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此次地震灾情信息公开程度和救灾响应速度之快在中国救灾史上前所未有
文|本刊见习记者 胥晓莺
1976年7月28日凌晨4点多，唐山大地震爆发，通讯中断。据后来的报道，是“一辆红色救护车，越过满是裂缝的路面，载着4个人直奔北京中南海，3小时后把唐山灾情报告到了国务院。” 32年后的5月12日，大灾难再次降临。大半个中国均有震感。仅仅十多分钟以后，14点46分，新华社快讯就报道了国家地震台网的监测结果：“北京时间5月12日14时28分，在四川汶川县发生7.8级地震。仅仅两个小时后，温家宝总理已经在前往四川的专机上与国务院相关部门负责人研究抗震救灾的部署。 这就是30年后，中国在地震灾害应急反应上向全世界展现出的“中国速度”。 “在总理面前，我们的行动迟缓了” 5月13日上午，《中国企业家》记者在著名扶贫救援机构香港乐施会看到，官员们正在与香港总部和兰州救灾团队的同事召开紧急电话会议，商议尽快赶赴灾区参与救灾。乐施会的一名官员感慨地表示：“在温总理面前，我们的行动已经迟缓了。” 与温总理一样快速反应的还有武警、消防、解放军的官兵们。截至5月13日，已有近两万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到达灾区，另有3万多名官兵紧急前往灾区，实施应急救助。地震局、民政部、红十字会、卫生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等相关职能部门都连夜启动了应急一级预案或召开紧急会议，救灾物资和救灾人员、医务人员一批批向灾区挺进。发改委、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水利部、电监会、气象局等部门也纷纷在12日晚行动起来，从物资调度、能源与通讯、次生灾害预防等方面配合抗灾。12日晚不眠的还有中国电信（行情,资讯,评论）、中移动、中联通等通讯公司和银行、保险公司等。除了捐款，保险公司向抗灾一线的武警官兵赠送了意外伤害保险。 与以往中国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相比，此次地震灾情信息公开程度和救灾响应速度前所未有。所有的灾情报告、抗灾进展，由媒体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央视从12日下午15点20分，地震灾害发生不到1小时，开始了一场其新闻频道负责人所说的“不知道终点的直播”。央视一套、新闻频道和央视四套打破了平时的节目安排，不间断地直播着从抗灾前线发回来的消息。从成都到都江堰、绵阳、北川、汶川，央视记者的报道与道路开通的速度同步接近震中，14日部队打开空中、水路通道后，记者也和解放军一起挤上了直升飞机和冲锋艇。而在记者暂时进不去的地方，观众照样能通过卫星电话听到先锋突击部队官兵对救援一线情况的介绍。除了央视，新华社也在第一时间从前方发回了重要的文字和图片报道。14日中午12点多，新华社记者随直升飞机抵达灾情发生后通讯交通中断40多个小时的震中——汶川县城，发回了第一批图片报道。新闻信息的畅通还表现在灾情发生后的第二天，国务院新闻办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这一制度还将随着抗震救灾工作的开展持续一段时间。汶川地震中的伤亡人数也及时对外公布并不断更新，从13日上午的9276人到15日晚间的19509人，数据就更新了5次。而在唐山地震中，死亡人数的统计是在足足3年后才对外公布的。 地震救灾应急体系的快速反应让真相跑在了谣言前面。此次地震发生后不到10分钟，国家地震局就迅速通过新华社向社会发布了消息，并及时发布了各地的震感信息，使公众很快知道了真相，避免了恐慌发生。事实上，谣言并非没有出现，12日下午地震发生后，网上传出北京、重庆等地当晚会余震，上海也谣传沪浙交界处发生5.7级地震，当地地震局都很快进行了辟谣，谣言在权威信息下立刻停止了传播。14日，网上又传都江堰一化工厂爆炸，成都饮用水告急，环境保护部立刻向媒体公布了在长江流域的水样监测，消除了人们的顾虑。 信息公开将灾区最真实的情况和最迫切的需求传达出来，接受全社会甚至全世界的援助。直播节目中说前方部队缺少挖掘的器械，四川周边地区的水利、交通等部门崭新的救灾车辆满载着器械开赴灾区；报道中称前方缺医少药，第二天医务人员从全国各地集结出发，北京、上海等地献血人员剧增，达平日的数倍。 与唐山地震我国拒绝国际援助形成鲜明对比，此次抗灾中国向国际社会展现了开放的态度，中国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先生13日在北京表示，中国欢迎国际社会对四川地震灾区提供援助，会及时将接受的捐赠款物送达灾区。温家宝总理还在救灾现场两谢前来帮助救灾的美国友人。 信息公开和快速反应赢得的不仅是灾民生还的机会，也赢得了世界的尊重。13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布《汶川地震：中国形象的嬗变信号》的文章，作者高嵩写道：“在中国，这是一次少有的媒体反应快过行政部门的救灾、调查进度的竞赛。从北京到边远的贵州，可以看到整个行政体系都在把‘及时公开准确信息’作为稳定民心的关键，电视、网络甚至手机短信，都成为官方信息的发布渠道。” 而仅仅就在三个月前的南方雪灾时期，高嵩在一篇名为《中国预警系统的软肋》的文章中评论道：“信息传递的滞后一直是中国式救灾的通病。这个毛病在2003年的SARS期间暴露无遗，到2008年的这场冰雪灾害仍然明显。问题出在哪里？中国式的信息传递思维仍是先外后内、先官后民。” 而这一次，真的不同。 应急管理提速的背后 应急反应速度的加快，似乎要归功于一个并不让人乐观的事实——近年来我国突发公共事件频繁发生，使得我国的公共应急体系积累了更多应对灾难的经验。仅以刚刚步入5月尚未过半的2008年来说，百年未遇的雪灾，奥运圣火传递的波折，胶济铁路列车相撞，手口足病疫情的蔓延……无一不需要各部门快速反应、密切合作、妥善处理。 频繁的坏消息让人们又回味起了那句老话，“中华民族是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这似乎与史实相符，据邓拓写于1937年的《中国救荒史》统计：3700多年来，我国有历史记载的大范围灾害达5258次，平均每年近1.5次。著名经济史字家傅筑夫先生集毕生研究总结道：“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中国灾荒史。”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3年发表的《21世纪风险分析》则告诉我们，频繁发生的灾害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人类进入风险社会的通病。因为现代社会中的要害系统在未来变得更加脆弱，21世纪的风险将呈现“系统性风险”的特点：卫生、服务、运输、能源、食品和水供给、信息和电讯产业领域的要害系统容易遭受单一或一连串灾难性事件的严重破坏，从而导致整个系统的瘫痪。 此次汶川大地震造成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在四川的通信网路中断，多达2300座基地台无法运作。外界与灾区一时间失去联系。 风险的系统性、复杂性给应对风险带来了难度。对中国而言，近年来最大的挑战出现在2003年春天，抗击非典暴露出来我国的应急管理体制条块分割、分兵作战的缺陷，当时尽管各个地方、各个部门都有应急管理机构和处理突发事件的相关部门，但这些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形成有机的整体，造成了责任不清、协调不易、落实不到位的结果。信息发布不及时造成了社会恐慌加剧和灾害的迅速扩散。 抗击非典也成为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转折点。2003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03年下半年，国务院成立了“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工作小组”，总结国际国内经验，重点推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工作和应急体制、机制、法制建设工作(简称“一案三制”)。在具体实施方面，从2004年开始，全国从县级以上直至国务院开始建立应急办公室，以便更好地进行统一协调。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于2005年1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得到通过。在此期间，各地、各部门也制定了相应的应急预案。2006年1月，国务院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25件专项预案、80件部门预案，共计106件。全社会范围内的国家应急管理体制初步建立。2007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突发事件应对法》，10月正式实施，标志着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进入法制化时代。
当巨灾来袭，新闻报道如何纳入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全过程，确保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使媒体发布与政府决策形成良性互动，也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一审稿曾规定：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这一规定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争议。转机出现在一年后，二审稿删除了此项规定，媒体欣喜地称之为“解禁”。 而就在“5$1111_wt$12”地震发生前10来天，《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5月1日正式实施，更被媒体解读为“阳光政府”的翩然起步。
