的个人英雄主义、英国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王元化先生的另外一部分修养来自中国文化的造诣，他有机会向熊十力、郭绍虞等多位先生请教学问，关系界于师友之间。 有距离的审视者 《新民周刊》：王元化先生晚年对胡适的态度有转变吗？ 许纪霖：他早年欣赏鲁迅，后来对鲁迅有反思。但晚年他非常欣赏胡适的宽容，宽容比自由更重要，他晚年看到太多的不宽容，有权力的不宽容，也有来自号称自由主义阵营的不宽容，他非常反感宗派习气，画地为牢的做法。 《新民周刊》：在你的感受中，王元化先生是如何表达对年轻一代的关切的？
许纪霖：他不会跟我们讲大道理，他非常强调人的精神存在，更看重安身立命的研究、学问及精神追求。对一般的世俗他可以理解，但也会提醒年轻人；不要沉湎于世俗当中。他看重一个人的诚实、可靠、品位，他讨厌庸俗的、打官腔的人。 《新民周刊》：在你看来，王元化先生的反思能力从何而来？ 许纪霖：来自于他的理性。王元化先生一直在不断反思，他认为反思是一个知识分子良知上的责任。在他身上，有些东西是不变的，就是人何以为人这些基本的精神条件。他不轻信，这可能和基督教精神有关。王先生总保持着一份警惕，他对所谓太乌托邦的东西总有某种悲观精神，不相信民主有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他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不是一个简单的理想主义者，他总是跟他所信奉的理想保持一种距离，去审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